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把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稍为收回来之后，才意识到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中年的外籍男士。我一想到他可能注视我那付不安的神态已经很久的时候，实在有一点儿不好意思起来。何况我当时还戴着白领，真感到有点儿失态。
于是，我先主动地用英语向他客气的致候。就这样，我们揭开了一次非常愉快的交谈的序幕。
从他的口中，我得知他姓萧，美国人，是一位在美国拥有一家规模颇大的娱乐公司的总经理。据他当时告诉我时，前年一年间，他的公司仅在美国本土，就有六十个不同的娱乐活动在同时进行着。他那次来台湾的主要目的，就是来邀请国剧团前去美国各大都市巡回演出。他一知道我将住在加州柏克莱神学院，还特地抄下我的地址，邀我届时前去观赏国剧。
我跟这位素昧平生的先生，真有一见如故的感觉。在两个半小时的航程中，我们天南地北地聊个没完。他告诉我，他经年在做着环球旅行，因为他需要亲自到各地去聘请艺人到美国表演。因此他的见识很广，同时他本人又是念心理学的，是一位饱学的硕士，所以谈吐及风度都很斯文。
他对来自中华民国的艺术团体似有偏爱，在美国时，他曾来信告诉我他非常不满意大陆的剧团前往美国表演。因为他是一位反共的人士。
抵达羽田机场后，他忙着跟来机场迎接他的人打招呼，所以我们匆匆告别。几个星期之后，我接到他的来信，问我那晚有没有在机场的地板上过夜？因为他说他并未见到有穿神父的衣服的人来机场接我。由此可见，他除了斯文之外，还是一位蛮风趣的人。
从台北到东京的这段航程，就在愉快的交谈中度过。我竟把到东京后如何去找我的寄宿处──上智大学──的事暂时给忘得一乾二净了。
下了飞机之后，我马上排队，准备入境。但是在办手续的地方，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感到啼笑皆非的事情。
我只打算在东京停留两天，而签证上也只给我两天的期限。但是我抵达机场时却早到了十分钟，换句话说，我只能在东京停留四十八个小时，依照我飞机票上所记载的离开东京的时间计算，我此时必须在机场内等十分钟，然后才准许我入境。办事人员为我之提早十分钟抵达而讨论磋商了老半天，最后才以「宽大为怀」，给我一个特别的许可提早入境十分钟。把我弄得不知是笑好，或是哭好？我心理在想：不是日本人特别守法，就是太小气了！
等到我拿到特别许可时，飞机场的出口处已显得冷清清了，因为旅客早就走光了。
我抵达羽田机场时，已是晚间九时一刻，步出机场，在会客室里还有不少旅客或接客的人。我怀着焦急的心情东张西望，盼望能找到那位要来接我们的神父。但是就是看不到穿黑衣带白领的人。正当我引颈企盼时，忽有一位外籍人士和一位日本青年向我走来，那位外籍人士用英文问我是否来自台湾。这个时候！我好象得救般地连声称是。毕竟我不必再担心怎样摸索着去上智大学了。
我跟他们寒喧一阵之后，就跑去柜台查看，王神父是否会搭下班飞机来，很高兴地，他的名字也在乘客的名单中出现。因此，我们就坐在会客室里，等候他的到来。这个时候，我才弄清楚这位神父是义籍耶稣会会士，目前在上智大学附近的本堂担任副本堂的工作，跟他一齐的是上智大学的一位教友同学。我们在机场聊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王神父终于抵达了。然后我们一起搭火车去东京，真没想到，从机场去东京，途中需要换三、四次不同的火车，而且得花上将近三个钟头的时间！
记得当我们抵达上智大学的时候，已经过了十二点钟了。进了神父们的宿舍，只见全楼漆黑一片。那位副本堂领我们去厨房吃点宵夜。我和王神父都吃了一碗香味可口的生力面，然后才就寝。
次日早晨，我们才得以看到大学的全貌。
上智大学是耶稣会创办的学校，在日本虽然不是属于一流的大学，但是在私立学校中却是闻名的。
据说该校校风颇为自由，当我们步经校园时，有一位神父告诉我们说，学期中间，每日中午都可能有学生拿着麦克风，站在广场上发表言论或政见。
神父们的宿舍好大，共有五、六层楼，听说里面住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会士，共有一百零六位多。在他们中，我只认识副校长，日本人，是五年前在香港参加一次耶稣会青年会士聚会时认识的。见到了他，不禁勾起我们那次在香港开会的回忆。
一九七二年暑假，耶稣会曾假香港赤柱玛利诺会神父们的会院，举办了一个为期两个月的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主办人及来演讲的以外！一共有廿六位年轻会士参加。其中一半来自美国九个耶稣会的省分；而另一半则是来自亚洲地区的会士，国籍包括中华民国、韩、日、菲、美、澳、班、印度、义等。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性的会议。聚会的主要目的是在让来自各国的年轻会士生活在一起，并且在一个比较陌生的文化环境里，去体验、去生活、去学习，进而更能客观地评估自己的文化的优劣。
我之在此提起这件往事，并不是要介绍那次聚会，而是因为遇到上智大学的副校长而引起的追忆。
记得这位日籍神父在会议中第一次引起大家注目的，是在一次教大家如何用毛笔写字的机会里。由于西方人士及部分亚洲会士，生平从未执过毛笔，所以在练习的时候免不了会发笑，甚至于彼此开开玩笑。在我看来，这原是无伤大雅的事，更与侮辱亚洲人或亚洲文化之事沾不上边。可是奇怪得很，当我们练习完了之后，他却向大会提出强烈的抗议，说这是侮辱别人的文化，很不应该。
他这么一提出抗议，不但使大家感到惊讶，连我们三位与会的中国人也都觉得莫名其妙，同时也给大会制造了一种不必要的紧张气氛。
不过，那次举动也仅是他在会议期间唯一使人感到奇怪的行动而已。后来他的表现都很优越，还被大家推派为三位学员代表之一。他是一位聪明、能干、脑筋清楚，而又很有内修生活的会士。
在东京期间，虽然住在同一幢会院里，但是我们只见过一次面，聊了几句而已。因为他为身副校长，职务繁重，而且他很关心照顾别人，所以这样的人很忙是自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