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初，我被移押送到北京秦城监狱，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一天早上，主管开了我的小室对我说：“拿着你的全部东西跟我来。”我的东西就是一卷被子，一些旧衣物和几本书（荣得先给我送进来的书）。进入一室，见已有6个人坐在地上，姓吴的警官和3名全副武装的年轻警察，领我们上了一辆面包车，车上有几个大木箱，据说装的都是我们的材料，过了两道铁门，车子驶出监狱，开往火车站，登上火车，进入一个车厢，让我们7个人坐在靠厕所的几排座位上，他们4人有说有笑，我们7个人彼此相望，噤若寒蝉，绝不出声。上厕所时，一名警察跟着，厕所门不许关，他看着你。中途听他们说，要到济南玩，果真，到了济南站，押我们下车，把我们寄在济南监狱中，三天后吴警官等一行把我们从监狱中提出，押上火车继续北上。进京后，下火车上了一辆面包车，驶出市区向昌平县驰去，再往北走了两个小时左右，车子戛然停止，已到了目的地，后来知道这儿就是全国最重要的监狱，关押重要罪犯和嫌疑犯，比如“文革”中的重要“走资派”，以及后来的林彪集团分子和“四人帮”等。稍待片刻，大铁门开了，车子驶入院内约百余米，又经过一道大铁门，院内东西各两幢大楼，各有围墙隔开，车停在西面那所楼的大门口，让我们下车，楼内有一个警官等着我们，后来知道他姓马，30来岁，他负责翻译组。
我们7人，其中两人我认识，曾在同一组内学习，即上述的杜沧白与章克，另外4人，后来知道一位姓高，苏州人，原是军统特务。一位姓张，名荫桐，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面写过）。另一位名叫方焕如，他早年加入共产党，党派遣他去苏联学习，毕业后组织派他去东北领导共产党，他到达东北，见到国民党实力强盛，就主动向国民党投降，彻底交代问题，国民党任命他为上海CC派头子吴醒亚的机要秘书，拥有权力，他后来说：“张学良每年春节还送我500元，请我笑纳。”七七事变，上海沦陷后，CC派头子令他留在上海做情报工作，汪精卫投降日本后，他投靠汪逆，被委任为杭嘉湖专员，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抓汉奸，他惶惶不可终日，把历年来搜刮的民脂民膏装在两个皮箱内寄存到他的最好的朋友家中，他被捕判了轻刑，出狱后找朋友，想取回他的金银财宝，他的朋友对他说：“已被军统抄走。”他明知是朋友黑心吞掉了，也只得默认。解放后再次被捕，判刑20年，他精通中、俄、英文，知识渊博，在翻译组积极工作，学习时很少发言，不揭发人，平时谦恭温良。他有两个女儿分配在北京钢铁学院当讲师，已与他划清界限，方病死后，监狱通知她们，她们也不来领尸体。另一个是不到30岁的青年，名叫章民泰，他原是杨树浦华东电力专科学校讲师，他一天晚上回宿舍时见到一个正在哭泣的小女孩，他问她为什么深夜还不回家而一个人痛哭，她回说，后妈打她，章要领她回家，她坚决不让。章把她带回宿舍，第二天早上送她去学校，留下自己的姓名和地址。第三天警察来抓他，说他强奸幼女，是小女孩儿的后妈告的，他否认，请医院鉴定，结果证明该女孩儿处女膜未破，但他仍以猥亵幼女罪判刑20年。他有一个未婚妻，她非常气愤和他解除婚约。章每次开会时总说自己冤枉，要求上诉，每次上诉，每次驳回，他又说自己爱共产党，将来要争取入党，他工作负责，劳动卖力，先向我学习德文，进步很快。他又向我学习法文，不久他也能搞法文翻译了。“四人帮”垮台后，他被宣告无罪释放，仍回到电力学校工作。我82年回上海后，他来找我请我吃饭，并说已入党又升为系主任，与一名姓关的教师结了婚，过着幸福的生活。后患癌症去世。
马管理员安排我们住在楼上，4人一间，每室内有床、抽水马桶，楼下是工作室，有桌子、椅子，院子内可自由散步，我们和战犯关在一个院内，平时不能和他们交谈。
翻译组的人员除了几人是从战犯中转来的，大都是从全国各省的监狱押来的。天津来的有刁培树，基督徒，他的牧师送他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在学校内教英文。东北来的有王铁城、王铁梅，通日语，日寇占领东北时，王铁梅曾是日军的翻译官。武汉来的有熊寿农（日语）、张知田，他声称自己是留美归国的，后来知道他曾是国民党派往美国培训的空军人员，日本投降后终止学习回国，事实证明他不能翻译，只能作抄写工。广州来的有姓林的，自说精通英语，他翻译的都不能用，也只能作抄写工。我们共24人，分日文、俄文、英文、法德文四组，我分在法德文组内。
有几名从已关押在秦城的战犯中调来，译俄文的有孙静工，他曾是共产党员，王明手下的大将，专搞青年工作，所以取名为静工，他被捕后叛党，得到蒋介石的赏赐，任命他为财政部的司长。另一人姓朱，我忘记他的名字，是王明的同乡，做到当时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被捕后就在押解的汽车上出卖了共产党的秘密。德文组内有两名战犯，一位姓刘，原是国民党兰州市和厦门市的警察局长，他的德文相当好。全国解放后他惶惶不可终日，去算命，在看了他的八字后，算命先生恭喜他说：“你的命好，你下半生不怕风、不怕雨、不忧吃、不忧穿。”谁知两个月后他被捕了，一想，在战犯监狱内的确不会风吹雨淋，也不必为衣食住行操心了。另一个人姓吴，曾是国民党陆军大学的德文翻译，他的译文，我校对过，发现此人翻译水平很低，我对他说：“凭你这个水平，怎能当翻译？”他回答说：“台上德国教官上课，他们不懂中文，台下国民党军官听不懂德文课，由我一个人翻译，不难。”
我们这批人每天24小时在一起生活（如果是一家人，白天有上班、上学的，一般也只有晚上在一起），达12年之久，真是难得！
人民政府规定，国民党文职厅长以上，武官少将以上作战犯，分别在北京、抚顺、山东禹城、四川重庆改造。反动职位高的在北京。原则上我们都以番号相称，但由于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作自我检讨，彼此有所了解。战犯中有兵团司令，许多军长，也有军统戴笠手下8大处的处长等，这就是国民党统治机构的半个班子。唉，可怜的旧中国！
关押的战犯中，有的有钱，有的无钱，情况是这样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俘虏了大批国民党军官和文官，他们四散逃走时，大抵已化装成农民、工人、商人，袋内带有黄金、美钞、珍宝，逃跑未成，被抓后，聚集在广场上，解放军清点他们，一一登记。有的战犯心想，身上大批钱财就是罪证，他们坐在地上听训话时，大多数偷偷地把袋中的黄金、美钞掏出来，放在地上，少数人舍不得，没有抛，解放军搜身时，取出登记，并不没收，说是代为保管。关押期间，战犯可托管理员代购东西，用以支付，而偷偷抛出去的人后悔不已。
战犯中有军官，有特务，一接触就感到他们身上的烙印。军统中统特务在外面是特务，在牢内还想当特务。一个姓高的，一个姓张的，我们在休息时，在院内散步时，只要有两个人在一起，他们就会凑上来听，听到一言半语就会向管理人员打小报告。最突出的是一个名叫袁晓轩的人，他原是共产党员，并担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副主任，后投奔国民党，一次孙守一处长给我们全体训话时，点了他的名说：“袁晓轩，你来改造的还是来做情报的？每天你给我打报告说某人某事，一核对，都是假的，好好改造你自己吧！”可是这个人仍每天一张小报告，真是本性难改！翻译组内特务性不变的，有上述姓高的和下述的张知田。
被关押的军官们一般性直，很少有打小报告的。比如兵团司令黄维，不服罪，不做假检讨，他也不服输，说他全军覆没，不是他仗打得不好，而是国民党国防部指挥部内有共产党卧底，把作战计划私下输送给共产党，共产党才取得胜利。一次管理人员组织我们参观北京，到了清华大学，黄的女儿在那儿当助教，管教人员召她来见父亲，黄当着管教人员问她，外面风声紧，国民党将反攻大陆，你怎样？她回说：“我是民兵，我把他们打回去。”
战犯中大多数人都有血债，比如迫害江姐的徐XX，杀害杨虎城将军的周XX等，军统行动处长岳XX，他手下都是搞暗杀的。另一个姓徐的，党内地位很高，派去新疆工作，被捕后，他真的叛变了，还给国民党提供毛泽东的窑洞的正确地点，让国民党飞机去炸，抗战胜利后，周恩来代表共产党和国民党谈判时，还提出要国民党释放他。又如XXX原是江阴一个学徒，中央看他出身好，老实，叫他做通讯员，他虽没有地位，但知道领导们的居处，叛变后，领国民党去抓人，造成共产党较大的损失，后来这人当上了国民党江西省书记长，当时党中央决定要处死他为烈士报仇。全国解放前夕，他逃到香港，搞投机失败，在香港混不下去，通过友人说情，回到大陆，但要求保证他生命安全。他回到广州后被捕，送到北京，没有杀他。以后1975年释放全部战犯时，也被释放。一次，徐家汇门房告诉我，有一人要看我，但不说名，说，说了也没用，说我叫1073号，我说让他进来，一看就是他。
这些战犯、叛徒在1975年中央一声令下，统统释放，并为他们做了安排（黄维当了全国政协常委，其他为地方上的政协委员）。中央指示凡愿去海外的，一律放行，来去自由。原蒋经国的亲信蔡省三等数人表示愿去台湾，政府给足路费，让他们先去香港再去台湾。他们到了香港向蒋经国去信表示他们对国民党始终忠心，但蒋一概拒绝。4人回了大陆，政府仍安排他们为地方政协委员，蔡省三留在香港作自由撰稿人，相当活跃，很有成就，后来回国访问，国家领导人接见了他，他通知人说要看我，我那时在国外，未见到。顺便说一声，在监狱内，同犯知道我的身份后都叫我“洋和尚”。
翻译组在秦城监狱内，秦城直属公安部预审局，原则上全国性的重要罪犯在未判刑前都关押在这儿。上面我说过，监狱内有4幢大楼（后又建了两幢），除了我们的一幢外，都是单人室，我们是偶尔被叫去打扫卫生知道的。每室有抽水马桶，但放水开关设在外边，每次用后得向看守报告放水。
也看到有几个囚室内四周是橡皮做的壁与门，防止犯人自杀，犯人再大声吵闹，外面也听不到。一次，在一个储藏室里打扫卫生，发现里面有写着潘汉年和他妻子董慧名字的箱子，也看见写有丁玲名字的箱子，可见他们也曾关在秦城。一次被叫到狱外打扫一排平房，知道秦城监狱未建成前，饶漱石曾关在那里。
“文革”后把战犯和翻译组全体人员（只留少数几个最重要的战犯和叛徒）转移到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秦城专关押刘少奇、邓小平以下的所谓大“走资派”。80年代天主教开大会，政府宴请时，我被安排在主桌上，席上有吴学谦、习仲勋、闫明复等，我才知道他们也曾被关押在秦城。一次凌云部长告诉我，秦城一号由他负责建造，谁知不久他自己就被关了进去。一次我看报纸见到一篇题为《纪念我的好爸爸》的文章，写得亲切动人，是50年代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的女儿所写，文章里提到，许也死在秦城监狱。林彪栽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后，他的大将黄勇胜、邱会作、吴法宪、李作鹏等人也都关押在秦城，“四人帮”垮台后，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关押在此。这是后话了。
我们每天8小时做翻译工作，其余时间自由支配，我向王铁梅学习日文，单家祥、章民泰分别向我学习德文和法文。单家祥河南人，分配在东北工作，57年响应政府帮助党整风时，向领导提了一些意见，被划成右派，妻子与他离婚，想不通，牢骚满腹，结果右派升级，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劳改。我喜欢一个人在院子里散步，作神业功夫、默想、背诵弥撒经、念玫瑰经，日子过得很快。
1965年上半年孙部长和马管理员与我们谈话时，语气更客气，说的都是鼓励的话，肯定我们翻译水平高，自觉改造态度好，又说，我们前途光明，不必悲观等。
一次把战犯和我们翻译组成员集合在礼堂，孙处长等领导陪同一位穿着藏青中山装的老人进来，经介绍知道此人是清朝末代皇帝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抗日胜利后，他被苏联红军逮捕关在苏联，后解送回国，和他的小朝廷一起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后他蒙特赦。他来向我们讲述自己接受改造的经过，并劝勉我们好好改造，争取新生。我记得他说，自己被灌输的思想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观点牢牢深入他心中，导致他做皇帝之梦。
接着管理所由公安部预审局领导组织战犯参观首都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翻译组也沾光，和战犯一起参观了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北京站、重型机械厂、清华大学以及人民大会堂等，所到之处，单位领导接见，详细介绍，盛情宴请，总之，把我们当作贵宾招待。参观人民大会堂的大礼堂时，我们都感到华丽庄严的气魄，叹为观止。我当时绝对没有想到自己后来居然也坐在主席台上。10天的参观结束，马管理员组织我们谈感想，又示意我们写一封感谢信，翻译组英文译员张啸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草写了一篇，我们讨论时，他不同意修改他的稿子，并说，一个字也不能改，十分傲气。一个战犯偷偷说，知识分子尾巴又翘起来了。
五一节，国庆日，战犯和我们乘车去公安部（公安部位于天安门旁边），接待我们登上大楼顶，看游行。
这时战犯们心中明白，可能不久就会特赦他们了。
谁知，风云突变，毛泽东亲自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报上刊登的消息是打倒走资派，打倒在毛身边的赫鲁晓夫。贴出了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毛表态，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又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翻译组停止了翻译，管理员带我们提了油漆罐，去院内到处写：“坚决拥护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统帅”的大标语。隔了一段时间，我们集中在卧室的楼层，不准下楼，更不准出院子，命令我们把所有的书箱封起来，只准留一本发的毛主席语录。也不开会，管理员也不来了，只让我们背诵“红宝书”。墙上有一张地图未被摘走，我就整天看地图，背地名。
11月中旬一天的晚饭后，天已黑，管理员忽然来了，通知我们立刻收拾自己的东西，马上要转移，我们下楼看见战犯们已经集合在门口，外面停着几部大面包车，管理员叫我们把行李放在一辆车上，人上另一辆车。车开出大门，可我们不知去何处，一个小时后车子开进一个小火车站。站内都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站内已停有一辆列车，站内杳无一人。我们鱼贯进入车厢，车厢内的玻璃窗已有木板钉住，车厢内只有微弱的灯光，我们坐定后，车厢门关上，门前、门后都有士兵把守，我们每人端坐不动，噤若寒蝉，车厢内无人敢出声。列车启动、加速，一路上没有停靠任何车站，是专列。第二天上午，车子逐渐减速，戛然停止。下车后一见也是一个小站，月台上也都是全副武装的士兵。又上面包车，约半小时后，车进入一个院子，都是平房，在一个大厅前停下。我们按次分行站立，听一名负责人训话，我们这才知道是抚顺战犯管理所，接着宣布纪律，翻译组与战犯之间不准交谈，不准讲一句外语等，一经查出，必将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