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宗座代表公署
    中国教友献给北京宗座代表的,是一座纯朴、合适而舒适的中国式房舍,位于宽广而安静的定阜大街三号。在这条街上住着两家皇室王族:清王与戴涛王。这座房舍有许多屋间搭配在两个小庭院里,四面有雅致的走廊。教友们说,这不过是临时性的,直到他们寻找到一座更恰当的王府。

    公署的房舍比起北京主教公署及本堂神父的住所显得狭小而简单,但我觉得非常可爱,也适合我的个性,尤其中国式装潢更觉得别有风味。

    不久,一位外国公使建议我住到使馆区,我对这项建议根本不加考虑。使馆区是一个享有治外法权的外国堡垒形的东西,是来自一九○一年拳匪之乱后订立的条约。主要的使馆都在里面,四周围着高墙,在墙垛上架着机关鎗。这个地区构成了一个可耻的纪念品,招致中国人民的仇恨,这早晚总会消除的。我来中国不是为配合外国政府的政策,而是传扬被钉死的耶稣基督,自然我是要住在中国人的地区,而中国人也赞赏我这种观点。

    我在这座公署里住了三年,接见了不少的政府官员、公使、主教以及传教士们。革命军北伐、北洋政府被推翻、北京易主,对我们都没有造成丝毫骚扰。

    记得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阎锡山的军队要进北京城驱逐张作霖的军队。那时,整个京城惊惶失措,外国使馆准备收容他们的侨民。我步出街门外,看见进城的军队满身灰尘,疲惫不堪,一点战斗力也没有。

    北京的富成功助理主教请法国使馆转请军方,派一队武装部队到北堂~主教公署门口站岗。

    我寓所的大门常开,只有一个看门的人,而在北堂的门口好几天有武装的卫兵站岗。我不只说请求卫兵保护不好,可能带来坏的联想,我甘脆地说,我不敢苟同。

    八月六日,收到广州代牧魏畅茂主教的信说:「我好高兴把这封信寄到北京定阜大街三号,圣座的代表不再是『流浪人』。我们的中国教友已经完成他们的任务。世界各地有不少文明教友似乎对这样的责任懂得不多。中国教友万岁!」我也收到其它教区类似的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