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月25日到上海北站，没有人来接我，我一个人到徐汇修院向当时修院院长姚赞唐报到，接着就去看格寿平会长，他向我说：“你回来了？我正打算写信给你叫你不要回来。”我想我在香港十几天，他要是真想写完全可以写的，我的感觉是他很虚伪，但我什么也没说。
1949年8月罗马任命龚品梅为新成立的苏州教区的主教，南京教区的龚士荣为上海教区主教。龚士荣已遵从于斌的安排离开大陆到了台湾。毛泽东在北平发表过一篇重要文章声明将严办战争罪犯，名单中第一个点名的是蒋介石，第二名是李宗仁，在40名罪犯名单中，于斌名字赫然在内，而且名次靠前。龚士荣认为自己是于斌的秘书，自己又在台湾。任命自己为解放的上海主教很不妥，自己回去也许未到站就先会遭逮捕，对教会不利。龚上书罗马辞职。1950年罗马批准了龚士荣辞职，调龚品梅为上海主教并署理苏州教区事务。接通知后龚品梅立即走马上任，把主教公署放在四川南路天主堂，任命朱雪帆为副主教，李式玉神父为教区秘书长，周士良神父为主教秘书，傅鹤洲神父为教区财务主任。这是他的班子，而实际上他依靠的不是这些人，而是法国人格寿平与才尔孟两人。
我到徐家汇修院后第二天就去拜会龚品梅主教。那时按惯例，上海、海门、南京、苏州几个教区神父在董家渡做年度避静，龚品梅、朱开敏、蒲敏道、格寿平四巨头同时在董家渡。我去一处同时可见到他们四位，省时又省事。我到时，他们四人才用完午膳在休息室内谈话。我敲了门应声进入，向他们问好。龚、朱二人没有请我坐下，就先急问我：“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所谓他们当然指美、蒋。我没有想到他们连问候话也不说，却马上提这个问题。我毫无准备随口说“早哩。”他们又急忙问：“那么大约什么时候？”我回道“难说。”我心想“国民党狼狈逃走哪能很快就回？”他们再问时，我回说：“总得好几年吧，也许十多年吧！”朱开敏主教说：“你知道什么？今年中秋节就能回。”他们是主教又是老前辈，我只好不做声了，我内心想，苏联1917年革命成功到1951年已34年，中国革命不会短于苏联吧，我回国后第一次的拜访，谈话的内容竟是这样，大大出乎我意料。
我在欧洲时，各国教会还没有全国性的主教团或主教会议这种组织。每一个教区直属罗马主教部，以及圣座驻各国的大使，这很不利于各国教会的全局和统一行动。但各国教会也有些措施予以弥补。在法国则是全国枢机和总主教联席会议，每3个月举行一次，讨论全国性的问题，按时发出指导性的文件。我认为这种做法也可用于我国教会，我国教会太分散了。我就天真地分别去拜访龚品梅和朱开敏两位主教，我对他们说，目前的形势，共产党将长久统治中国，外国传教士或自动撤退或被驱逐出境，即使他们能留，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我们并不一致，我们中国神职人员应团结起来应付今天特殊的局面。你们一个是上海主教，一个是主教中的元老，是中国被首次祝圣的主教，你们两个有威望，应联名邀请中国主教来上海开个会，商讨应变事项，为中国教会找一个出路，找一条能长期存在的路线，或用拉丁文所说的“MODUSVIVENDI.”。他们客气地回说：“让我们考虑后再说。”我正在等待他们的回音时，耶稣会长格寿平叫我去说：“金神父，你才回国，为什么胡说八道？黎培里公使来信告诉我，说你才从外国回来就表现不好，叫我管好你，你究竟说什么？”我说：“我只向两位主教提些建议。”他说：“好好教你的书，别给我惹出问题，我本向黎公使申请要他任命你为修院院长，他拒绝了。”我心想，在今日形势之下，不做头头更好。
托运的书到了，我去海关领取，海关官员叫我打开，他们一看都是书，而且是外文的，就说，还需水上警察来看了才可放，要我等着。等了半个小时他们来了，他们一翻都是外文书，问什么内容，我说都是哲学书，他们不说什么签了字放了。我雇了一个平板车带回修院，姚赞唐院长问我要留在身边吗（王昌祉神父回国时，姚当时要他把书交给图书馆，他不肯，闹到会长那儿去，桑会长批准了王，所以姚这样说）。我想，我自身朝不保夕，随时会失去自由，要那些书有什么用？说按惯例上交。他高兴得很。我这个人回国初期等待随时被逮捕（现在则等待随时死去），世界只是逆旅而已。
我开始深居简出，用功备课，上课，几乎也没有人来看我。学生很好，也欢迎我教，第一次有中国人教神学，此前王昌祉神父再三要求教神学，姚赞唐总是一口拒绝。我是中国人，学生也是中国人，但我得用拉丁语来教。梵二会议前，普世修院都用拉丁语。老师、学生都感到别扭。梵二也改革学习，一切改用本国语言，省事多了。但我认为拉丁文很美，把它全盘抛弃，也很可惜。也许这是老人怀古情深吧！
我去徐汇中学拜会了张伯达神父，他是上海的中国会士中唯一当院长的，俨然是中国会士的领袖。他很客气。在徐汇中学工作的还有曾是我的老师王方神父，我的同学朱洪声神父、陈天祥神父。我们相见很高兴。此后到张伯达8月被逮捕为止，我每个月去一次，事后和我同去的也曾是我老师的陈云棠神父告诉我：“我们见到你能主动先去看张伯达很高兴，张伯达在你面前有些内疚，他在老主教惠济良和老会长姚赞唐前没有少说你的坏话。”这事我知道，否则我不会在苏北待一年，但我应忘掉不愉快的事，我对陈说：“过去的事，谈它干吗？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让过去的永远过去吧。”张伯达由于公开在大会上反对“三自革新”运动（下将提到），于8月被捕，11月因脑溢血死于监狱中。张出身名门，很有才华，特别善于交际，人们曾猜想他会做上海首任国籍主教或国籍会长，但未成为事实。他英年早逝，令人惋惜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