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前夕，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聚首雅尔塔，罗斯福对斯大林做了重大让步，允许东欧属于苏联势力范围，二战结束时东欧反法西斯政党建立的政权次第落入共产党之手，东欧诸国成为苏联的卫星国的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党势力也日益增长成为重要大党。1948年意国大选前夕，意共呼声极高，教会庇护十二世公开号召教友们参选，投天主教民主党的票。结果天民党获胜，稳定了西欧局势。
1949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取得全面胜利时刻，教廷圣职部发布反对共产主义法令，强调唯物的共产主义必然反对基督信仰，即使中共领导有不反对宗教活动的言论，但事实证明，共产党是反对天主教、反对宗教、反对基督教会的，因此依据法典1399条，禁止出版、传播或阅读袒护共产党学说的书刊、日报及传递，并在有关刊物投稿。教友不能参与宣传共产学说的活动，也不能为反基督的邪说辩护，否则会被视为背弃公教信仰。我当时心中想，这样一个全面的禁令在资本主义国家执行也有困难，教徒中，支持拥护共产党的不在少数。事实上，各地教会也没有传达到基层。谁知道，我回到上海，发现龚品梅在格寿平的指示下，居然逐字逐句地传达并执行这个指示。我当时感到，今后在中国做个天主教徒不容易了。
共产党非常喜欢开会，解放初期特别喜欢开会，几乎天天开会，有时，整天开会。学校、工厂、各单位、所有街道、里弄组织不断地开会，当会场群众高呼共产党万岁时，格寿平指示教友不许举手，会议上数千人在高呼共产党万岁，几个教徒、老师、学生、工人只能低下头不举手、不高呼，人们用惊讶的眼光注视着他们。学校内，小学生争戴红领巾，以戴上红领巾为光荣，老师动员教友小朋友加入少先队，他们却被告知不准戴。教徒工人参加劳动，但不准加入工会，里弄内组织居民读报，教友不准参加，去了也不听，做教友的得付出多大代价！后果也多严重！
抗美援朝运动开始了，美国成为新中国的头号敌人，几十万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和朝鲜军队并肩作战打美国人。龚咨询了格后指示，教徒不得参加志愿军，也不得参加抗美援朝运动，也不许捐献飞机大炮。不但如此，梵蒂冈于1949年还任命一个美国人作中国扬州教区的主教！要众多教友跪在一个美国人面前！做教友真难呀！但坐在舒适的房间内，喝着牛奶，吃着牛排的我们或制定或传达这些冷酷的不近人情的指示，不惜置教友于绝境，使他们冒失学、失业甚至失去自由的危险。在监狱内反省的我感到实在对不起广大教友。我们应当为教友、群众设想，让他们在共产党统治下生存，好好学习、工作和全体人民一样才对。
新的历史教科书出版了，书内提到梵蒂冈是反动的，是美帝国主义的帮凶。龚品梅通知，全上海的教友教师，不许讲这节课，宁愿辞职失业也不准讲。一名讲师向我说：“神父，我服从龚主教的指令，我失业了，我虽然上有老下有小，他们需要我赚钱，但我辞职不教，我家里还有10两黄金可以维持一年多的生活，将来怎样，我托付给天主。”我听了心酸。我们主教神父没有家庭包袱，有人供养，普通教友呢？
面对上海教友的对抗，政府加强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扶植爱国会，镇压教友中的骨干分子，1951年4月27日上海逮捕反革命分子，也逮捕了震旦大学学生会主席董松龄和英木兰以及刘X三人。震旦大学的天主教学生在神师华祝三（HAVAS匈牙利人）神父、朱树德神父领导之下团结一致，服从龚、格不响应政府发起的不利于教会的运动，使自己越来越孤立。
接着又查抄了在岳阳路的中国天主教务协进会的会址即CCB，逮捕了陈哲民神父（黎培里的秘书）、沈士贤神父（圣母军指导司铎）、爱尔兰籍MGRATH穆克勤神父（圣母军全国领导人）并勒令停止一切活动。CCB原名全文为CATHOLICCENTRALBUREAU，政府把它译成天主教中央局（按：CCB乃黎培里倡议成立的）。1948年美国纽约总主教史贝尔孟枢机访问我国时带来一个重要代表团，临走把华理柱主教（WALSH)留下，担任CCB的秘书长主持CCB的工作。华青年时加入MARYKNOLL传教会，来中国广东传教，后来任广东江门主教，后回国工作。1948年又来中国，1958年被逮捕，判刑20年，在提篮桥监狱，得到特殊优待，红十字会不断寄给他食品，尼克松总统来华前夕，政府宣布他能接受改造，表现良好，提前释放回国，死在美国总院（逮捕华理柱时，一起逮捕了若干教友，荣德先的丈夫朱义生也在内，华被释放回家，朱死在狱中）。
1951年初CCB开了一个应变会议，龚也参加，会上商定黎培里不能行使职权时，将由龚接任教宗驻华代表之职。龚信以为真。1954年他天真地对我说：“怎么梵蒂冈迟迟不明确任命我呢？”我心中想，要外国人交权给中国人是难的。天主教明末传到中国来后，只任命过罗文藻一人为中国南京代牧，并让他等了十多年才祝圣。此后200多年只有外国主教，一直到1926年才由6名中国神父任6个小教区的主教。到1949年解放前夕，大多数主教仍是外国人，20多位总主教中只有3人是中国人。以我自身为例，外国人能在中国时，会长、巡阅使是由外国人当，外国人没有了，才轮到我这个中国人。教会由人组成，一般人的思想境界总是由其背景民族思想形态所支配，框框重重很难越过。
1951年中黎培里被驱逐出境，他先留在香港，后去了台湾，他1947年作为圣座公使来中国，我去了欧洲；他1951年被驱逐前夕，我才回中国，从来未见过他和他谈过话，对他了解很少。有两件事是我后来知道的：一、他在解放初期写信给全中国主教，号召他们祈求佘山圣母护佑，并提议如果中国教会渡过难关，安然无恙，将来在佘山建立一座大殿感谢圣母。有30位主教来信响应他的号召，写了许愿信寄给黎，黎交给龚，龚交给佘山的总铎吕道南（法国神父PRUD＇HOMME），他把这些信放在佘山大殿圣母像脚下，龚被逮捕后交代了，人民政府把这些信取出，并以此为罪证，说明教会等待变天。我现在有个问题：佘山圣母不是保护了中国教会吗？现在中国教会安然无恙，日渐发展，我们不是应当还愿感谢圣母吗？二、1947年11月才尔孟接万尔典为上海教区财务主任。他一上任，就向人说：“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共产党来后，将把教会财产没收。”他着手把上海教区的房屋土地卖给人家，把钱买了许多美国大公司的股票并带走，黎培里获悉后，写信给他禁止他再卖下去。黎说，外国传教士将全部离开，但中国神职人员必留下，应想着他们。才尔孟被驱逐出境后在欧洲活动一年后回香港负责耶稣会在华的财务，他买进的股票都在香港。1967年盛传中国将武力解放香港。罗马下令把在香港的属于大陆教会的动产都转到罗马，交给福传部。才尔孟管的所有美国股票都上交了。2003年我经过德国耶稣会院时，一名老神父向我说，那时他在罗马耶稣会当财务主任，是他经手办的。他认为上海教区的最大一笔财产已转移到安全地带，他没有料到罗马福传部会把这笔钱吃掉，上海教区分文拿不到，几十年来福传部没有给上海教区一分钱。而留在上海的房地产却安然无恙，没有损失，共产党没有吃去，上海教区以此维持生活，这有些讽刺意义。我困惑。
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政府在全国范围内伸出重拳，出击的对象是“圣母军”。圣母军起源于爱尔兰，专为恭敬圣母并鼓励教徒多做祈祷与行仁爱工作。黎培里为教宗驻爱尔兰大使时发现这个组织。他认为有利团结信徒，提高他们的素质。调来中国后他大力提倡这个组织，圣母军从基层开始分地区发展，每一个小团体请一位指导司铎，小团体内有会长，也有小组长，分别负责祈祷、培训、联系、财务等等工作。黎培里特调来爱尔兰籍穆克勤神父作全国指导司铎，全面负责。上海的圣母军在青少年中特别在校学生中发展较快，个别神父也在堂区中组织。这个组织带有“军”字，特别引起共产党的注意和重视，认为这个组织具有政治目的，带有军事性质。这类组织在共产党统治的国家绝对不许存在，必须彻底消灭。中央政府把圣母军定性为反革命组织，勒令所有会员立即声明退出。文件指出参加者都是地主分子、国民党反革命分子等，必须登记退团，并要求退出的会员进行检举揭发，务求一网打尽。全国公安机关立即行动起来，在上海设立了几十个退团登记点，勒令会员报到、填表。交出会员证、会员手册，声明自己幡然觉悟，宣布退出，写下受骗上当经过等等。解放后凡共产党上级布置的任务下面一概雷厉风行。但在取缔上海圣母军行动中受到挫折，上海的圣母军服从龚、格指示几乎全体拒绝公安局的命令，坚决不承认圣母军为反动组织，令政府大为恼火。中央认为上海公安执行不力，把在天津镇压圣母军有功的公安局长许建国调来上海，以铁腕手段压服上海圣母军。原公安局长杨帆降为副局长（按：杨后与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同时被捕，作为反党分子关押20余年，潘释放后，“文革”中又被捕，最后死于狱中，杨在四人帮垮台后获得平反昭雪，回到上海双目已失明），许建国后升为上海副市长、中央公安部副部长，他的作风强硬，杀气腾腾，9.8事件即逮捕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成员，由他亲自指挥（当时陈毅市长已调往中央，担任副总理并外交部长职）。不知何故许建国后来调去当外交官了，先任驻罗马尼亚大使，后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接着奉命回国述职，在机场上被逮捕，立即关进北京秦城一号监狱，死于狱中（我从他女儿写的并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为了纪念我的好爸爸》一篇文章中得知许的情况）。
1951年我回国后，荣德先的儿子朱恩荣来看我，告诉我他是圣母军，而且是负责图书馆的职员。当时风声已紧，我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赶快去香港，切不可留在大陆，他的父母同意他出去。他到了香港去华仁书院补读英文，后来他蒙天主召唤进入耶稣会，一直在台湾从事青年工作，对台湾教会做出贡献，深受台湾天主教大学生的爱戴。他如不出走，一定会被捕，判刑发往东北或西北劳改。
上海政府在取缔圣母军的同时，逮捕了圣母军的指导司铎，如法籍耶稣会士傅若望（JEANDELEFF，出身望族，两个弟弟为神父，三个妹妹为修女。他在狱中自咏成诗句，驱逐出境后回法国，出版了该诗集，销售很广）和姚景星神父。姚曾任金科中学校长，被捕几个月后释放出来，后调往张家楼当本堂，后为修院教务长，光启社社长，译著很多，尤其出名的译文为《爱的呼声》。尽管在重大压力之下，这些年轻的圣母军表现极勇敢，信仰坚定，虔诚恭敬圣母，为了教会，不怕牺牲。大多数会员准备了一个小包，内装更换衣服及洗漱用具准备随时入狱，可歌可泣！其中许多人在1955年9月8日后失学，失业，失去自由。
上海的这些圣母军，绝大多数是高中和大专学生，出身富裕家庭，有的父母都是非基督徒，他们奉命抵抗公安局命令时不被家长和亲友们理解，他们当时准备入狱，入狱判刑后去青海、东北等地劳改，劳动积极，得到嘉奖，但坚持信仰，丝毫不动摇，有的还暗地里做福传工作。拨乱反正以后陆续回到上海，他们现在的生活条件远不如今日的我，更不及流亡在美国的龚品梅等，但他们对过去从不抱怨，真是天主的好儿女，我内心佩服他们，自愧不如。
耶稣会中有七八位年轻会士，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强教友们的神修和加深他们的信仰。这些会士是吴应枫、陈云棠、蔡石方（一名蔡忠贤）、王仁声、朱树德、朱洪声、陈天祥和我。
我们决定轮流在各堂口内做教理讲座，七讲为一个单元，每人一讲，每一个单元有一个主题：一、论基督；二、论天主十诫；三、论七件圣事；四、论教会；五、论信德等。教理讲座富有号召力，每次讲道，满堂教友，除了教理讲座，我们组织教友分批做依纳爵神操，效果不错。参加的大多数是学生，人们称他们为公青，即天主公教青年，1953年元旦他们由朱树德、朱洪声神父组织聚会在君王堂广场上向龚祝贺新年时约有2000人。公青，其实不是一个组织，既没有章程，也没有领导，只是一个统称，凡是天主教家庭的青年学生，都称为公青，一如“文革”时的知青一样，然而，有人把天主教青年扣上一顶公青的帽子，使他们成为反革命分子。9.8事件后他们中大部分被集训交待问题，称他们为公青分子，抗拒者被逮捕入狱，其罪名就是参加公青。凡不知悔改的，判刑去东北、安徽、青海、新疆等农场劳改，部分人迄今还留在农场。
1949年国民党节节败退，解放军解放全国前夕，天主教，传教士们胆战心惊，设法应变。上面我讲了把年轻人送往海外是一个方面，他们估计共产党将迫害教会，教堂会首当其冲。也有人认为共产党会尊重教会办的事业，把有些动产转移到各事业中去，把土地划在学校方面，把少量土地划归教堂。解放后传教士们发现自己估计错误。共产党保护宗教，保留教堂而接管教会的事业，以上海而言，他们先接收天文台和气象台，这有关国防，不能让外国人掌握。接着他们接管学校，上海教区原有震旦大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中学计有徐汇中学、徐汇女中、启明女中、圣诞女中、土山湾职业中学、震旦附中（改名为向明）、金科中学、晓明女中、仿德女中、中法（改为光明中学）、圣方济（改为时代）一心中学、松江正心男女中学、浦东唐墓桥男女中学、斯高职业中学、昆明路女中、大通路中学、南桥中学、张家楼中学以及许多小学，全被接收。慈善事业，广慈（即今日的瑞金医院）、仁爱会医院（今日卢湾中心医院）、杨浦区圣心医院、闸北区母心医院、松江若瑟医院、镭铤医院一一接收。龚品梅告诉人说，我天天听到的就是种种设施被充公的坏消息，我一如古经上记载的约伯圣人。
各种事业接收后龚、格调整了人事，调朱树德、朱洪声为君王堂本堂和副本堂；调王仁生为伯多禄本堂，钱生冠和蔡良申为副本堂；调丁树仁、徐简谷、陆培元在四川南路天主堂；调张家树为虹口本堂，吴应枫为副本堂；调陈天保专门联系上层教徒，兼五原路崇真堂本堂。从此工作重点在堂口，堂口的重点是青年和儿童，培养青年骨干，专管儿童。这些骨干，儿童称他们为哥哥、姐姐，他们绝对服从本堂神父。当然也有个别不如此，比如钟姓女教友，她响应政府号召，登记退出圣母军，但政府要她继续做堂区骨干分子，应表现得更积极，以取得神父的信任。暗地和政府联系，请示汇报。钟做得很成功，她的双重身份在9.8后公诉龚品梅大会上挺身而出时亮了相。但她在80年代后期到美国后，声称自己曾被共产党迫害要求做美国人。
在龚、格指示抗拒政府时，共产党仍想争取龚。1951年10月1日国庆日，陈毅市长向他发出请帖，邀请他出席观礼阅兵，他没有去。他来到了徐汇修院。我问他，为什么不去，这似乎失礼。他回说：“我今天去了，他们回来时，我怎么交代？”他们是指美、蒋。他心中还在妄想美、蒋反攻大陆。市政府争取教区上层教徒，聘请朱孔嘉、顾守熙、董贵民等有影响的教徒为政治协商会议委员，潘汉年副市长邀请龚等去市政府座谈，这些努力徒劳无功，龚品梅受法国人操纵，不信共产党。他接近的人都是些强硬派，陈辅民、张希斌等。尤其陈辅民，他的反共态度十分坚决，措辞极强硬。他们捧龚说，他必将是红衣主教。又说，政府不会对他怎么样。我从欧洲回来，当时东欧已红色，西欧知识分子、工人很向往共产主义，我对美、蒋回来，没有幻想。明曾蒂红衣大主教在匈牙利国内和在国外享有极大威望，匈牙利政府于1949年年初逮捕了他，中国共产党不会怕龚，我向别人说：不要太捧龚，即使他一旦成为红衣主教，但“一将成名万骨枯”，代价是许多人尤其青年受苦。他们说，气可鼓而不可泄也，鉴于当时形势，我的声音很软弱，我当时自愧不如，和他们不太合调，他们都慷慨激昂到处说：“头可断血可流，信仰不可丢。”我的表现没有他们勇敢，我才回国，年龄又轻，没有资格进入当时教区的决策层。政府在争取不到龚时，有人建议，邀请田耕辛枢机回国来领导中国教会，政府接受这个建议，派人秘密去海外并做田的工作，田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