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天主教是法国耶稣会巴黎省的传教区（注：金主教指的是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上海他们办了许多教育慈善事业，中学，大学等等。他们主要的活动范围在法租界，那时候上海有租界，“租界”两个字，对现代中国人来说，有些费解，我儿童、青少年时代，生活在租界内，所谓租界就是被列强欺负的我国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签订不平等条约把我国的一部分国土割让给某个帝国主义列强，作为其领土，成为国中之国，被割让的这块土地成为某一国的了。租界内的行政、治安、税收、财务、司法都属外国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国人应向该国纳税，应守该国法律，租界内的警察是该国人，一般警察是该国殖民地征来的，比如法租界的警察大抵是安南人（现越南），英租界内的是印度人。他们虽是殖民地来的，居然也瞧不起我们中国人，租界是我国的耻辱。法国的租界从黄浦江开始，南面是人民路，北面是爱多亚路即现在延安路，一直到徐家汇。从爱多亚路（延安路北面）到苏州河北岸，地盘先属英国人称英租界。虹口是日本的势力范围，杨树浦是美国租界。以后这几个租界合拼成一个公共租界。法租界还是法租界,法租界是法国人的势力范围，公共租界主要是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的势力范围。
那个时候上海天主教会活动的范围基本上在法租界，而且不让他人进。当时上海教友有一个公教进行会，公教进行会很活跃，很出名，有陆伯鸿先生、朱志尧先生等，他们办慈善事业，办学校，传教，可是当时法国主教规定他们不能在法租界活动。公教进行会办的事业，譬如新普育堂、一心中学，在南市。他们开的医院，都在法租界以外。在杨树浦区有耶稣圣心医院；在北桥有普慈疗养院，专收精神病患者；在闸北有圣母圣心医院；在松江有若瑟医院等。可就是不让他们在法租界内活动，法国租界是法国人的领地。陆伯鸿先生认为徐汇中学只教法文，而在上海英文更有用，他去美国时邀请了美国加州耶稣会来上海办一所中学，主教姚宗李（法国人）很生气，表示反对。陆先生急忙赶到罗马亲自请示教宗，教宗批准了，上海法国耶稣会士不能反对，但让他们开设在公共租界内，取名金科中学。
再来讲中国天主教。那时整个中国天主教会也被划分，根据传教士国家、修会划分。譬如当时的江南省，归法国耶稣会。以后江南省分成江苏、安徽两省，江苏仍归法国耶稣会，而安徽则归西班牙耶稣会。河北南部也归耶稣会，其中献县归法国，大名归匈牙利，景县归奥地利耶稣会。内蒙古这一带是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区域。山东主要归德国人。美国人来得晚，他们就在广东的江门教区，梅县教区。遗使会来得早，他们在北京、天津以及河北北部、浙江、江西省。方济各会，一部分在山东地区，一部分是在山西。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在东北、四川、广东、贵州。奥斯定会在湖南。爱尔兰的高隆庞会在湖北汉阳和江西南城。圣言会来得较晚，在山东、河南和甘肃部分地区。
中国的传教区既根据修会来划分，中国教会的事务也就由各修会控制，决策权在国外。各国政府以保护侨民为理由，也在控制各传教区。法国政府以拥有罗马教宗给它的保教权的名义更进行干预。中国天主教会不在中国人的手中。没有一个通盘的规划，各修会各自为政，不利于福传。教宗本笃十五世想改变这个局面，发表了一个“夫至大”MAXIMUMILLUD：的通谕，强调传教区重点应是培养国籍神职人员，务使国人治教等。在中国的外国主教反应极冷淡，扣住不传达，只有西安的光主教积极响应，教宗就任命他为巡阅使，代他巡视中国的教会，他去罗马作了汇报，教宗决定派一名代表常驻中国。马相伯得到该通谕的原文后译出才得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