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50年7月28日，狄奥多西二世坠马死，欧地格的后台位高权重的太监克利萨非被处死，偏向正统派教会的皇姐普尔格丽和大将军马琪盎结婚，使马琪盎登上罗马皇帝宝座，教会的形势着急转直下。马琪盎登基不久，即为福拉未盎举行改葬大典，第二届厄弗所会议上被开除共融的主教，被从流放地召回，所以这一切对迪奥斯哥鲁说来都是不妙的征兆。罗马主教利奥一世在得知厄弗所二届会议结束后，召开了罗马会议，将迪奥斯哥鲁开除共融，对此，迪奥斯哥鲁报以将利奥开除共融。福拉未盎被撤职后，君士坦丁堡新选的主教名阿纳托利。这位新当选的主教其心境是可以想见的：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在短短十几年里，接连两位前任在亚历山大城主教手下倒台，而且君士坦丁堡分两派，尽管正统派强大些。怎样巩固自己的地位，当然是阿纳多利必须考虑的问题，阿纳多利采取的办法是争取罗马主教的支持。狄奥多西二世以及主教祝圣典礼主礼主教们同意了阿纳多利这一办法，故此阿纳多利去信奥求信可，这一举动是破天荒的，而利奥则去信狄奥多西二世，和阿纳多利要求阿纳多利在他的教义信件上签字，阿纳多利不但自己签了字，而且还转给其他所辖签了字。罗马主教利奥在给狄奥多西二的信中，曾要求同意在西方召开会议来为福拉未盎平反，他提出的理由是：福拉未盎在被判罪后曾提出上诉，他援用贺西约等搞的伪尼西教律（即所谓撒提加教律）声称自己有受理上诉权，马琪盎登位后，不但同意，而且积极主张召开大会，但不同意在西方开会。
会议地址：马琪盎于451年5月发出召开大会通知书，规定会址为尼西，并言明自己将要出席大会，主教们接到命令后，云集尼西，而马琪盎却因军务缠身，不能去尼西。致使会议一延再延。主教对此十分不满，向皇帝去信，打算不等他了，对此，马琪盎十分不满，决定改变会址，命令主教们从尼西前往卡尔斯顿，就近君士坦丁堡开会。
会议经过，大会于10月8日开幕，11月1日结束。先后共举行十六次会议，在第三次会议上，亚历山大城主教迪奥斯哥鲁被指控成为作恶多端，十恶不赦的大罪犯，被大会开除共融、撤职、流放。
这次大会的另一件事是通过利奥的教义信件。
10月10日，举行第二次会议，特派大臣要求解决教义问题，部分主教提议以罗马主教利奥的教义信件为范本，因为它正确地阐述了传统的信仰。少数主教提出需要好好考虑期限。由于这种分歧，特派大臣决定给主教们五天考虑。10月13日开大会处理迪奥斯哥鲁。故直到10月17日才讨论利奥的教义信件。会议由特派大臣主持。要求主教们手按书经宣誓声明,利奥教义信件否符合尼西会议和君士坦丁堡一届会议的决定和解释。首先宣誓予以肯定的是君士坦丁堡主教。依利里公的主教们推出代表表示对教义信件不完全满意。但作一点说明之后宣誓接受。巴勒斯坦的主教也作了明：对教义信件的某些段落本来不满。经罗马代表作解释后，可以接受。在161年名主教宣誓后，特派大臣要求没有宣誓的主教们一道宣誓 。如是全体主教高呼。这是我们全体主教的信仰。
但是有十三位埃及主教坚决拒绝在利奥的教义信件上签名，他们引证尼西教律第六条说:：我们属亚历山大城主教管，关于利奥的信件，我们得等待他们决定。由于这十三位主教态度坚决，特派大臣命令他们不继续开会，去君士坦丁堡等待，在选出新的亚历山大城主教之前不许离开君士坦丁堡。
10月22日举行第五次会议，为大会制订教义决定。事前君士坦丁堡主教阿纳多和其他几位主教拟定了一份类似教义决定的信仰誓言。宣读后获得东方主教拥护。但罗马代表团却不满，宣称“各位如不接受利奥的教义信件，就请各位反对派去参加西方会议”。（可见以前阿纳多利在利奥的教义信件上签名，只是争取罗马方面的支持，以对抗亚历山大城主教）东方主教见教义信件上没有使用“天主之母”字样。十分不满。有些主教甚至说：“反对阿纳多利信仰誓词的人，是些奈斯多略分子，让他们上罗马去吧”。最后，两方意见一致，即使用了利奥关于基督一位二性的论点，也明确写进了童贞圣母是天主之母。
10月25日，举行通过大会教义决议在典。皇帝、皇后。全体特派大臣、元老院出席了大典。卡尔斯顿教律第28条的制订这条教律是这样写的：“我们承认前不久150拉主教关于君士坦丁堡至教会特权制定的教律并完全遵守他们的规定，因此我们作了同样的规定。上届君士坦丁堡大会代表们与旧罗马主教席位以特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是皇帝的古都城。150位主教基于同样的理由授与了新罗马以同样的特权，因为它是皇帝及元老院所在地，因此，新罗马 在教会事务上应享有与旧罗马 同样的权利。在旧罗马之后，位居第二，据此，仅朋都斯、亚细亚。特纳斯等大行政区之首府主教，由君士坦丁堡教会主教祝圣。上述大行政区内各省首府主教常规，依照教律规定会同本省主教一道祝圣省内新选主教。但该三大行政区之首府主教。依照常规当选后，应通知君士坦丁堡主教。由君士坦丁堡主教祝圣”。
马琪盎召开这次大会无疑有他自己的打算，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帝国，教会在教义上的纷
争，当然会影响政治上的统一解决教义问题，当然是首要问题，但君士坦丁堡城主教地位问题，也是他关心的问题，381年第一届君士坦丁堡教律第三条，罗马以不知情为由，拒不承认，故特在这次大会上安排重新制定措词，明白的条款来提高君士坦丁堡主教地位，这一打算是在召开会议之前罗马便已得知的。故利奥给罗马代表团的指示是：竭尽全力，抵制马琪盎的这一计划。故此当罗马代表团获悉东方主教要讨论这一问题时，拒绝了他们的邀请，没有参加会议，因为代表团知道自己无力阻止这一提案的通过。而在提案通过之后，可以以不曾参加会议为由，不承认这一教律。
11月1日，也就是这第廿八条通过后的日子，罗马代表团向特派大臣说：“皇帝不仅关心信仰问题，也十分注意除主教们之间分裂、争端等情，昨天，在大人（指特派大臣）和小的们（罗马代表团自称）走后，人们制定了不合教律和教会阶级的决定”。接着罗马代表团对第廿条提出了抗议，并引证尼西教律第六条来证明罗马主教的首席地位。声称签字通过这一条的主教们是被迫的，但签字的主教们齐声叫嚷：不是被迫的。（事实是：有的有关主教并未签字，被迫不能成立）罗马代表团要求将他们的抗议记录在案。特派大臣同意了，但同时宣布，教律第廿八有效。
对马琪盎说来，对君士坦丁堡主教说来，尼西教律第六条仍然可怕的威胁，亚历山大城主教是个威胁，为此，马琪盎采取了一条目以为得计的手段：去信请求利奥批准卡尔斯顿会议。其用心是，只要利奥笼统认可卡尔斯顿会议，君士坦丁堡方面便可以宣称罗马方面承认了第廿八条教律。利奥是个非常精明的人，那会上这样的圈套。他接到皇帝信后，立即给参加会说的主教去信，批准大会，但否定第廿八条。阿纳多利收到这样的回复，也有其办法：在教堂宣读前一段，删去后一段。
大会主席：一般教会历史学者都称罗马代表团是这次大会的主席，这大概因为利奥一世在给人们的信中曾说了这样的话：“他们（指巴斯卡西诺等人组成的罗马代表团）代表我主持了东方会议”。此外利奥在大会前给马琪盎的信中明确提出过将指派以巴斯卡西诺等人主持大会。但事实上谁是大会的主席，必须以事实为准，而不能以利奥的想法为准。大会记录里，开幕第一次会议的情节告诉我们谁是大会主席。
开幕那天，皇帝和主教们就座后，以巴斯卡西诺为首的罗马代表团来到会场中央。巴斯卡西诺开言道：“罗马教会宗徒席位主教指示我们：不许和亚历山大城主教迪奥斯哥鲁坐在一起。而今和迪奥斯哥鲁却赫然在座。罗马主教的命令不容许计价还价。故此特请大人（指皇帝特派大臣）命令迪奥斯哥鲁退席。”特派大臣要罗马代表提出具体理由，指出迪奥斯哥鲁的具体罪行，巴斯卡西诺支吾其词，不得要领。特派大臣不满，再次要求罗马代表指出迪奥斯哥鲁的罪行。于是罗马另一位代表鲁生觉回话道：“迪奥斯哥鲁在未得宗徒席位主教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召开大会（指狄奥多西二世召开的厄弗所二届会议）这是越权行为，没有这样的先例，决不能容许这样的行为。”巴斯卡西诺说道 ：罗马代表决心忠于自己的使命，忠于教律和教父传统。”特派大臣依然不满意，第三次提问：“你们到底有什么事指控迪奥斯哥鲁？鲁生觉道：“迪奥斯哥鲁不是作为审理的一员请来的，而是作为被告叫来的”。特派大臣这时以教训的口吻说道：你既然想以审理员的身分行事，就不能以原告身分行事。”接着，便看迪奥斯哥鲁离座到会场中央。要说巴斯卡西诺这是在行使会议主席权力是无法叫人相信的。
为了维护利奥一世，他们代表我主持了东方会议。的说法，一些教会历史学者违心地把会议工作分为：正式会议工作和会议行政工作：讨论议题，投票表决为正式会议工作，宣布开会，决定会议内容，掌握会议进程，宣布会议闭幕等，属于会议行政工作。据此，特派大臣只算是作了些会议行政工作，不能说是主持了会议。
这一说法能否成立？大会第三次会议是将迪奥斯哥鲁开除共融的会议。没有特派大臣出席，巴斯卡西诺在这次会议上声称罗马主教委任他主持会议，故此以会议主席身分主持了这次会议。他以主席身分行的事，就是特派大臣们在其他次会议上行的事。同样的事情，罗马代表行则成为行政工作，特别大臣行之则只是会议行政工作，这样的论调，是不客观的。制订第廿八条教律时，特派大臣也没有出席会议，人们请罗马代表到会。罗马代表却不提自己是会议主席这一头衔了。这也是意味深长的。
在会共举行了十六次会议，其中罗马代表仅主持了一次没有特派大臣参加的会议，所以就整个会议说来，罗马代表主持了卡尔斯顿会议的说法，是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