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友献给北京宗座代表的，是一座纯朴、合适而舒适的中国式房舍，位于宽广而安静的定阜大街三号。在这条街上住着两家皇室王族：清王与戴涛王。这座房舍有许多屋间搭配在两个小庭院里，四面有雅致的走廊。教友们说，这不过是临时性的，直到他们寻找到一座更恰当的王府。
公署的房舍比起北京主教公署及本堂神父的住所显得狭小而简单，但我觉得非常可爱，也适合我的个性，尤其中国式装潢更觉得别有风味。
不久，一位外国公使建议我住到使馆区，我对这项建议根本不加考虑。使馆区是一个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堡垒形的东西，是来自一九○一年拳匪之乱后订立的条约。主要的使馆都在里面，四周围着高墙，在墙垛上架着机关鎗。这个地区构成了一个可耻的纪念品，招致中国人民的仇恨，这早晚总会消除的。我来中国不是为配合外国政府的政策，而是传扬被钉死的耶稣基督，自然我是要住在中国人的地区，而中国人也赞赏我这种观点。
我在这座公署里住了三年，接见了不少的政府官员、公使、主教以及传教士们。革命军北伐、北洋政府被推翻、北京易主，对我们都没有造成丝毫骚扰。
记得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阎锡山的军队要进北京城驱逐张作霖的军队。那时，整个京城惊惶失措，外国使馆准备收容他们的侨民。我步出街门外，看见进城的军队满身灰尘，疲惫不堪，一点战斗力也没有。
北京的富成功助理主教请法国使馆转请军方，派一队武装部队到北堂～主教公署门口站岗。
我寓所的大门常开，只有一个看门的人，而在北堂的门口好几天有武装的卫兵站岗。我不只说请求卫兵保护不好，可能带来坏的联想，我甘脆地说，我不敢苟同。
八月六日，收到广州代牧魏畅茂主教的信说：「我好高兴把这封信寄到北京定阜大街三号，圣座的代表不再是『流浪人』。我们的中国教友已经完成他们的任务。世界各地有不少文明教友似乎对这样的责任懂得不多。中国教友万岁！」我也收到其它教区类似的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