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向罗马建议成立一个或两个本籍教区的时候成熟了，如此，在未来的会议上便有中国教长正式代表出席。会议对中国教会是件隆重的事，不能只让外籍传教士包办。虽然他们的决议在法律上有效，然在事实上，不会受到中国神职界的好感。
汉口教区有意把部分地区让给美国方济会管理。这地区包括十个县，当时我想保留四个县份开辟为中国教区。这四县以蒲圻为中心，教会事业已有雏型，有不少产业，并有一座华美的新大厦。我设法劝服汉口教区的田主教赞成设立本籍教区。他是位极好的主教，但是思想狭隘，多年的成见很难解开。
「夫至大」通谕拟定一个新方针，语调特别严峻：本籍神职已达成熟年龄，监护人应当让位了。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宗徒的精神。但因教会数百年的传统组织，以及经济，政治上的利害关系，本籍神职人员没有能充分的历练，也没有准备让他们去接管教区。在那个时候，连一个总本堂都没有。即使是同会的中国神父，从来没有担任过教区或修会的顾问或参议。
田主教对我的意见惊奇万分，最后结论说：「中国神父在中国没有合法地位，在政府官员前也得不到尊重。如果罗马愿意这样做，我们只有服从。」
我想，事实构成权利，不能期待一个教外政府给天主教神父谋求一个法律地位。
我们要创造事实，等有了中国主教后，政府不会不承认。戴路加枢机说的好：「一两事实比一斤法律更有价值。」
我不喜欢过于重视治外法权。在特殊情形下，以外力争取信仰自由，尚情有可原。但天主教会不可停留在让中国人民厌恶的人造模型里。圣保禄固然曾上诉西泽，但他不是向外力上诉，而是向当时巴勒斯坦最高合法政权上诉的。
无论如何，1923年，第一个本籍蒲圻教区终于诞生了。起初，中国神父因地区教友少，事业又不发达，加上一些外籍传教士的搧动，很不满意。后来，才欣然接受了新教区。这个新教区在一位有为和优良的成和德主教领导下，传教事业颇有进展。
同年七月，我又回到北京，设法再成立一个本籍教区。山东兖州及河北献县的主教都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反而保定的富成功主教大方地同意了割出一部分地区，这样，蠡县监牧区便宣告成立，也就是后日的安国教区。这个教区教友既多，事业也发达。
中国传教史上终于开拓了新纪元。教会总算踏上了正轨。两位教长得以参加上海教务大会，与外籍教长共享同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