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1900年的义和团倡乱，引起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战争很快就以清政府的失败而结束。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清政府向八国赔银4亿5千万两，分15年还清（带息共9亿8千万）。此时的清政府才完全意识到了西方列强的进步和自己的落后，改革已成为当务之急。
1905年西太后宣布废除旧的科举制度，创立新式学校，派留学生到日本、欧美等国进修，派大臣到国外实地考察，寻求改革之道。便大清王朝腐败至极，已经无可救药。许多有志之士，满怀着亡国之痛挺身而起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
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清政府宣告结束，但是象中国这样的老大帝国，维新谈何容易。接着而来的十多年的军阀割据，1928年蒋介石统一中国建都南京。但喘息未定，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八年英勇抗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安定，国共两党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内战，直到1949年为此，大陆在共产党的执政之下。教会也随之陷入非常状态之中，面临着新的严峻考验。
一、 大学的建立
1903年耶稣会士在上海创办了“震旦大学”（第一座天主教大学）
1922年耶稣会士在天津创办“天津工商学院”，1948年更名为“津沽大学”并设有“北疆博物馆”
1925年美国本笃会创办“辅仁大学”于北京，1933年转交圣言会管理。“辅大”设有三个学院、十六个系，其中医学最发达。（现为北师大的附属）陈垣为第一任校长。
二、教友的发展
20世纪初期，教会虽然受到不少骚扰，但总体来说，还是平安与进步的时期，教友数目倍增。
1900年有教友72万。
1911年有教友143万
1921年超过了200万
尽管教友数目增加很快，但是其中农民居多，对整个国家来说，还没有显著影响。
当时，中国共有神职人员729位，外藉神职500多人，而且没有一位国籍神父在管理教务方面占重要地位，自从1685年罗主教以来至今没有国藉主教。
三、雷鸣远神父
教会在中国风风雨雨辛勤工作几百年，传教士们不惜一切代价地传教，为什么教会在中国不能根深蒂崮，是传教方法不对吗？还是有其它原因，雷鸣远神父试图解答这一问题。
雷鸣远1872年生于比利时，18岁入遣使会，并立志到中国传教。
1901年雷鸣远来到北京，当时樊国栋为北京主教，安排雷鸣远在北堂修道院中，一方面教修生拉丁文，一方面学习中国的四书五经。1902年雷鸣远在北京晋铎。
雷神父圣神父后为天津总铎。他意识到报纸、杂志等为传教事业是非常有益的。于是他在天津了《益世报》和《广益录》二份报纸。
随着时间的推移，雷神父观察到，虽然中国神父中德才兼备之士不多，但是没有一个中国人在牧灵岗位上任重要角色，他感到伤心。他主张“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
雷神父也是中国“公教进行会”的创使人之一，他为了消除人们思想中错误的“洋教”观念。提倡人们爱国，爱国而且爱教。他反感法国的保教权，反对外国传教士干涉中国政治，鼓励产生中国主教，提议中国与教廷建立使节关系。雷神父于是受到来自法国的级大压力，被迫回到比利时。1926年再次回到中国。
1927年雷神父创办若翰小兄弟会和德莱小姊妹会。他希望会士接受精神、技能、社会和生活四方面的培育。同一年他加入中国籍。
1940年4月13日，雷鸣远神父与另外15位本笃会士被共党拘捕，其中12位被危害，雷神父后被救出，但受尽了折磨。6月24日逝世于重庆。临终留言“我为中国而生，我为中国而死”。7月18日国民政府明言褒扬。
蒋介石的挽联：博爱之谓仁救世精神无愧基督
威武不能屈毕生事业尽瘁中华
雷神父的精神是“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他指出要复兴一个民族，首先应把“我”做好，没有好人，任何好的计划和好的工具都是图然的。
四、“夫至大”通谕
1919年教本笃十五为让人们能更好地了解教会的思想，颁布了“夫至大”通谕。为传教史开了一个新纪元。
通谕指出：传教士应绝对避免谋求其本国的利益，否则便会使传教的努力完全失效。通谕再论到本地神职人员时，进一步指出，有些传教区域天主教已经传入了数世纪，而本地神职人员至今还居次要地位。因此给他们适当的栽培和教育实属刻不容缓。倘欲产生预期的效果，给他们的栽培不可只求其能做外籍传教士的助手，确当使他们在自己的民族中有接受、管理的能力。
五、第一位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
刚恒毅1876年生于意大利，1922年奉教宗比约十一（1922－1937）派遣来华，当他平安到达香港后才正式公开宣布了自己的驻华代表身份，并发表了“我的五项原则”内容如下：
1、我的五项声明：
A、“我的宗座代表职务，只有传教的职务，不带任何政治色彩”；
B、“我尊重各国的权力，但我有我的自由，绝对不为任何外国政治的利益服务，我川人属于教宗，我不代表任何政府，我只代表教宗”；
C、“圣座不干涉政治，有时政治走进了宗教的范围，圣座也偶尔办一点政治”；
D．“圣座对于中国，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野心，西方列强的政治与圣座不相干，教宗热爱中国，诚心寻求中国的福利，中国该是属于中国人的”；
E、“传教事业是为圣教会服务，圣教会在主教的人选上通常是选自各地教会的本国人中，外国传教士为传播福音不可缺少的，但几时传教士区内若有地方可以选择本籍神长来建立圣教会，外藉传教士既收获了自己工作的美果，便要退到别的地方，再去预备建立本地教会”；
2、上海全国教务会议：1924年5月14日－6月12日
刚总主教邀请名教区主教，各修会会长和中国神职界代表参加此次会议。会议共有五项规定：如下
A、再次强调教宗本笃十五“夫至大”通谕的指示，严禁传教士干涉俗事和政治
B、规定本地神职人员如果有资格不可拒绝他们担任任何职务，且希望尽可能早日实现由本国神职中选任主教；
C、奉献中国教会于圣母；
D、在中国各地建立14所大修院，为有志修道的中国青年提供完整而又高水平的神哲学教育；
事实上从1924－1936年共开放了11座修院
吉林总修院：东北三省
北平总修院：全国
宣化总修院：河北
汉口总修院：两湖
济南总修院：山东
大同总修院：山西
开封总修院：河南
成都总修院：西南三省
南昌总修院：江西
宁波总修院：江、浙一带
香港仔华南总修院：两广、福建、香港
E、牧民方面，刚总主教鼓励中国教会改用中文经书，以促进教友对经文的理解。
3、中国主教的祝圣
1926年教宗比约十一世为贯彻本笃十五“夫至大”通谕的精神，同时也为了让中国人更容易地参加管理教会的职务，任命了六们国藉主教。他们是：
湖北浦圻教区：成和德
河北安国教区：孙德桢
浙江台州教区：胡若山
河北宣化教区：赵怀义
江苏海门教区：朱开敏
山西纷阳教区：陈国砥
为了隆重起见，也为让普世教会更能明白他的用意，教宗愿意亲自祝圣他们。于是刚总主教带领他们六人起身前往罗马。1926年10月28日，伯多禄大殿装饰得金壁辉煌，六位中国神父在罗马的全体枢机主教、其它50位主教及全体驻梵蒂冈大使前，由教宗手中接受了主教的祝圣礼。这次祝圣的意义非常深远，它标志着中国教会已经逐步走向成熟，中国人有资格有能力来管理自己的教会。这是继罗文藻主教接受祝圣（1685年）后241年，中国人第二次圣主教。
刚总主教1933年因病向教宗辞去驻华代表的职务，返回欧洲，至死未能再到中国。
1952年他被提升为枢机主教
1958年去世。
六、第二位驻华代表――蔡宁总主教
1、蔡宁总主教
1933年刚总主教返回欧洲，随后辞去了驻华代表的职务。教宗比约十一世遂任命了蔡宁总主教为第二位驻华代表。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动荡不安，蔡宁总主教致函全国的主教们，嘱咐中国的公教人士，在抗战时应加强慈善和救济工作。于是各地的公教医院大多改为了战地医院、教堂变成了难民收容所。中国各地的教堂也遵照蔡宁总主教的指示为战亡者举行追思弥撒。蔡总主教也在汉口举行了大礼追思弥撒，蒋公派代表参加，交至函表示感谢。
1939年，日本在华势力达鼎盛的时候。蔡宁总主教发表公函嘱咐中国的公教圣职人员，圣日本侵华保持超然态度不左不右。国民政府对这份公函表示不满，随后向教廷提出抗议，教廷答应详察此事。从此之后，蔡宁总主教开始在北京代表公署度隐居生活，不再参加任何政界典礼。一心管理当时有名的“司铎书院”。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蔡宁总主教到重庆参加庆祝典礼，国民政府为表彰公教人士在抗战中所立之功，特发勋章一枚给总主教。
2、“司铎书院”
1937年由蔡宁总主教一手创办。蔡宁总主教看到当时中国的情形已经不能再自由传教，于是想借机培养中国的年轻神职人员，使他们在国学和神学教育方面达到大学水平，为将来做好准备。
司铎们在此度着团体生活，邀请辅大的教师到书院讲课，有时他们也到辅大听课。
3、德日进神父
德日进神父：著名考古学家，1881年生于法国，1899年加入耶稣会，1911年在巴黎晋铎，1920年在巴黎教授地质学，罗马教廷和法国耶稣会对他的思想表示怀疑。
1923年德日进神父来华，并在中国度过了23年的学术生涯，主要在北京、天津一带工作。期间发掘北京周口原人遗址。
1951年德日进定居美国。1955年去世。
4、“伪满洲国”与教宗
1932年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后，扶植傅仪建立满洲国。1934年教廷承认了“伪满洲国”，且委任当时吉林教区高德惠主教出任教廷代表，这件事令中国政府极为不满。但是教宗当时这样作，是从教会的利益出发，因为他不忍失去东北三省的教友。
5、解除“礼仪”禁令
从1645－1939年长达294年的礼仪之争正式结束，教宗比约十二于1939年正式解除“礼仪禁令”。
七、几位中国教会知名人物：
1、陆征详
1871年生于上海。
1889年在北京同文馆攻读外交学与国际关系学，1892年随许景澄（任翻译官）出使俄国。
1899年在莫斯科与比利时德培小姐结婚。（无子女）1911年正式皈依天主教会。
1912年回国任国民政府外交总长，兼国务院总理。
1917年被迫在《二十一条》上签字，之后辞职隐居瑞士。1926年妻子在瑞士去世。
1927年大比利时入安德肋隐修院（本笃会），利用九年时间学习神学，险些放弃。
1935年由刚恒毅手中领受铎品。
1946年有人建议教廷提升其为枢机主教。但因他年龄偏大（75岁）又不易回国，未成。于是教廷提升他为比利时圣伯多禄隐修院的名誉院长。
1949年去世。
2、田耕莘
1890年生于山东阳谷，兄妹五人，排行老三，字骋三。
1901年领洗入教，1904年进入修院，身体欠佳，记忆力又不好，曾被院长劝退。1918年晋铎，1929年加入圣言会。
1933年任阳谷监牧区监牧，1939年在罗马由比约十二圣为主教。1942年青岛主教维昌禄去世（曾劝退田主教的院长），田主教调任青岛。
1945年12月24日被教宗提升为远东第一位枢机主教，46年2月18日在罗马加红冠。
1946年4月11日中国圣统治正式成立，全国划分为20个总主教区，田期刊耕莘调任北京任总主教，创办了耕莘中学（现北京39中）、上智编译馆和大修院。
1948年北京解放时，田主教因眼疾正在上海就医。1949年4月11日田主教到香港就医，大陆已不能回，田主教本欲去台湾，受到教廷公使驻香港秘书的劝阻，于是定居美国芝加哥。
1958年教宗比约十二去世，田主教回罗马参加选举教宗若望二十三世。
1959年被委任为台北总主教，60年3月到台湾。
1962年到罗马参加“梵二”会议。
1963年再次参加选举教宗保禄六世。
1964年到美国募捐，同年向教宗辞职，未获批准。1967年田主教获准辞职。
1968年去世，生前创办了“中华圣母会”。1969年于斌被提升为枢机。
3、陆泊鸿
1875年生于上海，知名企业家，拥有上海全部资产的七分之一。同时他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非常热爱中国的传教事业，为传教士提供各方面的帮助，并热衷于慈善事业，创建医院与学校等。
教宗于1937年封其为“袍剑爵士”并得教宗赐剑，称为“中国第一教友”。
1937年12月30日被日本特务刺杀身亡。
八、中国教会盛况空前
1、圣统治的建立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中国教会再次蓬勃发展起来，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教宗比约十二看到这种情形，满心喜悦，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于1945年12月24日任命了田耕莘为远东第一位枢机。同年4月11日在田耕莘主教和陆征详的推动下，教宗宣布中国正式成立圣统治。
全国共划分为137个区，其中20个总主教区、79个教区、38个代牧区。
当时有中国主教29人，不可能完全管理中国教会，教宗又愿意提高中国主教的地位，就把三个最重要的总主教区委给了中国主教：田耕莘为北京总主教、于斌为南京总主教、周济世为南昌总主教。
2、第一任驻华公使――黎培里总主教
1946年12月28日中、梵之间互派公使，吴经熊为驻梵公使，黎培里总主教为第一任驻华公使。
黎总主教到南京后，会见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受到热烈欢迎，并递交了国书。当时与梵蒂冈建交的共有92个国家。黎总主教周游中国各个教区，监督各个教区主教的就职大典，并下令每个教区选派二位德学兼优的修生到罗马深造。
小结：
从1900－1949年约50年间，天主教发展讯速，礼仪禁令被废除，又建立了圣统治。中国教会可说有着辉煌的前景。我们可以看以下一些数据：
教友数目接近400万、教会大学3所、中学156所、小学2009所、就读学生32万、大修院11所、修生1600位、国籍神职2676人、外籍神职300余位、修女4000位、给60个国籍修会和大量国际修会、医院216所、诊所847间、育婴堂272座、还有50位真福圣人。
回顾中国教会近400年的历史，我们可以说，传教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他们的辛劳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经过他们的呕心沥血和不屈不挠地传播福音，中国教会已经开始成长起来，且不断地发扬光大，瞻望将来，中国教会大有前途。可是天意莫测，正当中国教会欲大干一番时，忽然一声雷响，大祸从天而降。中国教会刚刚经过了百年的迫害，现在又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那就是共产党的无神论。真可谓刚出龙潭又入虎穴。中国教会如何面对这次阴险毒辣的打击，这是每个天主教徒，尤其是神职人员应常常反省的问题。
附：玛利诺会
1911年由华理柱（James A walsh）和派来斯(James Price )在美国纽约创立。
1918年第一次向中国派四位传教士，广东的江门、嘉应、广西的桂林、梧州、辽宁的抚顺为其传教区。
1921年苦难会来华传教，主要在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