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约神父去世的消息迅速传遍全世界，人们从四处拥来罗同道。他的尸体起初被安放在一尊核桃棺木内，并摆在祭台前供信友瞻仰；两天后，由于朝圣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将尸体改放在一尊由金属和水晶玻璃制成的棺材内。
殡葬礼仪于９月26日下午三点半开始，参礼的人约有十万。游行队伍穿越村中的主要街道，步行了八公里；空中的直升机，有的负责维护治安，有的负责撒落鲜花。科学院院士麦迪教授，用麦克风带领大家，默想以比约神父的实际生活为题材的玫瑰经奥迹。
晚上七点钟，在教堂举行由二十四位司铎共祭的弥撒。弥撒后，将比约神父的尸体带到慰苦之家的门口，为给病人最后的祝福。然后将尸体葬于地下的小教堂内。
９月27日，下午四点半，地下教堂向公众开放。从此便开始了成千上万人的朝圣之旅。
1969年11月23日，即比约神父去世后的一年零两个月，曼弗道总教区的宗座署理，便在教区展开比约神父列真福及圣品案件的调查。
10月15日，主教任命两位专家负责列品案件。
1971年２月28日，要求神职人员及教友们将比约神父的一切手迹呈交主教府。
1973年1月16日，列品案件的教区调查已全部结束而呈交圣座。
曼弗道教区列品案件的整理既准确又迅速。教廷的列品调查原可以开始于1973年，可是竟十年的时间未有任何动静，因为比约神父的列品案一到罗马便被信理部搁置。曾经五十年之久迫害比约神父的教会最高法庭，颁发了一道道禁令和处罚，但从未收回其中任何一条。因此比约神父死时还等于遭受着圣部的“处分”，在这种情况下列品当然是不可能的。
推动比约神父列品案，还要等到教宗若望保录二世；他个人很支持比约神父。教宗是于1947年认识他的。那时，加录沃提拉（教宗的本名）还是一名年轻神父，就读于罗马的天使大学。假期他去罗同道特为拜访比约神父，他和比约神父谈了很长时间，并在那里办告解。
很多传记都记述：比约神父曾告诉这位年轻的波兰神父将来要登上教宗宝座，似乎这一预言是确实的，因为梵蒂冈对此从未否认。
比约神父和沃提拉的交往不仅限于此。有另外一件经历几乎无人知晓：那是1962年的11月，沃提拉以克拉克夫教区副主教的身份正在罗马参加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他得到紧急通知：同城的那位朋友文达，患了喉咙癌，快要去世。她年仅四十岁，是一位心理学教授且四个孩子的母亲。医生们断言即使外科手术，也无多少治愈的希望。
沃提拉决定求助于他所敬爱的比约神父。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而且当天便交给慰苦之家的负责人巴提，好使他尽快送往罗同道。巴提回忆说：“我立即出发，到会院后，比约神父让我为他读这封用拉丁文写成的短信。他静静地听完后，说道：‘对这个人的要求，绝不可以说不’。随后接着说：“‘巴提，好好保存这封信，因为有一天它会有用的’！”
接下来的一周，我收到另一封要转给比约神父的信，这次是沃提拉告诉比约神父朋友文达彻底痊愈的消息：奇迹就发生在要做手术的前一天。
在比约神父去世后几年，波兰的主教们联名上书教宗保录六世，请他开始整理比约神父的列品案。后来人们才知道，那封信是沃提拉起意写的。所有这一切均说明教宗本人非常敬佩比约神父。当他知道他的列品案件被搁置时，便决定以最高权力进行干预。
比约神父列品案开始于1982年11月29日，整理列品案件的程序那时做了改变。目前只存在一种调查，即在列品候选人去世的教区所进行的。首先是审查当事人所有的写作，如果没有任何问题，教会当局才宣布列品案的开始。其次需要有证人在法庭为当事人的圣德作证。然后将所有整理好的文件寄呈罗马，接受一神学委员会的审查：每位神学家要发表自己的见解并定期集合、讨论，最后审查结果以投票表决。若结果是肯定的，则将以上材料全部送交一枢机委员会审查。他们重复神学委员会的工作。如果枢机们的意见仍是肯定的，最后将呈报教宗裁决。若教宗认为合适，则颁布公告：宣布当事人在有生期间，以英豪的方式实践了基督徒的各样美德。
以上所说只是有关人们的意见，教会同样也要求天主的“意见”，换言之，教会要求天主借一清晰可见的“标记”，证明当事人的圣德，即需要奇迹的出现，为列真福品需要一个奇迹，而且发生在当事人死后。在他生前所显的奇迹对列品不起作用。
对于列品需要的奇迹，同样应予审查。首先由两位医生检查后，分别以投票表明意见；若是肯定的，则交由一个由五位著名医生组成的委员会审查，他们或是信徒或是无神论无关紧要。他们的义务是看痊愈的事实是否可以根据医学理论作出解释。如果他们认为从医学的角度完全找不出合乎逻辑的解释时，那么这一事件再交给一枢机委员会审查。他们通过默想当事人的圣德去断定那是否是来自天主的干预。如果他们的意见是肯定的，则将其呈报教宗，由他做最后的决定，只有那时才可以进行列真福品。
比约神父去世后也显奇迹了吗？
“在罗同道每天都有特殊的恩宠”，比约神父列品申请人之一的鲁麦里神父介绍说：“我们将一切都整理保存了，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便要求补充一些医学性的证明存入档案，收集到的材料之多，令人惊奇。”
鲁麦里神父随手拿出几封信，念道：从古内市一位母亲这样写：我的儿子毛录两年前病倒了，医生们说是由于恶性肿瘤。毛录住进了几家医院，专家们会诊的结果都一样。面对他们的无奈，可以想象我们的失望。于是，我热切地祈求比约神父并许愿：如果病好要去罗同道朝圣。我的祈祷被俯听：毛录痊愈了，不再感到任何痛苦。
从拿波里寄来的信：我，安多尼，自５月17日卧床不起已五个月，多次住院诊断为脊椎间盘突出，最后医生决定必须动手术。于是我恳求比约神父帮助，就在手术前的夜间，我做了一个梦，看见印五伤的他向我微笑，拉着我的手说道：“不必害怕，没什么，你会好的！”我高兴地大喊着醒来。一楼病房值班的护士闻声赶到。我述说刚才的梦。次日早晨动手术前，医生做检查时确认：腰脊椎间盘恢复正常。
彼娜女士从都灵写来的信中说：1980年10月的一天上午，我突然想到比约神父，求他减轻我七年来右手因关节炎造成的难以承受的痛苦，当时什么也未发生。晚上我上床时并没想到白天的祈祷。与平时不同的是，那天我睡得特好；早晨起来，不再感到任何痛苦，右手及手指都能行动自如。
“可以这样一起不停地念下去！”鲁麦里神父说道：“所有的信都如此，记述的事都难以解释，正如我说过的，对某些特殊的，我们要求出示医学证明，这类的痊愈见证也有很多。”
一个很有趣的事例是于1973年发生在休斯顿的：二十岁的多尼患了一种不治之症：医学诊断属于肌肉神经萎缩。经多次手术救治无效，后来这一病例成为医学研究的对象。他的情况还被《医学报刊》登载。他浑身疼痛，靠着拐杖略能挪动几步。
在休斯顿圣若瑟医院经过长期治疗后，于1973年７月23日，多尼看到医生们表示束手无策并请他出院，便很难过。夜间，他仍被剧烈的痛苦折磨着。约在凌晨三点钟，有一个人进入他的房间，微笑着说道：“我想帮助你，不必害怕！”多尼认出那是他经常祈求的比约神父。在神奇访客目光的注视下，他感到一股清凉流遍全身，顿时有一种难以形容的舒服感；几秒钟后，痛苦消失。那时比约神父也不见了。早晨，医生、家属、朋友们都看到了这一难以解释的痊愈：多尼不需要任何辅助工具便健步如飞。
鲁麦里神父叙述了另一个发生在英国的、一位基督教徒妇女阿利丝身上的事情。她从未听说过比约神父。
阿利丝四十八岁，与丈夫福兰克住在距莱沃普城二十公里的小镇。两个孩子都已结婚成家。她本人叙述说：
1973年我在家乡的小学任教。３月27日上午课间时，我正搬一张很重的桌子，突然被一个冒失的学生撞倒在地；我努力几次都未能爬起来，我的腿就像棉花一样软。其他几位同事赶到后才将我扶起。我忍受着剧痛，被他们送回家中。医生检查后为我开了处方和几周的病假。接下来的几个月，病情在加重。1974年３月，我住进了莱沃普的“绿境医院”，并接受了一次大手术。外科医生发现我的脊骨已扭曲变形，同时还检查出一个“变种性纤维瘤”，是它导致我的左腿瘫痪。两年后，我做了第二次手术，为在脊椎骨旁安置一不锈钢架，这次手术是在圣爱轮医院做的。所以我只得一动不动地留在床上十个月之久，而且上半身和左肢打着石膏。每四小时应被牵引机吊起，并随医生的口令改换姿势，然而那次手术仍未成功。
回到家里比从前更失望了，我挪动自己只能借一双特制的鞋子，双手拉动勾在鞋子上的弹簧才能迈步，另外还有双拐；并且第二次手术还引发了左脚的炎症。
痛苦是难以形容的：每天我跌在地上多少次，甚至我害怕呼吸以免引起背部的疼痛。我彻底绝望了。那段时期，我经常想到自杀，每天喝下至少二十片的镇静药物和至少半瓶威士忌。我已经不再是一位“人”，而是一个废物，连自己都无法照顾。
那时，我丧失了信德，不再做任何祈祷；丈夫劝我去法国路德朝圣，我拒绝了，因为我对任何人都失去信任，对天主也不例外。我丢掉了工作和生活来源，真是祸不单行：那几年，我挚爱母亲的去世使我难以接受，我也根本无法去参加她的葬礼。
1980年，为庆祝莱沃普教区成立一百周年，我们教区邀请了外地的两位传教士来演讲。其中一位是费舍牧师，他在我们的教堂举办了一系列的“心灵治愈”讲座。我未去参加，一方面我不再相信什么；另一方面我实在动弹不得。因此，我不认识那位牧师，而是他在听说我的情况后主动地来到我家。
那是1980年５月27日星期二，那位牧师很年轻也很开朗，跟我想像中的大不相同。我告诉他：我已病了七年，而且很怀疑他“心灵治愈”的能力，并说不愿听他谈论天主。
“好吧！我们就谈谈你自己吧！”他回答我。于是我开始向他述说七年来压抑在我内心的痛苦，并向他透露我准备自杀的决定。牧师一直听我讲话，最后用手触摸我的背部。那时，我第一次感到多年来未曾体验过的那股热力，整夜都是如此。
费舍牧师离去，而我二十一岁的女儿莱莉却发现，屋里有一种紫罗兰的芳香。“这位牧师用的香皂或润肤油很特殊啊！”她解释说，可是我却什么也未闻到。
第二天５月28日，约在上午十一点，费舍牧师又来了。我当时正躺卧在地板上，那种姿势使我略微感到舒服，而女儿和她的丈夫坐在沙发上。费舍牧师立刻告诉我：他为我祝福了很久，而且他得到启示：我一定会痊愈的。
他对我说：“把双拐扔掉！”我用力蜷了蜷腿，只是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刺心的疼痛。我很害怕，从地上爬起来扶着沙发坐下。费舍牧师却坚持道：“试着走一走！”
忽然，我看到他的脸变容了：看到的是一位长着胡子、穿着会士的老人，脸上有一块伤疤，而双手握着拳，看上去很僵硬。他慢慢地朝我走来。我发现那位老人正对我说话。他讲的是另一种语言，可是很奇怪，我却能听懂。他在说：“耶稣，耶稣！”随后，他举起一只手用很微弱的声音说：“现在你的脚已有力量，你的腿也好了，站起来走路吧！”我还在犹豫，因为七年来，若离开拐杖，我是不能动弹的。老会士仍在坚持，这次却以一种近似命令的口气说：“因耶稣的名，起来走路！”我听到他的话后，便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走到房间的角落。
会士突然消失，而在他的位置站着的仍是费舍牧师。那时，我不再感到任何痛苦，可是我真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莫非我已经到了阴间？我也不知道显现给我的是何等人物：是耶稣？太老了点！或许是梅瑟吧！费舍牧师祝福了我，离去时说：“现在你不需要我了！”
在惊讶之余，我跑去卧室，拿出那双七年未穿的旧高跟鞋，我试着穿上，走了几步，完全没有问题。我一把将外娚女抱在怀里，开始跳起舞来。
我立刻打电话给丈夫，他三十年来一直在医院外科手术室做护士：“福兰克，福兰克，我能动了！我能走路！我不再感到任何痛苦！”我流着泪大喊。听到我的声音，丈夫想：我可能是由于喝了太多的镇静药物而失去了理智。他急忙安慰我说：“安静，别动！什么也别做！我马上就赶回去！”
福兰克补充妻子的叙述：当我一见到她穿着鞋子稳稳当当地走着，我以为是在做梦。整个晚上我未合眼。早上五点，我为她检查了背部，并未发现任何异常，只是几年来总凉冰冰的背，现在却变得暖和柔软，血液正常循环，不存在任何纤维瘤的痕迹。
福兰克点燃一支香烟，阿利丝接着说：当时我女儿、女婿都在场。他们并未看见那会士，却只闻到一股芳香，而我相反却什么也未闻到。次日，我们全家都去了教堂，费舍牧师送给我一张小像，上面是一位带胡子的会士。“就是他！”我惊讶地喊道：“正是这位老人显现给我，他是谁？”
“是比约神父！意大利的一位方济各会士，是受苦者的朋友！”费舍牧师回答，并说他在多年前去罗同道时，认识了比约神父且成了他的虔诚敬礼者。
直到那时，我既未听过比约神父的名字，又未见过他的相片；更令我惊讶的是听说他已于1968年去世。
从比约神父显现的那天起，我便彻底扔下了双拐，也不再用任何镇静药物了。我相信自己痊愈了，因此我想销毁政府给我颁发的残疾人证明。
然而，又是一场惊讶。1980年８月19日，在莫乃医生的建议下去拍Ｘ光。很奇怪的是：Ｘ光相片上，我的脊椎骨依然是弯曲和变形的。因此，对医生而言，我是不可能正常活动的。事实上，我可以跳舞、走路、弯腰直到手掌触地，上身随意转动却不感到任何疼痛和不适。对这一Ｘ光和事实之间的差距没有人能做出解释。
阿利丝结论说：我仍然是一位英国国教信徒，可是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我变得更虔诚，我学会了敬礼圣母、诵念玫瑰经并经常想到比约神父。自1980年显现后，我再未看到过他，可是总觉得他就在我身边。
天主愿意圣教会光荣他忠信的仆人，很快方济各小兄弟会便为比约神父完成了法典所要求的列真福及圣品所需要的一切。圣座在仔细审查后，于1982年11月29日宣布了比约神父列品案的开始。此后曼弗道的总主教便在教区展开了列品案的调查。
1990年12月７日，教廷列品圣部承认列品所有资料的法定价值。
1997年6月13日，神学委员会讨论获肯定结果，于10月21日枢机委员会讨论，同样获得肯定结果。
1997年12月18日，教宗若望保录二世宣布：比约神父的一生以英豪的方式实践了基督徒的各种美德。
关于比约神父列真福品，申请人呈报了撒莱诺市公西拉女士病愈的事迹。对此，撒莱诺教区法庭于1996年7月2日至1997年7月进行审查。
1998年4月30日，在列品圣部获医生委员会审查；同年6月22日经神学委员会审查；10月20日获枢机委员会和圣部主教们审查；1998年12月21日，在教宗若望保录二世前肯定奇迹的真确性。
1999年5月2日教宗若望保录二世宣布比约神父为真福，并将其礼仪纪念日定于9月23日。
至于比约神父列圣品，申请人向圣部呈报了罗同道小玛窦的痊愈事例。对此，首先经曼弗道总教区的教会法庭于2000年6月11日至10月17日审查通过；10月23日将审查结果移交列品圣部。
2001年11月22日，在列品圣部经医生委员会审查；12月11日经神学委员会审查；12月18日经枢机和圣部主教委员会审查；12月20日在教宗若望保录二世面前肯定奇迹的真确性。
2001年2月26日教宗颁布列圣品的决定。
2002年6月16日，教宗若望保录二世，在圣伯多广场举行的大礼弥撒中，以使徒的最高权利，向全世界宣布比太止那的比约神父为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