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我从1967年秋到1973年秋待了将近6年。
简单地介绍抚顺战犯管理所。它原为日寇占领我国东北时专为监禁日本犯法的军人而建造。日寇投降前夕，苏联红军进入东北，落入红军手中，东北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了它，把关押在苏联的伪满洲国的皇帝和所有朝臣引渡归来，关押在此，经过改造的日本战犯遣返日本，政府把部分战犯转到抚顺（国民党战犯级别最高的先关押在北京，次等的关押在重庆、山东禹城和抚顺）。
抚顺战犯管理所位于省监狱旁，都是平房。其布置如下：卧室都是大房间，两排通铺，各睡5人，中间距离相当大。有学习室，每人有一桌一椅，有理发室，其布置如同外面的理发店，四面都是镜子，有理发椅，很舒适。有大浴室，室内有两个大浴池，四周有淋浴设备，一星期洗一次澡，分组使用。脱衣后可泡在一个浴池内，接着跨出浴池，可打肥皂，用淋浴蓬头冲洗，然后跳入另一个干净的池内。每组可在浴室内待一个小时，全体洗完后，可再去浴室用温水洗衣服。饭厅很大，同战犯共用，4人一桌。有医务室，有医生与护士值班。我记得医生姓张，还有两名护士，其中一位姓刘，也会针灸，态度极好，她的爱人是管理员，姓徐名哲，水平很高。一次我去医务室，那时我血压高，高压180，低压110，见到另一位医生，是张医生的朋友，我说起自己有痔疮，有时脱肛很疼，他说，他有办法可治。在背上挑断一根筋即可，问我要试吗，我说：“要”。他就挑了，我的痔疮居然好了，迄今没有再发。有礼堂，礼堂布置的像电影院，供开会和放电影用。主席台上挂了许多“忠”字，令人注目。有大操场，四周是果树，主要是葡萄树和苹果树。总之，硬件很好。原所长姓金，朝鲜族，“文革”初期被所内造反派打成走资派，调出劳动，造反派头头姓李，能说会道。接着军管，造反派也调出，为首的是个连长，管理员都是班长，水平不高，训话时说：“你们血债累累，我打报告上去枪毙你们几个！”中央原规定，对战犯优待不能搜身，不能打骂，他们也搜查行李等，不久军队调走请回金所长原班人马，金后来调到北京任公安大学校长。
我们才押到抚顺，代所长严厉训话后，安排床位，分成三组，上下午学习检讨自己，揭发他人，以赎罪立功，争取宽大。有人揭发，不准为自己辩护，也不可解释。同犯强调我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梵蒂冈的奴才，死不悔改等等。批我最凶的是张知田，平日他不断地打小报告，在北京，他的翻译全是废品，不能用，不知怎的他在抚顺被上了脚镣手铐，作为反动典型。
“文革”中期，不再向我们讲形势大好时，准许我们劳动了，当然不是翻译，而是体力劳动，让我们去农场，开始步行去，解放军荷枪实弹还上了刺刀，路上观众都说：“押去枪毙了。”战犯是1948、1949年战场上被俘的将军，都已年过60，走不动，队伍也无法整齐，后用卡车把我们运去。农活有挑水、送粪、播种、锄草、挖土、收割等，我生平第一次开始挑水，两桶水一根扁担，压得我肩膀红肿，疼痛异常，只好用双手把扁担抬起，走路摇摇晃晃，水溢了出来，到目的地，水已不满一桶，过了两个月，不红肿了，也不怕挑了。送粪情况是这样的，严冬腊月零下20多度，把屋外化粪池打开，把粪水舀出来，浇在场地上，沉淀在底层的大粪掏出，堆在场地上。我们中间最积极的是章民泰，他跳下化粪池掏，待结成冰后，我们用镐把冰刨开。一块又一块地抱着装在卡车上，运往农场，卸下再抱放在田间，待它溶化作为肥料。粪很臭，手捧后，用肥皂洗好几次还去不掉臭味。
开始锄草对我是件难事，我活了50多岁，分不清苗与草，深怕把苗锄去而留下草，劳动时我的进度最慢，解放军就训我说，这个臭老九，寄生虫，分不清苗和草，又说我，磨洋工偷懒。犯人无权申辩，只能低头认罪。犯人中有一个劳动大组长，名叫孙焕彩，国民党师长，他分配工作时，专派我轻活，我很感激他。他被特赦后安排在北京和尚传道（原国民党吉林省民政厅长兼财政厅长）住一个楼。我释放后，到北京时去他家谢谢他对我的照顾，他留我吃了一顿饭。
开春后，播种时，我和另外几个人负责挑粪送往山上，我逐渐锻炼后能挑一百斤上山。卡车拉粮食来时，我们去卸下背到厨房，开始我只能扛一袋面粉，后增加到两袋，最后我能扛三袋，也能扛一袋大米，重180斤（只能在平地上走，上台阶就不行，额上冒汗，腿也爬不上去）。
有时，到远郊劳改农场的砖瓦厂去拉砖，乘卡车去，零下20度，车一开，西北风吹来，身上的棉衣像纸一样薄，冷得发抖。一个木架装砖，两根绳子用手套进背上，一如今日青少年用的双肩背包，我最多可背20块。背到车上，另一人接着码好，装满一车，拉回管理所，卸时用夹子，每次6块，码在地上整整齐齐，一块也不散，不像有些司机和装卸工，把汽车后面升起，一下就卸一地，砖碎很多。
农闲时我被派往小工厂劳动，车间内有20多台机器，为所外大工厂加工，我啥也不会做，当一个搬运工，为几个车床送加工的原件，后来叫我管一个小冲床，容易操作。
战犯黄维留学德国时，认为可以造出一个永动机，他向所当局申请，造一个这样的永动机，自己监做。所领导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更为了争取他，居然答应，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浪费了不少材料，制造出一堆废品永动机，不用电力只靠机械本身就可永动不止，是不科学的，最后黄维服输。
在园里劳动，主要修剪果树。我这个人孤陋寡闻，在抚顺才知道冬天葡萄树得埋在土下，否则会冻死，才知道果树吃荤的，凡有鱼的内脏，以及死猫死狗埋在树根旁，第二年结果远远超出其它的树，收成后我们能分到一部分。
战犯管理所的犯人有一个特点，“老”，年龄大，都是1948年底和1949初在战场上被俘的将官和厅长级的，国民党人，被俘时都已40岁以上的人，服刑时间长。1948年到我认识他们在押已将近20年，他们都未判刑，只等特赦。战犯们资格老，学习时都夸夸其谈，政治内容一套一套，能说会道的更得所管理员信任。我们的大组长叫蔡省三，极能干，原是蒋经国手下的红人。另一个姓段的也进步得快，原本是军统高官，特赦时问他们的意愿，他们和其他几个立即表示愿去台湾。当然台湾拒收，认为他们已被共产党改造过来，派去充当特务的，蔡留香港，段去美国还写书骂共产党。我们这批翻译犯也年纪大，只有一个年轻的，此人名章民泰，上面已讲述。
1971年10月管理所礼堂内挂的大小“忠”字全部取走，我很纳闷，接着告诉我们林彪副统帅叛国出逃摔死在蒙古。不久军人们也撤走，金所长回来，气氛缓和，伙食也逐步改善，我还清楚地记得，早上吃早饭时，厨房拿出一坛臭豆腐，打开臭气四散，大家满脸笑容的情景。隔两天晚餐时上了几年未见的面条，我的同桌王金汉猴急地把一大碗面一口气吞下，接着又吞了一碗，他正想拿第三碗时，呕吐起来，口中吐出面条，原来他不嚼，囫囵吞，仍是两满碗，只是带了血丝，肯定伤了胃。我们的伙食费由每人每月20元减到8元，现又逐渐增加恢复原标准，我们吃的细粮多了，每月70%细粮，30%粗粮，而市民70%粗粮，30%细粮。粗粮是小米、高粱、玉米，主要用来熬粥。看电影也多了，每月至少一次，有时两次：《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南征北战》、《小兵张嘎》、《红日》、《红岩》、《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白毛女》、《红灯记》等，也有《乔太守乱点鸳鸯谱》、黄梅戏的《天仙配》。外国电影《佐罗》、《追捕》、《冷酷的心》等等。又组织外出参观，每人发一身新衣服，中山装，我们参观了有名的抚顺露天煤矿，矿已挖得很深，起重机厂、铲车厂、石油六厂（从油岩石炼石油的厂），我们参观了雷锋生前所在的营地，又去沈阳参观工业展览会，工业大学，皇太极未入关前的故宫等。行人看见我们一群老人，穿着新的衣服，都说我们是敬老院的老人。管理所又找战犯家属来抚顺探亲，热诚招待。战犯们说：“看来，离特赦的日子不远了。”事实上是1975年特赦，所有战犯全部释放，一个不留。
接着图书室也开放了，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后，除了“红宝书”（林彪编的毛主席语录外），什么书也不能看。开放图书室对我来说确实是个喜讯，我把鲁迅全集看了两遍，已出版的马恩全集用心阅读。毛泽东说：“先破后立”，有其一定的道理。我看了鲁迅全集，当然欣赏他，但不佩服他，我认为他对中国文学的贡献不及胡适。鲁迅冲锋陷阵，但只破不立。读马恩全集时，我脑中仍有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德国的康德、黑格尔，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的学说。我常常以这些思想家来与马克思比较，我认为马的经济学说，尤其资本论，剩余价值论确实是个发明，但称之为唯一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不能接受，我脑中就会出现2300年前庄子《天下篇》开头的一句话：“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用白话文说，天下研究学术的人极多，都把自己的学问看作唯一真理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增加上去的了。我读近代人的著作，心中老想：“古已有之。”可见欲“立”必须先“破”，但“破”谈何容易？用矛来破盾，矛必须十分锋利，否则刺到盾，破不了，反而会反弹过来。“五四”运动口号之一“打倒孔家店”，孔子的学说，破了没有？破立应同时进行，只破不立，将造成真空，制造混乱，破后只有废墟，而所立的必须胜过破的，否则有破而无立，损失大了。我想，我是想立基督的，也得破吧，利玛窦来华想立基督主义，他不破孔，知道孔子破不了，他就用孔子的学说，不说破孔只说补孔，孔子说过：“不能事人，焉能事天。”利氏就说，事人重要，事天也重要，孔子不说事天，我来说吧，利氏就用孔来立基督，以基督来补孔。
战犯管理所花了25年的人力、物力、精力，改造战犯，蔡省三等战犯学习有成绩，得到所领导赞扬，他们表面上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但他们心中信的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三民主义，崇拜的不是毛泽东而是蒋经国，一旦释放，就想去台湾投奔蒋去，破与立何其难呀！
战犯全部释放后，抚顺战犯管理所改为一个小的博物馆，展览该所内日本被俘军人、伪满洲的高级官员以及国民党战犯接受改造的照片，我于90年代受该馆邀请回去参观，受到热诚招待，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