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9月我进徐汇公学小学部（当时称徐汇公学，1933年为了向国民党教育局立案改名为徐汇中学），舍监是张家树神父（他以后升为校长，我1937年入徐汇中学出试时他为院长，1982年我从监狱回申，他是主教。我一生关键时刻总有他）。当时学校纪律很严，1927年国民党北伐军打到上海，学校临时停课，放学生回家，这时我的恶运开始来了。4月8日，星期六下午我妈妈感到身体不舒服，躺在床上，实际是脑溢血，一会儿右肢麻木，说话不清楚，当时我的父亲请了何理中医生来,他诊断后打了几针。星期天又过来看了一次，说好一点了，星期一早上他看后说已有好转，爸爸就把我打发到堂里去请神父为我妈做弥撒，可是回来的时候只听见里边正在号啕大哭，知道妈妈已过世了，我没有能够送终。
一年后，我在学校时，父亲来看我，拿着一盒巧克力糖，原来我父亲做买卖失败，把自己老家的房子和上海全套红木家具卖掉。说要出远门去了，好几年不回家，给我留下一笔钱放在徐汇公学说可以把中学念完。我的妈妈是1927年4月10日死的，那时我11岁不到，今日，我又要失去父亲，父亲拍拍我的头走了，我木头似的站着看着他的背影逐渐消失，一个人含着泪回到自修室去，低头流泪。
我的幸福的童年生活就此结束，很短，10年左右，但我的母亲的热心敬主，温良慈爱，以及父亲的沉默寡言和慷慨大方深深地影响了我。
到放暑假了，别的同学回家，我无家可归，孤零零地留在学校。我家富裕时，常有亲戚带些食品到学校来看我；父亲失败了，没有谁再来看过我。过了一年我父亲出现了，他找到了新的工作，没有过去那么好，收入也不顶高。他一个人住在单位里，让我姐、我弟和我住在学校，到了寒暑假他去旅社租了一间房子，让我和弟弟两个在一起，伙食也包在旅社里，我们一个星期一次去父亲工作处领取零花钱。
可是到了1931年我父亲病了，肺炎（在现在来说肺炎不是什么大病，青霉素一打就好了），那时没有特效药。他先到当时的广慈院，后来看不好，就出来，临时住在我的外祖父那边，请中医看。我知道父亲病重，向校长张家树请假去看父亲，张不批准，就在那天晚上快睡觉了，忽然张叫我去，我的姨夫来了，告诉我，我的爸爸病危。他把我领到外祖父家里时，爸爸已经死去，我也没有能够送终，造成终身遗憾。隔了一天请崔神父BAUMER来做追思，墙上挂着爸爸的照片，本堂神父说这个不允许，叫我们拿走，说这是罗马的命令。真是莫名其妙。
那天是1931年4月11日，这样我们姐弟三人成了孤儿，我爸爸死时存有一些钱留给我们，不太多，我就记得我的外祖父向我的姐姐借去了两千，我的姨夫和舅舅来跟我姐姐说：“你们把钱存在银行里利息非常低，交给我们去给你们找一个更好的地方去存，利息高。”我记得姐姐把银行里的3300块钱都交给了姨夫和舅舅，谁知道他们当天就把这个钱拿到赌场给赌光了，不要说利息，本钱也没有了。多年后，另一个姨来向我承认，在我父亲去世时，她也乘乱取了1000元。1945年，在我圣神父的前夜，伯父来看我说，我父亲在他身边有4000块钱，他怕我乱花不给我，说：当时你们小，不给你们。1931年4000法币，现在币制改了，两折一，4000变2000，今天给你。他又说，1931年的4000法币，可以从黄浦江边摆800桌酒到金家巷，今天的2000法币你可以乘三轮车去四川南路走一个来回。我伯父叫我收下2000元法币并说：“我们清了”。我姑母找我姐并对她说，老家里埋有两坛元宝，是你们祖父给我的，不是你们的，我姐姐和她一起去在床底下的确挖出了元宝，她全部拿走。事后我姐姐向我说：“既是给她的，为什么爸爸在世时她不来取？”我说：“我们的亲戚为什么都那么心狠？”这样一来我们真是一贫如洗了。我的姐姐辍学了，我们家也没有了，钱也完全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