比约神父于1915年2月15日，由梵蒂冈获得的居留于会院外的准许，为他与省会长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后者从未停止过使比约神父返回会院的努力；仅几个月的时间，他被迫缄默，而终于在1916年初，他的计划成功了。
原来，比约神父有位很要好的朋友，即住在福贾省城的贵妇拉斐尔，她被称为“圣人”。他们并不相识，只不过一些年来靠信件来往，彼此共同分享各自杰出的灵修生活。
一天，拉斐尔对思定神父说：“请比约神父回会院吧！给他听告解的权利，他会做得非常好。”虽然比约神父已晋铎五年，但他未获得听告解权，因为当时一些医生诊断他患了肺病，为防止感染才不让他接触别人。
拉斐尔的话像是一道“神谕”，思定神父转告省会长，两人便决定将比约神父召回会院。
那些天，拉斐尔病得很重，刚做过手术，余下的时间也不多了。借此机会他们写信给比约神父声称：正在临终的拉斐尔表示，至少要见他一次并面谈。比约神父相信了。旅程的花费由病人的姐姐负担。1916年２月17日一大早，比约神父便动身了。
这次行动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以免比太止那的居民起而反对。他们很爱家乡的这位“圣人”，担心有一天会被带走。为不引起他人怀疑，接他的思定神父，只得在本温多的车站等候。
约在中午，两位会士才到了福贾的圣亚纳会院。比约神父原计划在那里最多停留一两天，可是想不到省会长本笃神父早在那里“恭候”。他严厉命令比约神父“永远留在福贾，不论死活。”
面对这样的命令，比约神父服从了。于是，他给家里写信安排了一下自己的物件，同时也写信给本堂巴奴娄神父。从信中可以看出他的委曲，以及他那坚强的、服从的意志：
极亲爱的神父：省会长要我留下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另外他认为由于我的灵修状况，我非常需要一个好的、明智的指导，为能走在上主的路上。对于这些，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我决心接受这一已有的、也是全新的考验。只有你了解我需要多少力量才能对“完全交付给我的那位”，做出这一彻底奉献的行动。因此，请为我祈祷，好使这一牺牲相称于天主，并在天父的眼中蒙受悦纳。
来到福贾的比约神父并未忘记他的使命，次日，便由思定神父陪同去拉斐尔家，她的公寓就在会院附近。
思定神父在日记中写道：他们的相遇，的确像是两位在主内认识已久的人；他们说话不多，仅彼此天使般的目光已超越了人间的一切语言。
每天早晨，比约神父继续探访病人，在她个人的圣堂举行弥撒，之后便和她交谈到中午。拉斐尔死于３月25日，比约神父满怀忧伤地、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思定神父：“拉斐尔微笑着离开这个世界而在主内安息，多么有福的人啊！我很羡慕她的选择，愿借这位天主特选者的转求，我也能早日获得义人的赏报。现世的生活对我已经够了！”
那时，比约神父的圣德已家喻户晓，至少在福贾省已尽人皆知。每天人们都纷纷到会院来见他，为寻求他的帮助。
比约神父写信给神师说：“如果我好久都未告诉您我的消息，请不要怪罪我，因为我没有一会儿的歇息：耶稣为我派来一大群的灵魂，使我根本顾不上其它的事。”
圣亚纳会院坐落在福贾市郊，四周都是些穷困的家庭，对比约神父而言，这里似乎不是太理想的地方。事实上，他的健康很快恶化，院长纳匝肋神父在日记中写道：这位年轻神父高烧得非常厉害。会院先后为他请了两位医生，诊断结果相同：肝部细菌感染，需要完全隔离。
在圣亚纳会院停留期间，一些年来在比约神父身上发生的奇异现象继续出现。由于高烧，他每天都不去和其他会士一起用晚餐，只是留在餐厅上面的、自己的房间。每晚很准时，当会士们正用餐时，突然会从比约神父的房间传来一阵巨响，象隆隆的爆炸声，会士们都十分害怕。等赶到他的房间，可以看到他依旧躺在床上，面色特别苍白，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而且全身都被汗水湿透了，他的衣服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的。
圣亚纳会院院长纳匝肋神父在日记中写下一切，其中有这样一段：
一天，阿里诺的奥思定主教路过这里，会士们和他讲述了比约神父的事。他说道：“弟兄们，中世纪已经过去，难道你们还相信这些传说？”
“那好吧，”我心里说：“这位真有点像多默宗徒，不见不信啊！”
晚餐时，我们开始听到一些响声，那是在大爆炸声前的“前奏”。会士们都很安静，随后便是一声声巨响。
主教的随从，当时正在客房用餐，被吓得头发都一根根竖了起来，急忙拨腿跑向餐厅。主教也害怕了，以致晚上不敢一个人去休息。次日清早便出发，从此再没回来过。
另一位会士，罗同道的院长保录神父，讲述他自己在福贾会院的经历：
他愿在那里过夜，有意亲眼目睹这些奇异现象。晚餐时，他没和别人一起去餐厅，而去了比约神父的房间，他说：“我要在这里等等，非得亲自看看魔鬼是否敢当着我的面折腾。”比约神父笑了笑，劝他别留在那里，并补充说，希望那晚不要发生任何事情。
实际上，当时未有任何动静，这说明魔鬼不愿让人看到，因为每晚响声出现的时间已过去了。于是保录神父离开房间准备下楼到餐厅。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刚下第一个台阶，便听到身后隆隆的爆炸声，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那么大的声音，像是一个炸弹落到比约神父的房间。我只感到从头到脚顿时毛发倒竖，再回去看比约神父时，他已面色苍白，满身大汗。”
类似的事一直在继续，最后省会长不得不干预，命令比约神父停止这些现象，因为会士都害怕极了。从此声音停止，但魔鬼的骚扰仍是不断。
1916年夏天，当保录神父路过圣亚纳会院时，看到比约神父因炎热的天气异常难受，便邀请他到罗同道避暑。省会长批准后，比约神父于1916年７月28日，第一次来到那座会院，是在那里他要度过半世纪之久。
会院所属的加诺地区极为偏僻，很少有人提及：既没有一条大路，更没有适当的交通工具。那里的居民大部分是农民，除了大片的庄稼地之外，便是一些牧场，没有任何的手工业或厂坊。一年四季都显得很凄凉。人们的生活水平很低落：水、电、卫生设备在在缺乏。
于1540年建成的那座方济各会院，距居民中心约两公里，崎曲的山路只可以骡车代步。这座会院是福贾省所有方济各会院中最贫穷、最偏僻的，因此谁都不情愿去那里。一般被派去的人都是由于错误而需要接受惩罚，是去反省和祈祷。
这一如此偏僻凄凉的会院，比约神父却非常满意。他第一次来这里，便停留了一周。然而，一回到福贾，他便写信给长上申请再去罗同道：
耶稣催迫着我，他告诉我需要调整一下身体，以准备好面对另一项他要我受的考验。还有另外一个促使我做出这要求的原因，在此最好先缄默不提。
本笃神父接受了他的申请，而比约神父于９月４日来到罗同道。他一直住在那里直到去世，其中的间隔只是为了服兵役。
1915年11月６日，当比约神父还在比太止那时，便被召服兵役，并且被编入拿波里第十军卫生服务区，编号为2094/25，但由于持续的高烧，于12月10日被遣送回家休养一年。
1916年12月18日休假期满时，比约神父住在罗同道已三个月了，他从那里动身去拿波里服兵役。可是仅住了两周，在一次仔细的体检后，便又获得六个月的病假。通知书上，除了注明休假日期及原因外，还附带写着“期满后等待新命令”。
习惯于服从的比约神父，于六个月期满后，便静静地在会院等候“新命令”。实际上这种做法很有可能被指控为“逃避兵役”。
果真如此，军队方面在等着比约神父去报到，既不见其踪影，便宣布他为“逃兵”，并下达了拘捕令。然而，在政府面前，比约神父的名字一直是方济弗哲，因此谁也未曾想到：通缉的“逃犯”是罗同道会院中的比约神父。最终还是由加诺地区的警察发现了原委，便立即赶到会院为执行逮捕令。“在通知书上明明写着‘期满后等待新命令’，我一直在这里等候啊！”比约神父辩护说。等被押送到拿波里军区后，在司令面前他还是重复同样的话，结果军方相信并赦免了他的“罪行”。
这次，尽管比约神父的健康状况不佳，仍然被征入伍了，并被分配在撒莱的军队营房服务。从此他像别人那样，成了一名正式的士兵，。
比约神父常开心地回忆起那段生活，战友们对他的印象也不错：憨厚、坦诚、幽默。
第一次领到的军装蛮肥大的，主要也是因为比约神父太瘦弱了。他自己也感到怪怪的样子很可笑，他取笑说：“妈妈将我做成男人，圣方济各让我变成妇女（由于穿的会士长袍像妇女的裙子一样），而政府却让我当了小丑。”
在拿波里，比约神父和其他的新兵同住一室。通常无聊的士兵们总习惯于开玩笑。由于他担心人们偷自己的衣物，便都把它们穿在身上：两件背心、两件衬衣、两件上衣、两件短裤、两件长裤等等。一次，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一位护士喊道：“方济弗哲，请立刻接受体检！”比约神父便去见医生，后者请他将衣服脱下。习于听命的比约神父便开始极其安详地、一件件将衣服脱下。在旁等候的医生，看到他脱了一件上衣，还有另一件；脱一个衬衫，还有第二个；一条裤子接着另一条……，感到既惊讶，又好笑，忍不住说道：“方济，你哪里是穿衣服，干脆去开个时装店好了！”
当比约神父在拿波里服兵役时，父亲格拉爵特地去看望他，为他带了妈妈精心准备的由鲜鸡蛋、香油、乳酪和葡萄制成的点心。当看到儿子坐着骡车从军营出来时，便惊讶地问道：“你每天的弥撒收入七毛五，而租车花掉五毛，再给辅祭的两毛五，你还余下多少？”比约神父请他放心，解释说他可以乘车，因为每天自己去一私人小教堂做弥撒，费用仅为一毛五。
早餐后，父子俩一起出去散步时，比约神父想到应该去取自己的军靴，原来是为请鞋匠拨下鞋底的两颗钉子。那时，父亲格拉爵想付费，而比约神父却说：“不必了，因为两颗钉子还值五毛钱呢，已足够了！”
于那年的圣诞节，比约神父再被批准休假，于是他决定经比太止那返回罗同道，好在家里停留几天。每次讲起那次旅行，他都是有声有色地讲个滔滔不绝。他所讲的被记录下来：
1916年12月，当时我正在拿波里军队医院的观察室，我收到一份休假通知书、医院的健康证明和一张自拿波里到本温多的车票，还有一里拉（旧意大利币即一元钱）的换车费。
离开医院，我慢步朝车站走去。经过一个繁华的广场，那里有兴奋的人群，他们唱着、跳着并吹奏音乐，热闹非凡。好奇的我，为了开心便停下看看商人们吆喝着卖什么东西。那时，一位卖伞的人向我走来，口里喊着仅卖一元钱。我当时想：“回家为侄儿们带个纪念品，也蛮不错的，他们一定会很高兴！”可是转念一想：“若买了礼物，我可怎么换车去比太止那呢？”
我继续前行，离车站越来越近了。我打票后便走上月台。这时，另外一位卖伞的人接近我喊道：“卖伞！卖伞！多漂亮的伞！为孩子们买个纪念吧……。”起初，我根本不理他，可是那人始终跟在我后面喊叫着。于是，我停下对他说：“我不想买，你别太烦人啊！”
“发个慈悲吧，让我给孩子们赚碗饭吃！”我们继续走，他边追着我边说道：“你买下吧，很便宜，做个纪念，你一定不会后悔的！”
马上就要上车，看着面前这位难为情的卖伞者，又想到他要养活的孩子，于是我问道：“五毛钱你卖吗？”他将伞递给我。“去吧，将钱拿好，愿天主祝福你！”那人高兴地转身走了。
我感到很累，天气又是那么地冷，而且火车到达本温多的时间也推迟了。一到站，我急忙去换车，可是通往比太止那的客车已出发了；不幸的我必须留在本温多过夜。为了不打扰朋友，便准备晚上留在车站。
本想在候车室找一个位置，可是太多的人拥挤不堪。那时，我高烧得很厉害，几乎站立不住。当我站得累了，就从里面走到外面：寒冷和潮湿直袭骨髓，就那样我一连坚持了几小时。好几次我曾想去车站的咖啡店坐一会儿，至少在那里可以取取暖。然而，我的钱太少，我想：“只有五毛钱，即便进去又能做什么呢？”而且那里已坐满了军官和士兵，他们边等车边吃喝着。
已经凌晨两点，天气越来越冷，我的体温越来越高。在候车室连一块能坐下的地方都找不到。我开始祈求天主和天上的妈妈。我也不敢奢望进入咖啡店，因为那里早已座无虚席。我只得焦急地盼着有人离开，好能在那儿暖和一下，可是没人挪动。等到三点半，当从福贾直达拿波里的火车到达时，终于很多桌子空了出来，但害羞使我失去获得空位的机会，因为我想：“如果我坐下，又没带多少钱，连一杯咖啡都买不起的话，那么昼夜辛劳的店老板不是太倒霉吗？”就这样等到四点钟，其它的火车又到了。感谢天主，在咖啡店的一角，空出两张桌子。
我过去坐在最靠后面的位子，希望不被服务员发现。不多会儿，进来了一位军官和两名警卫。他们遂坐在紧挨着我的那张桌子旁。服务员立刻走来，在问过他们后，也来问我需要些什么。
我不得已也要了一杯咖啡。四杯咖啡一起端过来。很快，那军官和两名警卫喝完便离开了。那时我想：“如果我也很快喝完，当然也必须走；相反，我应将这杯咖啡‘坚持’到我的客车出发的时刻。”因此，每当服务员从远处望我时，我总保持着纹丝不动的架势，手中拿着汤匙一直不住地搅，似乎“加在杯中的糖块总不能融化”。
终于客车要出发了，我站起身搓了搓手，鼓起勇气走向柜台，准备付款。那时，服务员却和气地对我说道：“谢谢您，士兵先生，已经付费了！”由于看到服务员是位中年人，我便想：“或许他认识我，故意在这样说吧！”同时，我也想：“可能是那位军官为我付了钱！”
我衷心地感谢那位服务员之后，从车站出来找到去比太止那的客车。我向四周观看，是否有位认识的老乡或熟人，好能借钱买一张从本温多去比太止那的车票，票价为一块八毛钱，但是没一个认识的。
“怎么办？手里只余下了五毛钱？”
将这事交给天主安排吧！我登上客车坐在靠后边的一个位置，好有机会和售票员解释，或许可以到站后再买票。
那时，很多人都陆续上了车。坐在我身旁的是一位个子高大、穿着整齐的人。他拎着一个全新的手提箱，随手放在膝盖上。车上坐满了人，我仔细窥察却不见认识的人，因为我总担心会出丑。随后自我安慰说：“谁知道有多少人也和我一样呢！或许还不如我呢，呵呵！我至少还拥有五毛钱吧！”客车出发了。售票员开始从前排售票，慢慢地走近我。那时，坐在我身边的那人，打开皮箱，取出一个暖水瓶和一只茶杯。他倒了满满一杯热乎乎的奶咖啡，便将杯子递给我。我当然不敢接受，口里说了声谢谢。可是他一再坚持，同时他自己也直接用热水瓶喝。此时，售票员已来到我们面前，并询问我们要去的地方。
我还未开口，便听到售票员对我说：“士兵先生，您去比太止那的票已经买了！”说着，他将票递过来。一方面我很高兴，可是另一方面我却很纳闷：“谁为我买的票呢？”我很想知道那位“善心的施主”，至少要说声“谢谢”，并为他求得天主的祝福。终于我们到了比太止那，不少的人在那里下车，而我旁边的那人也在我前面走下来，紧随着他的便是我。我刚转身想去问候并感谢他时，突然他已不见了，就像变魔术一样。边往家走，我边向四周张望，却再没看见他的影子。
第二年的３月６日，比约神父又回到拿波里军区，体检结果很糟糕：双肺支气管炎。同月１７日他便被永久性的遣返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