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中国后细细地观察，上海教区虽然有了中国人当主教，但仍然是法国人当权。龚品梅圣了神父，先在松江当圣心初中校长，后调任震旦大学附中初中部教导主任8年，后升任金科中学校长，一直做教育工作。当他在震旦时，震旦大学挂名校长为胡文耀，无权，才尔孟名义上是常务董事，实际全权在握，龚对才五体投地佩服。才改任上海教区和耶稣会的财务主任，住四川南路天主堂，龚当了主教改四川南路天主堂为主教公署，朝夕和才在一起，有事必向才请教。龚当主教前，耶稣会长格寿平兼上海教区副主教。龚到任后，虽然任命了朱雪帆神父为副主教，但朱住董家渡天主堂，两人很少见面，龚并不器重他（朱和龚同时被捕，但由于朱未受龚重用，不参与教区的决策，法庭上只判他5年刑）。格仍以天主教法律专家为龚的顾问，每天去四川南路见龚，龚事无大小都和他商量，龚身边有才、格两人，他们掌握上海教区。龚出面，出谋划策的是格、才，龚对格、才真是言听计从。
解放后全国轰轰烈烈搞土改，上海也不例外。龚在咨询了格的意见后草拟了一个文件向神父们传达其内容：“教友不得参加斗争地主大会，被迫参加者不能发言，所发给贫下中农的财物及土地证，可收下，只作代为保管处理，待将来还给原主。”龚要教区神父向教友传达，神父们说：“这怎能公开传达？不是反映出等待美、蒋复辟，反攻倒算吗？”这发生在我回国以前，事后才知道龚、格这项指示，我认为这完全站在地主的立场，不是对抗土地改革吗？很不明智。全国土地改革是国策，也是最得民心的大事。在上海，龚却对抗，是不可思议之事。
1950年底也就是我回上海之前，中央人民政府发起了“三自革新”运动，四川万县的王文成主教和成都的王良佐神父积极响应，政府大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此前基督教吴耀宗先生已在号召基督教参加。“三自革新”运动在基督教内比较顺利的进行。
宗教必须脱离帝国主义的控制，应掌握于国人手中，这是解放后的国策。“三自革新”运动由中央发起，由于天主教王良佐在四川首先响应，又由于上海天主教会在全国的地位，四川、上海就成为重点。对“三自革新”运动，教廷公使黎培理立即表态反对，龚品梅、格寿平相商后也表态反对。上海政府认为，由于上海教会在上海办了许多学校。“三自革新”运动应在教育界首先推广。上海教育界校长会议上，在格寿平指示之下，正当大家要通过“三自革新”议案时，张伯达站起来发言反对，时代中学主母会修士白校长也发言反对，该提案当时没有被通过。事后张伯达、白校长两人先后被捕，白几次转移，邓小平再次上台后释放出狱，法国主母会接他去巴黎，安死于该修会。
张则于1951年11月死于狱中，狱方通知徐家汇本堂蔡石方去领尸，蔡把张的遗体放在徐汇无玷圣母堂内，吸引了徐汇中学师生，和附近数以千计的教友前往与遗体告别，龚又在徐家汇大堂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思大礼弥撒，张葬于当时的天主教息焉公墓内。许多青年前去凭吊祷告、开会，国外教会更作了大量宣传，称之为殉道圣人等，使中国政府极为恼火。
上海的神职人员及教友由于龚的反对，对“三自革新”运动反应极冷淡，参加的寥寥无几。首先响应的是震旦大学校长胡文耀和医师杨士达，龚品梅出面宴请胡劝他不要加入，姚赞唐约了杨士达面谈（姚曾是震旦大学校长)都没有效果，两人坚持参加。政府主要在教师队伍中发展会员较有效果，汇师小学的汤履道、顾梅青以及晓明女中的袁蕴常相继加入，上层教徒中加入的有陆伯鸿先生的五公子陆薇读先生。其他有名望的教徒如朱孔嘉、顾守熙、董贵民等则坚决拒绝，后来他们被划成右派，成为重点批斗的对像，顾守熙被捕入狱判重刑。
四川是重点，黎培里派遣在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工作，原籍四川，出身望族的董世祉神父去传达指示。在重庆召开教友大会企图通过“三自革新”决议时,董神父突然出现，宣读了“两全其美”的演讲词，反对“三自革新”运动，决议没有通过。散会后，董立即被捕，死于狱中。董的讲词在教会内部流传颇广，竞相抄阅，在上海几乎家喻户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