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在家里看到大外甥念国小四年级的大女儿，听说她妈送她去学英语已有一段时日了，所以就用英语跟她聊了几句，没想到这小女生竟指正我说：“舅公，您的发音没有我好耶！”经她这么一说，实在令我这个曾在大学教了两年会话和作文的舅公感到真没面子。除了感叹后生可畏之外，也为国内英语教学一直无法突破而惋惜。
记得在师大附中前身和平中学念初一时，英语学得满起劲的，但后来转到离家较近的一所学校后，英语成绩就有每况愈下的趋势：一来是年幼好玩成性，不知用功；二来也是由于有一种错误观念在作祟，视学英语只为应付考试而已，因而产生排斥心理。但更重要的理由是因为一天到晚读文法，觉得枯燥乏味，高中的成绩常徘徊在及格边缘，而考大学的英语成绩则是经常事前背好一篇作文得来的。
大一那年的一次英语课下课前，教授特别点名要我们几位同学留下；她用一种鼓励中带着警告的语气对我们说：“你们这几位得加点油，否则将会有后果！”当时真是羞愧难当，遂下定决心要把它学好；甚至还偷偷地到教堂借了一本小说ROSE TOTOO来读，虽然当时读起来辛苦无比，几乎把一本字典都给翻烂了，但是等读完之后，心中却充满了无比的喜悦和一分成就感。至少，我已经一页一页地把它看完了。
但是，对英语真正产生兴趣，却是在大二那年认识一位当日在林口服役的美国大兵之后。他与我年龄相仿，且都热爱篮球运动，每周末我们约好一起打球，晚上一起聊天。由于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国语，所以我就壮着胆子用洋泾滨的破英语，再加上比手划脚一番，跟他交谈。由于他的耐心诱导，沟通起来竟然没有太大障碍。那种“我竟会跟洋人说英语！”的兴奋与喜悦，如今回想起来记忆犹新。但却已是三十多年前的往事了！
毕业那年，还不自量力地报考预官编译官甄试，报考者多是来自大专院校外语系的高手。读法律的我，实在不是他们的对手；何况班上几位英语顶尖的同学也报了名，无形间已注定我“还没考试，即已落榜”的命运。但由于当时对英语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遂仍抱着试试又何妨的心理应考了。
放榜的那天，竟意外发现榜上有名；虽只名列四十名备取第十四顺位，但在班上同学除我外，无一上榜的情况下，实已令人感到雀跃无比。但当时自己心里却也明白，那次考取是侥幸多过实力。还记得完成四个月语文训练后，我被分发到国防部连络局第一组上班。有次负责审校的连络官叫我去，很客气地对我说： “李编译官，怎么这句话的动词给丢掉了！”当时场面相当尴尬，也证明当日靠运气上榜之不假。
但英语能力的真正突破与增进却是在修道及念文学的那两年，教我们英语的是一位美国籍的年轻修士，全以英语上课，况且当时学英语只为实用，不为考试，所以学起来兴趣盎然，且进步神速，也为日后在菲律宾攻读哲学奠下扎实的语文基础。
完成哲学课程后被调回辅大，除担任法律系行政工作外，还意外地兼授大三英语。原因是返国之前，我给美籍的院长写了封英文信，请示当作何准备，没料到他来信说我英文不错，希望我能教授文法及一般写作。就这样，我前后共教了两年，而且教得胜任愉快。这两年的教学经验，对日后到美国受训及在柏克莱神学院选修课程，都有莫大的帮助。去年在芝加哥还应修女们之邀，临时为一百多位美国修女作一场演讲，虽然已经多年不讲英语了，但那次讲起来还觉得满流利的，还竟意外地感动老修女们掉了不少眼泪；也增加个人对此一语文能力的一分信心。
如果有人问我英语是怎么学的？说来也许不会有人相信，因为至今我未读完一遍高中英文文法，也仍然看不懂万国音标。但是不管文法也好，发音也好，却一直受到外籍人士的肯定。其实，说穿了，这一切成绩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个人培养对讲英语的浓厚兴趣与感情。
许多外籍传教士到台湾来传教，从一个中国字都不懂，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讲开始，却在短短半年到一年之间，就可以用国语跟中国人交谈，甚至可以讲简单的道理，实在令人感到惊讶。而其实，理由很简单，他们学国语的主要目的不为考试，而是为跟人沟通，以实用的目的为主。
许多中国孩子，在国内从未接触过英语，但在美国住了一年半载，即能讲字正腔圆的英语，环境使然。
昔日在辅大执教时，跟德文系学生有颇多接触，目睹他们从未接触德语，而竟能在一个学期后讲简单的会话，一年后即可以登台演德语剧，令人感到不可思议。而主要的原因得归功于他们有一位曾在美国专攻语言教学的系主任，德籍孙志文神父之教学有方。
回顾我们国内学子，从初中、高中以至大学，几乎每天都啃英文文法和课本，但毕业后不管在听、读、说、写各方面，却仍是一知半解，甚至不敢开口。光从此一事实，足以证明国内英语教学有待改进与突破之处尚多。个人认为，如果我们能以教授英语会话着手，也许可以事半功倍也说不定！
（自由时报8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