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国内阶级斗争又趋激烈，上级有指示，我们这批人不宜放在首都，必须遣散，公安部13局决定解散我们，管理员宣布他们4个人各回老家，同时告诉我：“你金鲁贤这个人不准你回上海，上海也没有单位收留你，你的同伴有去东北，有去山东，有去河南，你可从这三处选一处”。我心想：东北太冷，章克去山东，我不想再和他在一起，我就说：“去河南吧！”隔了一个月河南新乡劳改第四大队来了一名干部，把单家祥和我领到新乡北，劳改第四大队。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单位，有在押罪犯2000多人，就业200多人，内有工厂，名为消防机械厂，就是把解放牌卡车改造为消防用车。有3个车间，有农场，有砖瓦厂，我和单家祥编入设计组，组员都是就业人员，约20人，有些还记得名字，如有孙浩川、宋金祥、张春祥、金国樵、叶胜钦、南颖、李克俭、林国荣。这些就业人员曾是技术人员，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判刑，后刑满释放的。我不是技术人员，不会设计，派我管一个图书室。工作轻松，又可看书。管理我们的有李、赵两位科长等，厂长姓李，使我记得他的，是因为每次他向我们训话时，他先站着，人家给他椅子坐，他不坐，却蹲在椅上。听人说，河南人好蹲着。他实际是个文盲，他衣服的口袋内放有日记本，只用他一个人懂的符号记事。
一次连降大暴雨，图书馆怕淹，领导叫我将图书搬到另一座楼的三层上去，路途较远我用板车拉去。一个国民党员名叫刘书辰的，特赦出来，因无亲人，无家可归，安插在消防厂工作，他押着我。他看着我吃力地拉，把书卸下又搬上楼梯，他只是袖手旁观，当我走入三楼，一位年轻的女干部，一见就下来帮我搬书，上下好几次。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王春先，与刘一比，我对王的印象特好，后知道她是工农兵大学生，郑州大学机械系毕业分配到厂里当技术员，她的父亲是河南省公安厅的副厅长，在河南算是高干子弟。
到新乡几个月后管我们就业人员的一名管理员姓胡名叫卫平的问我想去上海探亲吗？就业人员可以探亲。在北京的管理员批准别人，却不批准我。我说：“想呀！”他说：“打报告给我。”我想上海教会已和我划清界限，至亲也如此,我填了荣德先的名,说她是我的姐,我立即写信给荣德先，她回信说欢迎。临走前，有干部托我带白玉牌牙膏或中华牌牙膏,在新乡百货大楼里特供专柜才有,专供外宾。胡卫平托我带只女式手表，在上海凭票可买,我一一答应。到了上海，荣德先一家热诚招待我，一如往日。“文革”初期,荣德先被抄了家，天天扫弄堂,工资减掉十分之九,每天得打扫弄堂，好在她有一个弟弟荣德身和弟妹徐洁在香港经商，每月按时寄200美元。当时物价便宜，她一家生活照常。她有5个女儿，1个儿子，儿子在台湾进了耶稣会当神父，已20多年未见面，二女儿朱兆清远嫁广州，三女儿朱兆庆与姓曾名叫建民的技术员结婚，身边有大女儿朱兆怡，四女儿朱兆方和五女儿朱兆荣。四女儿在青浦当工人早出晚归，小女儿在里弄生产组工作。在上海我没有去看任何亲友，他们也不愿见我，怕我连累他们。荣德先领我去几家饭店请我吃饭，还正式宴请我，庆祝我60岁生日。我在她家看看电视,看看杂志，听听音乐。我最喜欢听的是《魂断蓝桥》中的一首歌，百听不厌。她家在三楼有一间空房，我一个人可以念念经，做默想，多少年没有这样清静，日子过得好快，一晃三个星期过了。回新乡时带了一大包牙膏，一些当时凭票才能买到的双喜、牡丹、大前门香烟，以及一只女式手表。牙膏和香烟送给了干部，胡管理员付了手表的钱。在新乡时我每年可回上海，最后一次去了荣德先的姐姐荣柔先家。她住在无锡，我还记得是上塘街91号。她有三个女儿，排名为伯，根据她们出生之年命名。大的叫伯辰（在北京），因是辰年出生，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二个叫伯午，午年出生（在无锡工作）；小的叫伯酉，酉年出生（在武汉），伯午有个小女儿叫琰，活泼可爱。胡卫平一次对我说：你戴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在监狱中还低人一级，我向公安厅打报告，免去这顶帽子吧！他打了报告，说我用心学习毛主席著作，能活学活用。公安厅批准提前三年摘掉这顶帽子。
我上面讲了，我先被分配管图书馆，起初是一个人管，后来又派来了另一个就业。此人姓曹，名成修，也是个老头，他精通英文。他曾和他人一起编过一本英汉大字典，销路很广。他被捕前在军队里服役，属营级干部，他一直在上诉说自己冤枉。一次我们在图书室时，管教陪一名法院干部向他宣布，上诉驳回，维持原判。法院干部走后，他昏倒在地，我吓得不知所措，就急忙报告王春先，她叫了人把曹抬到医务室，他醒后，沉默寡言，留起长头发，穿起花衬衫，打扮成女人一样，管教劝他把长发剪去，他说：“马克思不是也留长发的吗？”他还说，要买一件旗袍穿，我向他说：“你上街，要去厕所，是上男的还是女的？”他说：“当然上女的。”我说：“你将作为流氓被抓。”他还是坚持留长发，穿花衣服。
我们这个组后来由王春先管理，她向我说：“看了你的材料，七大本，什么重要内容没有,你的罪行,自己坦白，别人检举的，都是些什么忠于罗马呀，反对爱国会呀的话。”我每次转一个监狱，我的材料跟着走，想来这些材料仍在上海公安局档案内保管着。
王春先很照顾我们这批“臭老九”。李科长喜欢训话,每次长而臭，他坐在椅子上，我们坐小板凳，我们矮一截，往往让我们耽误吃饭时间，王在场一见时间到了就宣布今天开会到此为止，让我们及时吃饭，有时我们出去劳动、支农，她带队时，总让我干轻活。她派我管晒图机，负责晒图纸，我可以一个人住一室，不和其他就业人员生活在一起，比较自由，可多看书、多祈祷。
她想学英文，我耐心教她，我调离新乡后，仍和她联系，她后来和她的同学许翔结婚，许的父亲是科学院方毅手下的一名局长，王春先和她公公讲了我，问他有没有办法调到他的局工作，她的公公答应了，不久告诉王说，他是个要犯，调不动。被逮捕后我怕公安人员，但公安人员中我发现有许多人照顾我，王春先就是其中一个，下面还要提到刘钧。
在新乡北4年，我想方设法找教堂，没有找到一座圣堂，没有找到一个自认为教友的人。
“四人帮”倒台了，文化大革命风暴过去，三中全会开过，邓小平再次上台，中央的政策为改革开放，右派分子全部平反，对就业人员的管教也不那么严了，没有那么多的政治学习，整个监狱的气氛较为轻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