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刑后我就被押解到提篮桥监狱，我关在看守所4年9个月，关在提篮桥2年7个月，两者区别不太大。被关着都属犯人，没有姓名，只有番号，待遇基本相同，但在看守所每间囚室都有木门，上面有一个小洞，让管理员监视我们用，另有一个小窗口，由外面打开，塞进饭盒，以及每天发一大瓷缸水用以洗脸，另发一小瓷缸水作为饮用。囚室有大有小，小的独处，大的可容30来人。室与室之间彼此不能互相看见，深怕串供，在提篮桥一律小室，只有铁栅栏。提篮桥是远东最大的监狱，共有8个大楼，即8个监。一号监是重刑犯监，一般判刑18年以上的犯人，主要是政治犯，解放后称为反革命犯。第二号监为轻刑监，刑期较短的犯人关押在内。有一个监，专关押妇女犯，有一个监收容将发配到外地劳动的犯人。有一个监为医院，收容病犯。解放前，8个监分别以礼、义、廉、耻、孝、弟、忠、信为名。
每栋楼很大，内有5层，中间空，四周为鸽笼式的小室，室外为走廊，每室没有窗，所谓的门由铁栅栏构成，狱警在外巡视，一览无遗。在提篮桥，我有时一人一室，有时两人，有时5人，室内没有床、没有桌、没有凳，晚上躺在地上（有时有木地板，有时就躺在水泥地上），白天蹲着或坐在地上，或扒在铁栅栏上望着对面小室内的同犯。回到上海后友人问我铁窗之味如何，我回答说，未尝到铁窗，但尝到了铁栅栏之味。
到了提篮桥监狱，拍照，按手印，给我一个新的番号，送到一号监4楼。一个小室内已有一名老头姓施，他1957年就已被捕，他曾拜杜月笙为师傅，这是他的主要罪名。拜杜时，向杜交500银元，杜笑纳后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想在中国银行工作，不久，中国银行收他，派他为宁波中国银行经理。施说：“抗战胜利后，杜走陆路从重庆回上海，一路收徒弟，每一徒弟奉献500元，收入可观呀！”施有一个女儿唱京戏花旦，报上有名，他对此自豪。他在自学俄文，说可以教我，我反正没有事，就跟他学。对我来说俄文不难，它脱胎于希腊文，又与法文相似，18、19世纪沙俄受法国影响大，贵族在宫廷内以讲法语为荣，吸收了许多法国词汇，由于字母不同，看上去是俄文，一发音却是法文，此类词有几千个，对我来说不必去记了，过了两个月，我就教他俄文了。我写信给荣家，她送来了俄文版的肖洛霍夫写的《静静的顿河》以及托尔斯泰写的小说，我都能看懂并以此消遣。文化大革命，不准看外文，不用就忘，我的外文，是学得容易，忘得也快。
1号监的监长姓邵，手下有姓齐的，两人都是河北人，另有姓周的、姓陆的几个警察，统称为主管，管着我的姓齐，河北人，为人苛刻得很，姓陆的和姓周的态度很好，他们两人掌握政策较好。
龚安排在底楼，有劳监犯（即打杂的犯人，可跑上跑下劳动）告诉我龚品梅一个人住两个监室，一个晚上睡觉，一个白天用，有桌子椅子，伙食特殊，每顿有荤菜。
管教看我和施两个人太好了，就把我调开，编入另一个组，加强政治学习。记得组员有：杜沧白（托派头子）、倪柝生（基督教反革命集团头子）、陈XX（陈璧君的侄子，当过伪行政院的秘书长和广东省伪省长）、章克（汪伪宣传部副部长）、谭伯鲁（他的父亲是汪精卫联襟，即他的母亲和陈碧君是姊妹），还有一个汪伪时期的粮食部长，由于对日本人搜刮大米有些不满，日本人下令把他抓起来，他是犯人中资格最老的（他是清朝的状元张謇的女婿）。个个经历丰富，能说会道，曾风云一时，现都是阶下囚。给我印象最深的得算章克，他原是基督徒，他的祖母是司徒雷登在杭州作牧师时的家中保姆，司徒调往北平当燕京大学校长时，因祖母请求，把章克带去，半工半读在燕京上学，后来加入了共产党认识了宋庆龄，作为宋庆龄的秘书之一。国民党北伐前夕，他跟宋到了广州，北伐军打到武汉，他跟宋到武汉。蒋介石在南昌开始清共，要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软禁起来，宋庆龄和鲍罗廷得知这情报后偷偷离开武汉，不乘火车而乘汽车，借道河南，往北走。路过冯玉祥将军的管辖地，冯将军要求苏联顾问鲍罗廷答应给他两万支枪才放行。鲍说，会转告斯大林，接着不告而别，急急赶路，再经河北、山西、蒙古到苏联。宋离开苏联去欧洲，他求宋向蒋介石说情，讨一个官做，宋立即沉下脸来，说，你走开！我不愿再见你。他就向宋认错，并跟宋到德国以后离开宋就打道去了美国，回国后投靠国民党担当了当时外交部部长陈友仁的秘书。陈是牙买加人不会中文，每次开会都必须带秘书作他翻译，章克从而认识了国民党中包括汪精卫在内的许多要员。他跟陈反蒋并去了福建，福建政府失败后他去了香港，抗战爆发后宋庆龄移居香港，他又去找宋，在宋身边工作，同时领了军统的津贴把宋的情况汇报给军统。太平洋战争爆发，蒋介石派飞机把宋接到重庆，陈友仁和他搭不上飞机，留在香港，日本人把陈友仁和他弄到上海，要陈帮汪精卫，陈坚决拒绝，章克却投奔了汪，当上汪伪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抗战末期，他见日寇快完蛋，就联系上苏北的新四军，向新四军送情报。日本投降后蒋抓汉奸，把他关在牢内，褚民谊、林伯生等汉奸被枪毙，他妻子就去找司徒雷登（当时已是美驻蒋大使）哭求司徒，司徒请郑介民（接替戴笠的军统头子）吃饭，饭后托他宽大处理章，郑授意法院，说他抗战末期做了些有利于抗日的工作，从宽发落判处徒刑三年，一年后提前释放。解放后人民政府知道他和司徒雷登的关系，在司徒雷登返美后给他美金，派他去美国将司徒在美的活动汇报政府。他拿了美金在香港花天酒地过日子，花完了钱回到上海，政府安排他在政法大学教书，他认为他为新四军立过功，这个待遇太低，常发牢骚从而被捕判刑。
至于杜沧白，他青年时加入共产党，党派他去苏联学习，回国后搞工人运动，在苏联时加入托派被开除出共产党，他一人奋斗，奔走于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冯玉祥（西北军）、李济深（福建人民政府）门下，拿了军阀的钱，想搞倒蒋运动未成。解放后以托派头子的罪行被捕，判无期。他和陈伯达很熟并有来往，在狱中从来不揭发陈，怕打击报复，待陈伯达出事，他就揭发立了功，改判提前释放回上海，得到很好的安排。
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我呆了两年半，有一个时期每天要立正站着恭听齐主管训话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听他有时胡吹，有时狠批阶下囚，看他得意的神态，无人敢出声。我自己就内心背诵圣经，不知其他同犯在想什么，日子一天一天这样过去，一个时期我参加京剧组学习，其中一个姓吴的犯人不断唱：“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比滚油煎。”这是京戏（《文昭关》）中写战国时期，伍子胥等候过关时的词儿，却也表达了很多人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