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会历史中，在基督徒灵修上出现的异化，仍然是根源于恩宠与人性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上。在法国，传统的教义是：恩宠使人性完美，并在无损人性的情况下，借参与神圣的生活而把人性提升到较高的层面。但这教义受到歪曲，她或的破坏人性而以恩宠取代，或是推崇人性，以至恩宠成为不必要的东西。杨森和宁靖主义，是法国灵修学派的两大异化，两者彼此相连，因为两者都夸大了恩宠的力量以至牺牲了人性和人的努力；不过除此之外，他们在其他方面却是南辕北辙。法国灵修动荡的局面，一直坚持整整一个世纪——从1650——1750，而它在教会内所造成的不良的景响，却一直延伸至二十世纪。
因为神学家与史学家都曾对这两个异端的运动，作过探讨研究，在此，我们只须扼要的概述每一个运动的兴起和影响便足够了。前面以提过了，当年贝鲁里和他的 追随者，曾对人文主义提出强烈的反对，强调奥斯定的教导，重申人的卑略和罪孽和人必须完成依赖天主和他的恩宠。虽然贝鲁里圈子的神学家，坚持反对洋森主义的立场，但他们可能不太明智的在教义上留下一些口实，让这些异端运动有机可乘。圣西蓝非常景仰贝鲁里，当贝鲁里逝世时，司祭祈祷会没人敢在葬礼上讲话称赞他的功德，怕触怒了利基卢枢机。但圣西蓝写了公开信一封，赞扬了他，在教会内传阅。
使杨森主义兴起的另一个因素是教会对抗路德和加尔文的错误的努力。为了解决这困难，人文主义者决定缓和奥斯定和多玛斯派神学家。着重人类预订的命运和恩宠的报酬等说法，以便强调人的自由，与恩宠合作的重要性。不过，反驳很快就来了。在鲁汶，贝吾师（Michael Baius,1589）首先指出人文主义的偏差；其实在原罪之后，人已失去了自由；在他接受成义的恩宠以前，他什么也不能做，只能犯罪，他甚至也不能做任何准备接受成义的恩宠的工作。
鲁汶的教授、耶稣会士李斯悟（Lwonard Lessius）答复贝吾师的理论，他指出天主自亘古以来以肯定，在他自己选定的时机，借基督的功劳，赐予人成义所须的恩宠，然后，因为天主能预见人将来这恩宠而立的功劳，他预定了人将来会得更大的恩宠和救恩。
在这期间，在西班牙，道明会士巴尼士（DominicBanez）,从1577年至1604年逝世为止，任教于沙拉曼加学院，发起为奥斯定和多玛斯学院辩护的运动。照巴尼士的说法早在思考人的功劳以前，天主以裁定人的行为和他行动时所拥有的自由。因此人不可能这样高度的自制，在会使天主依赖人，至少在认识人的自由行动方面，天主要完全依赖人。
在1588年，耶稣会士毛利纳（Louis Molina）在里斯本出版了他的名著： Concordia liberiarbitrii gratiae donis.他提出一套新理论：一方面尊重人的自由，一方面也不至于破坏天主的知识和因果律的不错误性和普遍性。因为人实行自由意志时会受到各种不同的情况所牵制，所以天主不能凭借者纯理性的知识，（scienria simplicis intelligentiae,即对永远不存在的事物的知识。）或凭意象知识，（scientia visionis,对天主命定的必然存在的知识）l来认识人的这些行动。天主要以第三类神圣的知识，去认识人将来的受制约的自由意志的行动。这种知识，毛利纳称为中间知识，天主亘古以来已预制人在某种情况下着这种恩宠，因为天主知道人会响应他。
道明会士强烈的攻击毛利纳的学说，但是罗马圣部1597年发表的助佑恩宠却不能解决当时的问题，毛利纳派大受欢迎，这套学说直到十七世纪，奥斯定神学再度抬头时才衰退。促成这种转变，我们前面以提过，贝鲁里及其追随者居功不少。无论如何，杨森主义是对圣奥斯定神学的歪曲和夸张，而法国学派的贝鲁里神学，却大事攻击杨森主义的过激观点。
杨森主义的创始人是侯澜里，（1580-1642）但更多称他为圣-西蓝。因为他约于1620年为此地修院院长。杨森主义另一个创始人杨森（1585-1638）。他是鲁汶的博士，后来做了叶尔的主教。圣-西蓝和杨森都认为人文主义和毛利纳思想给人太大的自由，以至在实践上，这种说法等于取消了基督救赎的必要性。对人性作过份的让步，尤其的论理学引进了或然论和决疑论，主张在有两种非决定性的意见发生时，应由判断者随意决定，以至基督徒的伦理教导，沦为令人非议的松散和充满异教色彩。即使圣方济沙雷也不曾逃过他们的指摘：
在圣人，即使最伟大的圣人内，也有一些危险的质素，在些素质只是对自己有用，但对他这些没有他们的精神、恩宠和得不到天主的祝福而又要模仿他们的人，这就有害了……例如圣善的日内瓦主教的「温和」，这可使他恩宠沛增，但对其他人可能有害，他们可能因此而犯错，也可能因为管理他们的人的无知和不良的管理而受害——我的是内瓦的长上是一位圣善长者，但他不是宗徒之一；我们应遵守的，却是宗徒所定的普遍规则。
杨森和圣—西蓝认为以下各点就是正确的宗徒教训：因为原罪，人性已从根本腐败了；人绝对没有能力从恶中选择善；只有恩宠足以促成人的行动和选择；只有那些被选的人可得救，也只有被选的人可以从救赎中得益；应该在人公开做了补赎以后才可透过圣事赦罪；彻底忏悔是赦罪必须的条件，恰当地领圣体的基本要求是对天主纯净的爱；基督徒生活最重要的实践就是悔罪的实际行动。
因此，圣——西蓝提议：「消灭现阶段的教会」；他宣称。天主意欲把现存的教会摧毁。以一个革新和教会取而代之——杨森自认是革新教义的负责人，而艾努却负责重新建立直追古代的宗教实践。他们两人都按圣——西蓝的启发而工作。历史家一般都承认，是杨森和圣—西蓝两人一同开创宗教革新运动，而后者，「他其实已是加而文的信徒了，把他异端的毒素传染」给后来的「奥斯定」一书的作者。
在使基督徒更值得天主的爱和怜悯的前提下，杨森主义者却因为过分强调恐惧，反而离弃了天主。他们所讲的。是处于绝望的边缘，违反了爱和虔敬的基本定律的恐惧，他们这样过份的夸大人对恩宠的需要，人自己没有能力去做任何摆在他面前的事。他们无疑是破坏了基督信仰而使他变成消极和多疑的宗教。同时，因为他们过分注意自己，很快就演变成一种追求完美的骄傲的自我为中心，这在圣——西蓝和安琪姆姆特别显著，以上种种导致一个严厉的道德主义和灵修，傲慢地把自己与天主教生活的主流切断。正如诺士所说：「杨森主义的摇篮，被圣—西蓝的安琪列姆姆两张哭丧的脸孔监视着，永远不能学会微笑，它的追随者，只知自己需要恩宠。竟忘了相信恩宠。」
虽然杨森主义者人数不多，而且大多数集中于皇室港的修院内，但杨森主义的思想一直存留到它被消灭以后。这个异端顽强为灭的原因有几个。第一；皇室港的朋友，是教会中居高位的人。（例如朗琪韦拉公爵夫人）及文化界名人（巴斯葛、拉西尼和撒威尼夫人）；第二：利基卢迟迟不对圣—西蓝采取行动，第三：法国耶稣会士阻止这个运动的发展所作的努力。笨拙而无效。
不过最后，杨森主义还是以悲剧下场。它最初的目的是恢复原始基督徒的教义和实践。但是几乎一开始，它就牵涉在恩宠与人性自由的急诊中，接着，它以有意识的苦修主义姿态出现，逐渐朝严厉的苦修主义发展。最后它自我封闭起来。与世界和其它的基督徒脱离。后来更进一步。恢复独自隐修和生活。企图在普世教会之内，组织一个小教会，它被灭亡的最后打击是教宗克来孟十一世的诏书。诏书把吉士纳（过去是司祭祈祷会士）所著的「道德反省」一书内超过一百条命题批禁。许多法国司铎拒绝接受教宗的诏书。于是，在1718年，另外颁布Pastoralisofficii诏书。开除所有拒绝接受前一份诏书人士的教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