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博览群书，在阅读中，她经常见到格丁根大学哲学教授胡塞尔的大名。格丁根大学是当时德国的一座名牌大学，对之埃迪特早巳垂涎三尺，心向往之。＂格丁根的学术空气很浓厚，不论昼夜，不论在饭桌上或在马路上，人们到处都在高谈阔论，研究哲学。”埃迪特弄到了胡塞尔的一本《逻辑研究》，用功细读，手不释卷。“真是如获至宝，一种有价值的方法，一种真能澄清思想的工作!”
她找到了起跑线，“我需要有新的灵感和启发。我正值二十一岁妙龄，满心的憧憬，期待着一切应当发生的事情快快发生。”
雏儿要第二次离开巢窝了。施泰因太太舍不得幼女离家，心里难受，但她通情达理，为了女儿的幸福和学业，她还是同意了。
埃迪特写道：“说句心里话，我和妈妈一样，心中很不好受。我隐隐有一种预感，这将是一次更断然也更有决定性的离别。”
“凭感性知识趋向事物本身”
埃迪特如饥似渴、热情地、有时甚至带有戏剧色彩地对存在的真理以及知识的客观性进行不懈的哲学探索，他人很难详细地追随她的脚印。在格丁根大学内学习环境有时显得有些喧闹，但始终非常紧张。埃迪特在这里埋头专心于各门不同的学科，但她研究的主攻方向是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论。
校院内，有“哲学学会”的组织，有志于哲学研究工作的青年学者纷纷参加这个学会，切磋琢磨，各抒己见。埃迪特在这个学会中广交学友，如鱼得水。她首先遇到了胡塞尔教授的助手，不久前由犹太教改宗天主教的赖纳赫先生，两人一见如故：“从来没有一个人以如此真诚和善良的心接待过我，与我交往。”不久，她又认识了哲学家康拉德及其妻子马齐乌斯，若干年后(1921)，正是在这对夫妻家中，埃迪特蒙受了天主转变她一生的“恩宠”。
然而，当时对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名叫利普斯的二十三岁的男青年，埃迪特对婚姻持开放的心态，只要她能找到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她就会认真加以考虑，她写道：“他身材长得颀长，高挺，看上去很结实，生有一张富有表情的娃娃脸蛋，一双圆圆的大眼睛非常可爱，目光炯炯有神，他把自己的思想浓缩在简短的词句中加以表达，但在旁人听来，却非常有说服力……通常我们大家都对他的思想观点的正确性及深度确信不疑。”
这些年青的学者定期在海斯特先生家中聚会磋商哲学命题。埃迪特讲过这样一个插曲：“我不会忘记在一次热烈的讨论会上，利普斯全心投入，口若悬河，竟把夹在自己手指中的雪茄烟灰扔进丁主人家客厅中盛糖的银质器皿内。”
对埃迪特这位格丁根大学的新学生来说，最有意义的事无疑是当面认识现象学方法论的创始人胡塞尔哲学大师，亲自聆听大师的教诲。如何认识外部的世界呢?胡塞尔主张返回到事物的本身，一如事物一开始时向人们展示的那样，返回到现实在未经反省前的经验中去(仅凭感性认识)，不带任何理智上的偏见(成见)和观念上扣变形或歪曲。埃迪特·施泰因对之概括为：“目光从主体上移开，转向事物本身：知识变成牢记事物规律的一种‘容器’，而不是把规律强加于事物的一种‘定义。’”
埃迪特用心参加胡塞尔讲授的哲学课，也经常到教授家登门拜访，请求解答年青学生们提出的种种疑点及批评。埃迪特觉得自己的思想非常接近胡塞尔大师的哲学观点，对此康拉德及马齐乌斯夫妇作证说：“埃迪特·施泰因是一位天生的现象学学者：她思想朴实、审慎、明确、客观、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她治学态度严肃，力求做到绝对的客观，她命中注定要成为一名现象学的‘专家’。”
信仰的现象，“不抱成见也不坐井观天”
在格丁根大学，埃迪特也认识了天主教神哲学家谢勒，她被他所传播的“天才的现象”而着迷了。埃迪特经常谈到她所认识的人的那些眼睛，“在这些蓝色的大眼睛中，闪耀着一个更崇高的世界的光辉，”这也是其天主教信仰所反射出来的光辉和兴奋。埃迪特承认“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至今为止完全陌生的世界。”
她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懂得基督徒的信仰本身也是客观存在的。“这是一个充满现象的领域，对之我不能再视而不见，”应当敢于正视世界，“不抱成见，不坐井观天”。“我从小不知不觉地在唯理论的偏见中成长和受教育，这些偏见构成了我思想认识的障碍，它们一旦消失，这个信仰的世界就在我眼前豁然开朗。有些几乎每天与我交往的人，就生活在这个信仰的世界中，我真佩服他们，至少这些人是值得我去进行认真思考的。”
格丁根大学在埃迪特身上唤醒了对宗教现象的敏感性，这种感觉从此与她永不分离。埃迪特介绍：当她看到基督徒在虔诚祈祷，在与一个看不见的天主进行神交密谈时，她本人也多次受到感动，而当时对她来说，这个天主还是高不可攀、无法认识的。
内心的斗争
胡塞尔教授同意担任埃迪特撰写博士论文的导师，埃迪特在论文中涉及的是(心理学上)情感同化的认识问题。
这是一道很难攻克的难关。她一连几个月如在雾里看花，不得要领，找不到一套令人满意的表达方式，她如坠入五里雾中，为此而变得抑郁沮丧。
“在这段时间内，我失眠，难以觉察地陷于绝望之中。生平第一次我遇上了凭我自己意志无法控制的事情……以致生活在我看来也显得令人难以忍受……与我讲道理，进行推论已没有用处：当我穿越马路时，真想有一辆汽车把我压死，当我出门远足时，真希望自己一失足，坠人万丈深渊，一命呜呼。事实上，没有人能想像到我内心所进行的斗争。”
埃迪特对自己的局限性有了丢脸的亲身体验。然而她不中止其研究工作，继续完成其不满意的任务。当她把自己的论文和第一部分给赖纳赫过目时，后者对之表示非常欣赏，并鼓励她再接再厉。埃迪特恢复了信心，重新振奋起来，压在心头的阴霾不久也烟消云散。
大战时期参加救护工作
1914年第一次大战在欧洲爆发。埃迪特很能自我控制：“我的表现一如以后在类似的危机中那样：仍安心继续研究我的工作，但随时准备立即中止工作。我不高兴再给人们普遍的不安情绪添乱，东奔西跑或沉湎于无益的闲聊中。”
然而，她一一这也是埃迪特的典型表现!一一加入红十字会的队伍，开始无条件地投入服务人类、救护伤病员的崇高事业。“我心里思量：现在我再也没有自己的私生活了，我的全部精力属于这一伟大的历史性事件。将来战争结束，如果我有幸能活下来，我将要重新考虑我的私事。”
1915年4月，红十字会建议埃迪特去奥地利的魏斯基兴，但
施泰因太太竭力反对：“我不同意!”家庭中出现了不寻常的反抗情绪，埃迪特针对她的母亲说：“那么，没有你的同意，地球就不转了……”
此后一段时期，埃迪特参加助理护士的培训班，曾去一所陆军医院，为从喀尔巴阡前线退下来的伤兵服务，她在伤寒病房及外科手术室特别受到感动。“我高兴地接受人们交下的每一项任务，当护士们在别处忙得无法分身时，我就愉快地替她们顶班。”“我很喜欢与病号接触，尤其是值夜班。”
与大批不同国籍的普通人交往大大地丰富了她的阅历。她的语言天才，容易学会各种语言无疑在她的处世和交往过程中帮了大忙，难能可贵。
埃迪特通过其活动，给人以活泼诙谐的印象。她富有牺牲精神，待人热情，一视同仁，并对人的心理状态具有深度的认识。尽管如此，她更重视友情，一封来自军中服役的友人胡塞尔、赖纳赫、考夫曼、利普斯的长信使她惊喜若狂，兴奋不已。
五个月以后，她感到劳累，筋疲力尽，知道这该是同意休假的时候了；虽在2个月之前有人建议她休假却被她拒绝了。“经过内心激烈的斗争，我才作出离开医院的决定。”她仍又回到布雷斯劳的老家，心中决意想休息一段时期后重返伤兵医院，但在此时期，伤兵医院关门他迁了。埃迪特再一次想为红十字会服务，但再也没有收到该会发出的召回书。
哲学博士
埃迪特现在又想继续完成其未竟的博士论文了。“在目前这一时期，众多的天灾人祸迎面袭来，使我深感痛心。我鼓起勇气，努力使我那份未完成的工作取得进展，这两年多以来，该工作一直像一副重担压在我的心头。”
每天上午，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她开始小心翼翼地撰写，问题逐步地理出了头绪，渐人佳境，打开了新的眼界。“思想像潮涌，满纸地写下来，文章越写越长，我羞得脸红，由于不断写作而觉得激动，内心充满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当有人叫我去吃午饭时，我像从另一个世界走出来，觉得浑身疲乏，但很快乐，也惊讶自己现在所知道的事情，在几小时前我还连想也没有想像到，我想到许多纱锭在来回穿梭，而我有幸能一一予以抓住，真是不胜兴奋。然而，每天犹如收到一份新的礼品，看到灵感源源而来，永不干涸。”
1916年初，她受聘在布雷斯劳讲授拉丁文，这是一次新的挑战，埃迪特生平第一次执教鞭，成绩不差，但她付出了很多努力。上课后回家，她还继续撰写论文，晚上二十二时，她还得为第二天的教学而备课。为了休息，调剂生平，倔强的埃迪特还每天阅读几页莎士比亚的名著……
其间，胡塞尔离开格丁根搬到弗赖堡出任更重要的哲学讲座的教授。埃迪特把自己洋洋数万言的关于情感同化的论文寄交胡塞尔审阅。1916年7月，她自己也前往弗赖堡。
胡塞尔教授初到弗赖堡，忙不过来，抽不出时间去审阅埃迪特的论文，最后他还是挤出时间致力于审阅工作，全神贯注，以赞赏、钦佩的心情读完了这篇冗长又精彩的哲学论文。
胡塞尔导师教学任务繁重，急需找一位助手。但在这战争年代，他能找到谁?埃迪特小姐害羞地毛遂自荐。
她回忆这段插曲说：“我和导师一起散步，在弗雷德里希大桥中央，导师站住了，他欣喜若狂，大声说：‘你要到我身边来工作?’我回答说：‘是的，我喜欢与你一起工作!’”埃迪特补充说：“我不知道我们俩人中究竟谁更高兴，当时我俩像一对恋人在举行订婚仪式。”
当然这不是一般人理解的订婚，而是“哲学订婚”。1916年8月3日，经过了最后一轮答辩考试，埃迪特以最优越的成绩取得了哲学博士的头衔。
当天晚上，大家在胡塞尔家中举行庆祝会，半夜过后，埃迪特头上戴着胡塞尔太太为她准备的花冠在许多朋友的簇拥下打道回家。胡塞尔太太有感而发，说：“今天本该给你照个相，你满脸笑容，散发着幸福的光芒。否则，你平时始终一本正经，感情不易暴露，谁知道你的幸福呢?”
胡塞尔导师的助手
埃迪特约有两年时间(直至1918年)留在弗赖堡担任胡塞尔的助手。这位“尊敬的导师”交给她大量的速记下来的笔记要她辨读并汇编成册。埃迪特也向学生讲授胡塞尔哲学思想入门的功课，她笑咪咪地说：“我有一个哲学幼儿园。”
她曾渴望与胡塞尔深入进行更有成效的哲学对话，使研究工作能更向前推进一步，但胡塞尔对已撰写的资料很少加以利用，有时甚至认为已经过时而干脆予以烧毁。
多辛苦的埃迪特!她觉得自己更像是胡塞尔手下的秘书，而不是助手。她原本想当一位名副其实的助手，与胡塞尔合作搞一番事业，为之她可以全心投入，发挥她全部的聪明才智及个人心得。
正因为如此，她不得不与老师分手，各奔前程。但与胡塞尔的日常接触，及受到老师现象学方法论的指导，使埃迪特的哲学思想飞速发展，日趋成熟。她写信给友人考夫曼说：“对我来说，他(指胡塞尔)始终是我的老师，不管他在人性方面有什么弱点，都不会有损于他的形象。”
她走后，代替她担任胡塞尔助手的是马尔丁，即日后成为德国当代哲学界最有创见的思想家，伟大的海德格布 (1889--1976))。
危机
往后的两年时间内，埃迪特重返故乡布雷斯劳，一直住在她妈妈好客的家中。她不断地写作，做家庭教师，向人讲授哲学，准备在大学内找一哲学教授的职位。她遇到了两个难题，使她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首先她是女性，而女教授当时在大学内主讲哲学尚无先例……其次，她是犹太人，而当时反犹太主义势力像一股逆流正在德国各地迅速蔓延。
此外还有其他心事默默地在折磨着她，她是否一生将独来独往，抱独身主义态度呢?埃迪特谈到1917年(那年她26岁)时，显然影射她对利普斯的好感，写道：“虽然我热爱我的工作，但我心中燃起了‘爱情’的火焰。希望有一个幸福的婚姻生活……在我平时交往的男青年中有一人特别使我中意，我想他将是我未来的终身伴侣。但几乎没有人能看透我的心事，在大多数友人眼中，我似乎在感情方面冷若冰霜，令人难以接近。”
当时，利普斯也不作反应，以后他结婚了，但不久妻子病故，他成了鳏夫，又想到埃迪特，向她求婚。但埃迪特已找到了耶稣基督，她对利普研说：“现在，为时晚矣，我已经有了心上人。”
但就目前而论，埃迪特尚未与天主建立起亲密的私人关系。她写道：“在格丁根，我学会了如何尊重宗教信徒和宗教问题，但我尚没有找到通向天主的道路。”然而，有时她会站在收敛心神向上主祈祷的基督徒前感到惊讶，甚至感到自己在被他们的信仰所召唤。
这就是她的好友赖纳赫死后发生的情况。赖纳赫是1917年在佛兰德前线阵亡的，其遗孀雅纳是位强者，这位曾与丈夫一起从犹太教改宗天主教的年青寡妇以其惊人的勇气面对痛苦并以其对复活的信念接受了丈夫的噩耗，这在埃迪特的心灵深处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埃迪特直言不讳，自从看到了雅纳的表现后，耶稣基督的人格和十字架的奥秘对她来说，显得更为鲜明突出了。
“整个1920年我留在布雷斯劳，但我急于要离开。当时我正忍受着一场精神的危机，而家中的亲人根本觉察不到，因此这场危机也不可能在我们家中得到解决。”在身体健康方面，我感到不适，无疑这也是由这场心理危机引起的，因为我孤军作战，单独经历着危机，得不到他人的帮助。．
从表面看来，无人伸出援助之手，埃迪特也没有得到她无意识地在寻找的天主的帮助。日后她说：“我对真理的追求全部是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