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信理部的处分之后，立刻更换了罗同道会院的院长，他的义务是“严格执行圣部的禁令，防范一切个人崇拜并监督比约神父的一举一动，使其不得与其他会士有任何例外。”
新院长——一位西西里岛人，满怀热诚地尽着自己的职务，但很快便在修会团体和信徒们中激起了一种强烈的不满。他在教堂、会院和更衣室内都张贴布告，昭示人们不可接近比约神父，并不得随意和他说话。
撤去多年来一直照顾年老多病的比约神父的服务员、严禁所有会士对比约神父表达任何的敬意、严禁亲吻他的伤口、严禁扶着他上下楼梯、严禁在炎热的天气给他送啤酒解渴，甚至禁止这位老人在举行弥撒时落泪，也禁止他拜访医院中的病人。
圣诞节、主显节、复活节、圣神降临节等弥撒通常都由比约神父于会院内主持，因此在这样的机会里，总有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赶来与比约神父一起祈祷，然而新会长却废除了这一继续了四十年的传统。
新会长总是跟在比约神父身后，当他们从人群经过时，只要比约神父一停下来问候人们，他便厉声阻止：“快走！比约神父，快走！我对你重复了多少次不可以停下！”
仅几个月的时间，新院长便和比约神父的信徒们结下了仇恨。众多表达不满的信件纷纷寄来会院，有的寄到了罗马信理部；偶而也会发生些冲突，甚至最后闹上法庭。
1963年５月５日，新院长与罗同道的村长莫加迪发生了激烈的争执。那天是比约神父的主保日，历来都隆重庆祝。４日，村长打电话给院长询问应为比约神父的节日做何准备，院长回答不需要准备什么，就像平时那样：早晨五点的弥撒。村长建议弥撒时间改在七点钟，以便更多人参加。“我觉得不合适！”院长坚持道。但他们商定村长和村委会议员可以在九点来会院为比约神父祝贺。
次日九点，村长和议员们准时来到会院门口；他们身后站着一大群人，院长生气了。他表示不愿看到那么多人，因此命令他们离去。当时，比约神父并未被告知村长他们的到来，他正一个人从走廊的另一端蹒跚走过。于是人们跑过去，村长上前想亲吻他的手，但院长突然将比约神父拉到自己身后，将他推进一间小屋并且上了锁。
“你们难以想象我的痛苦！”莫加迪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我立刻走出会院，给教廷的国务卿发了一个传真，我写道：罗同道的居民为在比约神父主保节日，不能向他表达适当的谢意而极为不满，我们恳请您转达教宗，请他解除对比约神父的禁令。
那天下午，罗同道的居民开始行动了：男人妇女们都走上街头，高喊着对院长威胁性的口号，手里举着要求解放比约神父以及处罚其敌人的标语。
第二天，院长写信给村长，表示对昨天发生的事极为不满；可是村长回信指出：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源于院长对比约神父的不公平态度，诸如他对比约神父的监督并禁止其执行司铎职务等等。
这一冲突很快出现在报纸上，罗同道又回到了几十年前比约神父受迫害的时代。因此有人想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请鲁那多先生出面。他作为比约神父忠信的神子，在三十年代即平息了对比约神父的首次迫害。
多年来，鲁那多居住在法国，而比约神父派人召他回来。召回鲁那多是事实，但召他回来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人猜疑鲁那多为了保护比约神父，发表了很多诬蔑方济各会和圣部的文章，比约神父召他是为批评其作法并要求停止和新闻界联系；另有人却猜想比约神父见他是为寻求帮助，非为自己，而是为同他商讨医院的前途。到底因何理由比约神父要见他，我们不得而知；那只能留待日后的历史学家去答复。我们这里仅参考当事人的记述。
巴欣是威乃多的一名工人，也是比约神父的神子，他是在六十年代极力保护比约神父的人之一。1961年末，我去了罗同道。弥撒后和别人一起，我成功地接近了比约神父，想亲吻他的手。突然，他转向我说道：“去找鲁那多，把他带回意大利！”
我并不认识那人，于是我问神父：“谁是鲁那多？”
“自己去打听！”他回答。
当晚，我和别人谈到这事，才弄清楚鲁那多的身份，以及他于三十年代在比约神父受迫害时所扮演的角色。
比约神父的要求对我近似一道命令，我立刻开始寻找鲁那多。几周后在巴黎打听到他的下落。和他约会后，我去见他：“我带着比约神父召您回意大利的命令！”
“我已准备好服从一切！”他说：“给我多少时间为处理在巴黎的事务？”
“四个星期够不够？”我说。
“非常好！”他和我约定于1962年１月14日中午在尼匝火车站会面。
鲁那多准时赶到，我和慰苦之家的另一位医生去车站接他。鲁那多持一本三十多年前由意大利王国颁发的护照，那根本是不可能进入意大利边境的，但他又别无选择，只得交给比约神父并硬着头皮尝试。海关检查了护照却没说什么。
鲁那多下榻于罗马的米开兰基罗宾馆。他立刻要求信理部部长奥达尼枢机接见。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尽管作为信理部的领导且是比约神父禁令的签署人，他却显得很乐意改善情况，只要为比约神父的指控提出反证的话。他表示这事极为复杂，并请鲁那多保持最大的克制。谈话后，回到宾馆，鲁那多写了一份谈话记录。那自然是片面的，但事实上也有其重要性，借此不难明白所有关于比约神父的问题都在于慰苦之家；这一巨大工程及所具有的财富令人人羡慕。以下是鲁那多手写的谈话记录：
“我已亲自下了指示，使人尊重比约神父的自由。”
“目前的院长不一听从您的命令！”
“我可以向您保证：当前的院长是支持比约神父的！”
“如果不支持，他还会怎么样呢？”
“并且我已做出了特殊指示：您可以去罗同道，且随时并任意和比约神父交谈。”
“我非常感谢您，但我并不想如此做。因为如果在问题解决之前，我去了那里，人们又会说我从比约神父那里领受了命令。不过，在比约神父的真正支持者们如塞诺神父等人调回会院前，我很难相信比约神父得到了自由。”
“塞诺神父？不，鲁那多先生，先让目前的院长完成本届三年的任期。”
随后我们的话题转到了慰苦之家。枢机对我说：
“您应该做教会忠信的儿子，并应服从教会的决定！”
“对不起，慰苦之家的创立人、最好说它的创立人们和捐献者，是不会接受与我在1960年10月致国务卿信中内容相反的意愿的。我感到在这事上，我们都被出卖了，连您――枢机阁下也包括在内。戴达主教曾受圣部委托去巴黎，和我协商有关慰苦之家的事；可就在那些日子，比约神父却被迫以服从圣愿，接受了另一与我和戴达主教协商结果完全相反的决定。这种逼迫是极不道德的行为。”
“这里并没有逼迫，比约神父本人曾要求在签字以前仔细阅读了信件和有关材料。”
“我足以怀疑方济各会总会长向您所说的：比约神父已经阅读了枢机阁下的信，并且他考虑了停止创建医院的计划，对这些我是不会相信的。”
“比约神父本人要求次日再签署文件，为有足够的时间思考。”
“方济各会总会长是‘朱飞事件’的保护人，我们根本不信任他。无论如何，我们当中谁都未被征求意见；基本上，现在所做的完全与我们的意愿相反。
“不必坚持，鲁那多先生，我现在已经无能为力了，因为这事已移交枢机委员会处理。”
“枢机委员会也无权改变捐献者和医院创立者们的意愿！”
“我会将您们创办医院的宗旨转告他们，以后我们可以再谈。”
“非常高兴，不过，现在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们目前及以后的态度：我们完全接受圣座想做的任何督查，越督查，我们越满意；然而，我们不接受今天或以后禁止比约神父做他想做的、以及我们委托给他的事情。”
“放心吧！鲁那多先生，我们正在帮助比约神父，好使方济各会不再插手于他的事业！”
奥达尼枢机的话并未让鲁那多止步。他明白实际上比约神父正只身一人面对众多的攻击。于是，他为比约神父最亲密的朋友们召开了一个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维护比约神父权益的组织。1962年５月30日，这一组织“比约神父国际维权协会”在日内瓦诞生了。主席由鲁那多担任，他直接领导由六位精通国际法的著名法学家组成的委员会：两位来自法国、两位来自意大利、一位瑞士人、一位比利时人，秘书长由拉利担任。他曾多年担任国际法庭的秘书、中东立法及政界委员以及国际法学委员会秘书长。
这一新成立的委员会开始立案、对有关人员进行传唤和调查，并将结果寄交政府和教会当局。他们主要针对比约神父的敌人们对其基本人权的无理剥夺。
由于意大利法院必须恪守与梵蒂冈签定的条约，故对此不予受理；而教会当局则故意视而不见。于是比约神父的朋友们决定转向联合国。他们开始准备一本关于比约神父的《白皮书》，其中收集了所有证明比约神父权利和尊严正受到严重侵害的资料。
1963年３月９日，律师拉利写信给道明会士玛屯神父，他是日内瓦天主教国际组织的议员，为请他与梵蒂冈进行最后一次斡旋以免行事过于夸张，但毫无结果。
1963年６月，关于比约神父的《白皮书》已就绪。在正式递交联合国之前，比约神父的朋友们先分别寄给了教宗保录六世、联合国秘书长和意大利总统。
梵蒂冈未作出回应。负责圣座与拉利律师沟通的玛屯神父说道：“我曾和教宗的秘书处有过多次的交谈，但他们既不担心将《白皮书》递交各国政府，也不害怕被传媒报导……。他们坚信‘比约神父国际维权协会’在联合国的活动，完全可以在必要时被制止。鲁那多及其朋友都是些傲慢的人，他们在幻想；而梵蒂冈是不会让步的。”
几个月来，被任命为福贾省特殊代理会长的克来孟神父，却很担忧。他想解决比约神父的问题而避免大事渲染，于是他派了医师莱莉赴日内瓦去说服鲁那多进行和谈。1964年１月10日，莱莉这样给克来孟神父写道：“当我受委托来到日内瓦后，今天我见到了鲁那多先生。情况的确很严重，我感到似乎鲁那多本人已经无法阻止隶属于他的委员会的决定：他们将在下午五点开会，研讨将《白皮书》呈交联合国成员的日期。我个人认为，鲁那多先生或许可以推迟这一时间，但惟一有效的办法是开始处理罗同道会院的问题，即将当前的院长撤职，让比约神父的朋友塞诺神父担任……。我已经做出最大的努力，现在只得由您来决定了。”
可是已经太晚了，在联合国介绍《白皮书》的日期已定于３月25日。鲁那多的委员会已向各国驻联合国的代表、记者、教会组织寄出了五百份；届时演讲将在日内瓦“里蒙”宾馆的大厅进行。同时，《白皮书》也被寄到当时正在召开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教长们手中。
然而在最后一刻，一切都停了下来。“３月15日，我回到了意大利”，巴欣叙述说：“亚历山大法官告诉我：比约神父下令取消在日内瓦的演讲。我立刻打电话给鲁那多，将这事通知他，我对他说：‘记得我在1961年去巴黎见您时，将比约神父召您回意大利的命令带给您吗？好吧，现在我有比约神父的另一道命令：您应取消一切！我自己没有问为什么，这样您可以明白也不需要问我其中的理由’。”
鲁那多未要求任何解释，他只感到很气愤。刚刚在国际舞台上启动的机器又不得不停下来。他紧咬牙关克服着自己的傲气，先将演讲推迟到４月２日，随后便取消了。“唉！我既作挡风墙，又作木偶，这便是我的命运！”他说：“可是我并不埋怨，也不想报复，尽管内心在沸腾：因为我知道自己只是一个无用的工具，我只有服从和缄默。”
然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在比约神父去世后才真相大白，即在1969年，当克来孟神父的《备忘录》出版以后。他写道：1964年１月30日，奥达尼枢机召我到圣部，为告诉我教宗希望比约神父能完全自由地尽其职务。回到罗同道，克来孟神父便取消马加利主教视察后对比约神父颁布的一系列禁令。至此，在日内瓦有关的《白皮书》演讲自然再无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