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区总务神父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传来梅乐道神父的消息说：「每个星期我们都直接收到梅神父的信，他还是像往常那样幽默，用一些诙谐的话，说自己身体健康，胃口也好，睡觉睡得香甜。他最大的希望是早日恢复自由，当然这也是我的希望」。
我先向湖北督军提出报告，并且照会北京外交部。经过外交部的努力，军方采取了许多剿匪的措施，也向列强表示不需西方国家来干预。
中国政府用全力营救梅神父。土匪发觉政府部队来清剿他们，他们落荒而逃的时候本来想把梅神父带走，因为他太胖，行动不方便，就打了他几枪；二天以后，亦即九月四日，梅神父以基督的爱及勇毅而逝世了。
我很哀痛梅神父的遭遇，更使我担心的是，依照惯例法国将要求中国政府赔偿。我给传信部写了封信：「几乎确定法国领事将要求中国政府赔偿～不管梅神父或生或死，所以对这件事我非常焦急。因为这是列强对中国惯用的手段，好像藉此警告中国政府处理土匪作乱的不当。一个外国人被土匪绑去，要赔偿五十万银元。我觉得有关梅神父的事件，不可要求赔偿，这样一来，教会人士就不会和其它外国人列为同类，也不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与偏见而蒙受损害。」
我关心的是，中国政府规定教会的赔款，一部份由地方税捐里抽出，这样，使地方上增加了更多的负担，而引起地方人士的反感，导致仇恨教会。
一九○一年，山西基督教没有拿走殉难者的赔款，而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大学。我坚决反对这种作风，外国公使以为这样，是增加他们声望的好机会，经由这种报复来吓阻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传教士常生活在贫困人中，看到这笔赔款，自然而然地认为对发展中国的慈善事业，不失为好方法。这样做却攸关教会的荣誉，我感到中国人必定轻视这种鲜血换来的代价。我以为中国政府只要做一点象征性的精神上的补偿就可以了，这样，中国及教会都挽回了面子。
我写信给汉口宗座代牧田瑞玉主教：「方济会士梅神父以基督崇尚的精神，忍受被掳，在教内教外引起大家的赞叹，假若要求赔偿，那就破坏了这项牺牲的美好精神」。田主教接受了我的观点。报纸上刊登梅神父被害的赔偿约廿万五千银元。
一九二四年，宋志人神父在内蒙遇难，那时他的同会会士，大同监牧高东升蒙席在我的地方作客，我向他建议不必为遇难的传教士请求赔偿，高蒙席对我的意见感到非常惊奇，他承认这是宗徒的精神，但却违反惯例，他强调说：「过去的宗座代牧一定要求赔偿」。假若这个问题送到代表公署，我会坚决反对，只可要求赔偿一点物质上的损失。报纸刊登宋神父遇难的事件，由河曲地方官长友善地解决了。
有关梅神父的事件也顺利地解决了，汉口教区副主教二月七日的来信说：「我向阁下报告一个令人快慰的消息：梅神父遇难的事件非常顺利地解决了，一切关心这件事情的人，连中国政府官员也感到非常满意。在一月三十一日会议上，省长、地方文武官员、武汉的绅士、几位教友、意大利与法国领事、教区总务主任与我等都参加，会中决定为纪念梅神父在本地兴建一所规模宏大的医院，地址适中而宽阔。建筑经费由中国人筹划，当场就捐到六万二千银元。
这真是一件善举，也是慈善事业的根源。天主教拥有一座本地医院，每年就能救千百个的灵魂，这样也实践了梅神父被绑架后所写的一句话：『我死后仍然作一位传教士』。
开会后以及在午餐时，言谈之间，大家都为这件事情的顺利解决而觉得非常兴奋。有一位高级长官还说：『这样维护了国家的尊严，没给中国带来任何受辱的条文』。
我们的教会的确赢得了很好的声望，大家确实相信这件事是人性的善举，不是讨回血债。中国人民自动地捐献来记念这位为中国做好事的人。
这座医院命名谓梅神父医院，座落在汉口市的郊外，由中国修女负责管理。
我把案件呈报给罗马，十月二十三日嘉斯巴利枢机来信说：「阁下以明智与适当措施与中国政府处理梅神父的事，以传教区的道德、精神上的利益为最高的准则，实在钦佩得很」。
国务院与传信部举行联席会议后，圣座给我下面的训令：
面对传教士被绑架、杀害，为传教区带来的损害，现任所在地之宗座代表应注意下列事项：
一、一旦传教士被杀害，不得要求赔偿，这与天主教会之精神背道而驰。
二、若请求补偿教区物质之损失，应注意以下三点：1.受害的教区若要求补偿，须先经教区正权人的同意。2.必须向实际负责人要求，若为匪徒所伤害，不得向中国政府要求，除非特殊情况。3.赔偿不得超过实际的损失。
三、有关向中国官员直接谈判事宜，若宗座代牧或监牧向省政府办理交涉，应尽可能避免外国政府的涉入；若向中央政府交涉，得由宗座代表办理。
四、若需要请求补偿，应有一定的限度和爱德，这样才符合天主教博爱、和平之传教任务，让教外人知道他们是因宣传福音而牺牲了生命。往昔列强以武力逼得之赔款所遗留下的深痛血痕，危害教会匪浅。
五、若被害传教士之亲属，藉领事及其外交官向中国政府要求适当赔偿，圣座不参与这项交涉。（国务院发自梵蒂冈1923/10/23）（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