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夏芳
1. 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
以海外华人的身份第一次来到祖国的西北，来到兰州，自然会燃起一股对祖国远古文化的敬仰与爱慕之情，也自然想起二千多年前通过这里的丝绸之路。
大家都承认，古代文明的起源总在大河流域，发展水利与文明进步有密切的关系，但也不可轻视建城、筑墙、修路的重要性。我国古代每个村寨都有土墙围绕，每个城市的内围外郭都有墙垣保卫，甚至整个国家的北面都被一条宏伟壮丽的万里长城包住，把中原土地与游牧族群分隔；同时城与城之间有道路相通，点与点之间有线相联。中国文化的扩张随着道路的延伸而进展，在本土内交织成一个网，脉络分明，还迂回曲折地绵延向外，一直伸展到西方，甚至伸展到罗马帝国中心。城墙是凝聚、集中、保卫与异类界别的象征，道路则表示联系，沟通，多元互动。丝绸之路除了它的历史，它的实效之外，也极具诗意，神秘诱人，更独特的是它透露出一份中国人的智慧，一个超越自我的理想，一个发掘新意的梦，一股克服困难的毅力，一个高深的信念，认为宇宙的本身就是一个能「通」的宇宙，人与人之间也能互相感应。
今日万里长城仍雄壮地屹立，丝绸之路却早已消失。路就是这样，是走出来的，也要用脚步来滋养。
在这新千年的开始，大家都在谈地球一体化。我们觉得这个我们居住的地球变得愈来愈小，愈来愈圆。无论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艺术各方面，我们都强调交流、对话，中国和西方都摒弃了自我中心的天朝观念，超越围墙，更坦诚开放地走向对方，更相信多元并进、互补互助、共融合作的重要，更珍惜人类共有的宝贵资源，更尊重人性的共有品质。尤其在精神文化方面，东方和西方都加深了彼此的认识及互相欣赏，大家都希望能建立一条新的丝绸之路，让彼此之间的关系轻盈柔韧，珍贵如丝，让双方的思想都能有更广阔的奔驰空间。
相信我们这几天的共聚也为创造这丝绸之路踏出一步。我们远溯原创文化，去寻找那催使人互敬互通的根源，去重温古人的思想情怀，去发掘那些潜藏在世纪的尘土中，但却万古常新的智慧宝库。
我是天主教神学研究者，想从基督宗教的角度去反省这主题。虽然，构成基督宗教背景的两种文化－－希伯来文化及希腊罗马文化－－都算不上是最原始的文明，同时这宗教与中国文化接触也只在最近这五六个世纪才较显着，但它二十世纪以来对西方文化影响深厚，同时它本身也是东西两种不同的古代文化的交汇点，故有其独特性。我这里只简单肤浅地谈谈基督宗教在其发展初期如何与当时当地的文化交往。
2. 由耶路撒冷到地极
基督宗教一向被视为西方的宗教，它的教义教理、神学思维、礼仪、组织架构、传教方法都依照西方的模式典范；但自上世纪中叶，尤其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以来，教会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意识已逐渐淡化，反而极力强调其大公性、普世性，努力投入各种文化当中，与不同的宗教交谈，深信每个文化都是天主圣言的种子植根、茁壮的良好土壤。每个文化中都蕴藏着来自同一源流的智慧宝藏（参阅梵二《教会传教工作法令》22）。
事实上，这一切均属教会的原始信念，在圣经中，尤其在耶稣的言行中都已相当清楚。耶稣离世升天前，留下给门徒们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要为我作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宗徒大事录》1:8）。他被钉死时，在十字架上挂着一个写上犯人罪状的牌子，若望圣史以反讽的手法指出耶稣的“罪状”实在是他的“尊荣”。牌上写着：“纳匝肋人耶稣，犹太人的君王”（《若望福音》19:1-22），是以三种语言写成的，就是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这三种除了是当时当地最流行的文字外，还代表着三个氛围：宗教传统、文化思想、社会政治体系。这意味着基督的讯息不局限于单一的文化或生活范畴，世界各地不论操什么语言或生活在什么环境中的人，都可了解基督的启示。
去年，即2000年，天主教为记念耶稣降生的二千年，举行了一连串活动及反省，其中一个是世界五大洲的洲际主教会议。在1998年举行的亚洲主教会议中，主教们明确地指出耶稣是亚洲人，他的出生、生活、死亡并复活，都发生在亚洲西部的一片细小的土地上。整部《圣经》也是在亚洲写成的，有着东方的思考及表达特色（参阅若望保禄二世《教会在亚洲》宗座劝谕）。在教会内，愈来愈多神学家承认：十数世纪以来，基督宗教以西方为发展基地，同时参与建设西方文明，成绩裴然；但亦不免采用了单一的西方思想架构，使教义过于理性化、系统化，基督讯息的多姿多采未能充份表现出来，也冲淡了基督奥迹那不可言喻、只可领悟的玄妙意境。踏入“后现代”，教会不但应努力关注神学思想的和谐，也该重新走入东方，让东方文化为自己注入更新的挑战及活力。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也呼吁教众用左右两片肺叶来呼吸，即以东西两种文化来滋养自己的信仰，使之和谐活泼。天地交而万物通，人类可以共融，文化可以多元契合：这也是基督徒的基本信念。
3. 耶路撒冷及雅典
公元二世纪末，一位很杰出的基督徒作家戴都良（Tertullian）曾提出这个问题：“耶路撒冷跟雅典有何关系？基督徒与哲学家、天国的追随者与希腊的崇尚者又有何相干？”（De Praescriptione haereticorum 7:9-10）这问题点出了基督徒最初数世纪在信仰与文化互通上的摸索：信仰要植根于文化，但实际上应如何履行？有何限度或准则？这问题本身已不易，加上当时的文化背景十分复杂，使这番努力更艰钜，更富挑战性。
基督宗教源自犹太文化氛围，犹太人虽自公元前六世纪灭国后，一直受异族统治，但他们的民族意识很强，坚守传统，把持信仰，谨守天主透过梅瑟颁布给他们的法律，所以巴肋斯坦这一小片土地，虽经过几番政权转易，却仍能保存其本有的犹太特色，就算在亚历山大大帝建立马其顿帝国后，将希腊文化、语言推广至整个地中海东岸，巴肋斯坦境内的犹太人亦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扰，仍能继续他们的传统及文化。但在巴肋斯坦以外散居的犹太人却不同，他们的希腊化程度较高，也更易被不同的思想潮流所感染、同化。
基督宗教首先在巴肋斯坦发展，第一代基督徒的犹太根底较深厚，但基于他们的宇宙意识及传教使命感，这新宗教很快便传到罗马帝国各大城，在教会内信徒的来源也很快改变，那些散居各地的希腊化犹太人数目渐增，皈依基督的非犹太人也不少。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会显着地逐渐远离犹太文化；却相对地，与希腊、罗马文化的关系愈趋密切。不过，疏远不等于抗拒或隔绝，接近也不等于为之全然陶化。
4. 从宝库中抽取新的和旧的东西
耶稣曾把自己的门徒比作“一个家主，（他）从自己的宝库里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玛窦福音》13:52）。有关他自己，他也说过：“我来不是为废除法律或先知，而是为成全”（玛5:17）。初期的基督徒与本身的犹太文化之间的关系，可概括地描写为延续与超越、承传与突破。他们的信仰与祖先的信仰一脉相承，只是被耶稣推到高峰。他们虽应时势之需，用希腊文写作，但他们的思想模式仍有很浓的犹太气色；他们的希腊文也夹杂着不少希伯来词汇（如撒旦、亚孟、亚肋路亚等），也有很多基督徒的基本词汇、字面是希腊语，但内容概念却属希伯来文化，而且是相当粗硬的翻译呢（如apostolos, baptizein, eucharistia, ekklesia等）。连Christ＿－－基督－－这名称，也是由希伯来语的Messia－－默西亚，即受傅者－－一词直接翻译过来的。新约书本的文学体裁亦深受希伯来文学影响，如福音的叙事方式可与希伯来的叙述文学相比。在耶稣的训言中，犹太人喜用的比喻频频出现，还有先知性言词，智慧性箴言等，都是在希伯来文学的独特表达模式。《默示录》一书更显着地沿用了一种公元前数世纪在犹太人中非常流行的默示录文体。
在礼仪方面，基督徒最早期的节日庆典，都是建基于犹太传统上的。犹太会堂的读经、讲道、诵念圣咏，都为基督徒所采用。
在教仪及思想方面，基督徒的宇宙观、人观、天主观，基本上都溯源于旧约，但在承传之余亦注入了崭新的意义，那就是把一切都聚焦于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耶稣基督身上)。《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解释说：“天主在古时，曾多次并以多种方式，藉着先知对我们的祖先说过话；但在这末期内，他藉着自己的儿子对我们说了话”（希1:1）。换言之，天主在旧约中对以色列民所作的预许，都在耶稣身上得以满全、应验、突破及扩展。而耶稣不只是犹太人的默西亚，更是普世的救主、整个宇宙的核心。他不只是犹太宗教内的一个先知、一个传达天主启示的工具；他本身就是天主的启示、绝对的真理。基督徒们愈深入反省基督的救恩奥迹，愈觉得犹太的传统及文化框框太狭窄；希腊思想反而更有助于描写耶稣在整个宇宙、整个历史、天主的整个救恩计划中的位置。所以，基督宗教逐渐走近并走进希腊文化，是理所当然之事。早在第一世纪末，若望已开始将"罗葛斯”（logos）概念应用到基督身上，说明基督是天主的“言”，从太初就已存在，万物都是赖他而造成的（《若望福音》1:1-18）。保禄也指出“天上地下的一切都总归于基督”（《厄弗所书》1:10）。
基督徒之所以走进希腊文化，还有一个实际的因素。由于基督徒的传教范围已愈来愈广阔，传教对象也从起初的犹太人转为非犹太人，因此运用希腊文化作为传递工具，更是在所难免了。保禄也曾走进雅典，在广场上作了一篇非常希腊式的宣讲（《宗徒大事录》15:15-21）。
希伯来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根本上有很大的差别，且在此之前还未有机会真正相遇。虽然，早在公元前一、二世纪这两种文化已开始有较深入的接触，比如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哲学家菲洛（Philo）就曾作过努力，使这两种文化能彼此互识互通，但这并不排除初期基督徒任务之艰钜及在东西两种文化交汇上的独特贡献，他们无形中透过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建立了一条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
5. 创造新文化
公元首五个世纪的欧洲历史见证了基督宗教如何带着一个东方的希伯来文化背景及一个崭新的基督意识投入一个已有的希腊罗马文化氛围中，跟着由宾至主，自四世纪初君士坦丁大帝政变后，慢慢成为主流文化，奠定了一个新的文明基楚，为欧洲以后十数世纪定下了思想方向及生活原则。
从一世纪下半叶开始，基督徒要面临不同类型、不同层面、不同方向的挑战。他们与犹太人的关系日形疏远恶劣。犹太人视基督徒为叛逆者，基督徒也怪责犹太人茅塞固执。罗马人本来相当开放宽容，但面对这迅速发展且自言具有普世性的宗教也猜疑日深，怕它会成为帝国政权的威胁。在社会上，基督徒也备受抨击，虽然一般人对他们的教义及信仰不甚了解，但见他们生活严谨、对伦理道德要求高、与俗世格格不入，就讥讽他们愤世疾俗，漠视社会公益。有学养的人更以文字来指控攻击（如柏拉图派哲学家采斯（Celsus）的《真理之言》）。不过，外来的挑战往往会引发出潜伏的冲力；基督徒在这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不但仍能迅速发展，还吸引了更多有才学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并与当代文化开展更深一层的交谈。
基督徒深信，基督的教理包藏着一个启示的真理核心，这核心应成为启发人类智慧、促进文化及辨别真伪的标准。本着这个信念，第二世纪的基督徒学者，尤其那些被称为“护教者”的教父们，在吸纳希腊文化的同时，也批判这文化的某些弱点，抗拒它的绝对性。比如达济安（Tatian）指出，希腊文化本身也有许多外来的成份，不应将它的价值夸大。例如，希腊人的天文学来自巴比伦，几何学来自埃及，字母来自腓尼基。这文化的历史亦不及犹太文化久远；而且希腊哲学家们往往都彼此矛盾，演讲者也往往只顾运用修辞学来辩驳取胜，而不着重内容；他们的诗篇多歌颂诸神，意境狭窄（参阅达济安，Oratio ad Graecos, 1）。戴都良（Tertullian）也认为希腊哲学是制造异端邪说的温床，虽然他对这文化并不绝对抗拒，他本身的哲学造诣也不浅。
然而，大部份教父及基督徒学者都开明而感恩地接受哲学，视之为出自同一的智慧之源－－天主，及祂透过耶稣基督给人的启示。比如第二世纪的儒斯定（Justin），他认为信仰与理智、基督教理与哲学不但毫无冲突，而且前者更是后者的高峰及满全，换言之，基督的真理是最完美的哲学。全人类都可参与这真理的宝库，不过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参与有所不同。透过基督，基督徒的参与是全面性的、直接的；非基督徒则只可作局部的参与，他们拥有“言的种子”（logos spermatikos），都有一点灵犀可与基督相通。
公元三世纪，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地方诞生了第一所由教会领导的神学学府，把已开始了的交谈更向前推进。亚历山大里亚本是一个活力充沛的多元化城市，各种思想潮流都可在那里找到适于蕴酿、生存的肥沃土壤。事实上，这片土地见证了希腊及希伯来两种文化数世纪以来的汇合经验。同一的土壤也为基督教义提供了一个优良的发展基地。亚历山大学府的一位大师克来孟（Clement），在向文化开放的路程上，步伐坚定而大胆，他认为文化与哲学不单与基督教义毫无抵触，而且更是带人进入真理的工具，“有如梅瑟法律领导过犹太人，同样哲学也领导希腊人达到基督”（Stromateis I, 5, 28）。基督徒要由“信”达到“知”，不让自己的信仰滞留于对教理粗劣了解、肤浅相信的阶段，就要勉力建基于圣经，植根于文化，以求对信仰真理达到精密思考、融汇贯通的境界。另一位亚历山大里亚的伟大学者奥力振（Origen）更指出启示、理性思考及人格修养应和谐并进。他把希腊人的教育理想（paideia）融入基督徒的治学及神修中。真理的最高峰是圣经的启示，但要明瞭圣经，就必先由人文学科入手，以训练人的思维及推理能力，而哲学更能把人提升到超物质的境界，为领悟启示的真理预备道路。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对基督宗教的神学反省影响极大，信与知、启示与理性、宗教与文化、神学与哲学等，在理论上已可和谐共融，而基督教义的基本系统亦慢慢奠定下来。犹太、希腊两种文化汇流在其中并找到适当的定位。比如在基督学中来自旧约的默西亚观念与来自希腊文化的罗葛斯构思并不互相排斥，还有柏拉图的“世界的灵魂”、斯多亚（Stoa）的“理”（nous）、及末期犹太思想的“智慧”，也可同时助人领悟基督的本性。
以后数世纪，特别通过奥斯定等西方神学家的钻研，这个已略有雏型的教义体系便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发展，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及希腊文化的式微，基督宗教更成为一种新兴的主流文化，为往后十数世纪的西方思想掌舵。
6. 结语
这些零碎的反省很肤浅粗陋，所谈及的基督宗教初期的发展，与我们的中国文化也看似无关，但事实上，它对今日中国的精神文明有很大的启发性。在这短文中我未能将之发挥，只把它视作一个值得研究及反省的主题向大家提供，并希望能与大家分享一个信念，那就是，正如为中国人一样，为基督徒这个宇宙是一个能“通”的宇宙，天人可通，人与人之间可通，文化与文化之间可通，一切找寻真理的道路都可相通。这理念可鼓励我们，使我们怀着信心去踏上这新纪元，面对今天的地球一体化，努力去修建多些有助人类走向大同的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