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邓小平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大胆地整顿政府部门，初见成效。夏天，北京秦城监狱派了一位处长来到抚顺，说将恢复翻译组，要把我们接回去，不是全部，没有真正外文水平的留抚顺，如张知田、刁培树、熊寿农和林XX。这次让我们坐卧铺，回京的路上还给我们买西瓜，态度极好。我们回到了秦城监狱。
秦城监狱大门后，立即发现有所变化，监狱由原来的4幢楼，变成了6幢楼。说明犯人多了，原有的牢房不够用。我们仍关押在老的院子内，但孙处长和马管理员不见了，管教人员换了新人，他们很客气，我们又开始翻译了。
一次管理员领我们到另一个院内，看到许多果树，尤其桃树，桃子已红熟，管理员对我们说：“你们尽可摘下来吃。”我吃了几个觉得很甜，但不敢多吃，方焕如老头一口气吃了20来个。半夜大声喊叫肚子疼的厉害，管理员把他送到北京复兴医院抢救。隔了两天，管理员告诉我们方已死。方以前犯过肠梗阻，动过手术，切去一段肠，用线缝接的。一次吃了那么多桃子，把肠子撑裂，他离刑满期只有一年，就因此而一命呜呼，惜哉。监狱方面通知他在北京钢铁学院的两个女儿，她们拒绝来收尸。
我1955年9月8日被捕，判刑18年，刑满后得戴反革命分子帽子9年。1973年9月8日刑满。管理人员把我忘了，同犯刘春亨打了报告给管教人员，问为什么不准时释放我。管教员连忙办手续，我于9月20日释放，他告诉我说：“你应该向人说是9月8日释放的。”他把我送出监狱，和已刑满释放的几个就业的，章克、张啸虎、单家祥、王铁梅放在一起，并宣布我9年戴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不是公民，和他们有区别，同时给了我50元，说这是我的月工资。在当时50元1个月不算太低。劳改、劳教，就业是三类分子，都属专政对象，而戴帽子更须受群众监督，不准我乱说乱动。
我们可以到干部食堂用膳，蔬菜3分一碟，荤菜1毛8分一碟，一个月花不了20元。这儿的干部都是监狱内的管理员和他们的家属，他们除个别人外都对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
离秦城7公里是小汤山，那儿有温泉。我每星期日去洗一次温泉浴，每次两毛，很便宜。去北京得向管理员请假，但不能外宿。荣德先有个外甥女叫张伯辰，复旦大学生物系毕业，分配在25中教书，住在灯市口。我去北京时在她那儿用餐。荣德先两个女儿：一位叫朱兆方，一位叫朱兆荣，她们去北京玩也看了我，我失去自由时，朱兆方才7岁，朱兆荣才2岁，她们已长成20多岁的大姑娘了，再见时我不禁流了泪。张伯辰受荣德先的委托，待我特别好，为我打毛衣，送棉袄，视我如亲人，使我感到温暖。以后我从河南调河北保定，春节3天假，我就去她家，每次有机会去北京，我必去北京。她家三口人，丈夫端木一，是外科医生，在天坛医院工作（他家起名也特殊，大儿子名一，女儿名奇，小儿子名三，很容易记），儿子名鸣，和她挤在一个小房间内，我去时，伯辰就住到别处，让我和她丈夫儿子住在一起，我十分感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