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二日深夜，我甫自北美结束二个多月巡回演讲，返抵国门。原想可以休息片刻，但天不从人愿，翌日清晨就被家里打来的一通电话吵醒，告知父亲病重急诊住院。
搁下听筒，我急奔耕莘医院，在急诊室见到父亲一脸苍白，一直咳个不停，而且咳出来的每口痰里都有血。经医生诊断结果，是肺炎，从Ｘ光片里可以见到肺部一片白茫茫，令我们非常担忧。因为七年前母亲就是在耕莘医院因肺炎而离开人世的。更何况父亲今年已是九十四高龄了！
由于其他兄姐年事已高，又有自己的家庭需要照料，当修女的三姐又远在高雄服务，无法分身北上，所以照顾父亲的责任自然就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毕竟我是出家人，没有家室之累。
父亲由于身子虚弱，胃口又不好，除了进食、打针、吃药及偶尔看看报纸外，就是呼呼大睡了。
每次看到熟睡中的父亲一头稀松的白发和那张刻满岁月痕迹清F;
的脸庞，多少往事就会立刻掠过我的脑海。
父亲民前十四年生于漳州，师范毕业后曾担任过三所小学校长、漳州民报总编辑等职。民国十八年应聘到厦门教区，担任公教周刊主编，全家当时住在鼓浪屿教堂内。民国二十五年，我就在那儿诞生。
我是家中老么，上有五个姐姐和一个哥哥，还有二位年幼的叔叔同住，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一家和乐幸福。
但天有不测风云，我生后的第二年，日寇入侵厦门，其魔掌也伸向鼓浪屿。由于父亲当时在教堂里负责救灾工作非常成功，再加上新闻事业方面的才华与经验，深受日本政府赏识，遂透过父亲一位友人向他表达网罗之意。但父亲基于强烈爱国心的驱使而加以峻拒，因而惹怒了他们，认为父亲是不识抬举。而父亲也素知日人残酷成性，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为了怕有后果，遂立刻匆忙拎着一只简单行囊远避他乡，从此度着自我流放的生活。
当日我刚满周岁，对父亲一点儿印象也没有。
父亲离家后，原是温馨的家突然间失去了重心，家计的重担就落在年方三十多岁的母亲一人身上。父亲当时先逃往澳门，在修道院教授国文，虽然收入微薄，但仍按月汇款回来。只是区区之数，又怎能养活十口之家。主教见我们艰苦，虽也经常伸出援手，但靠救济也不是常久之计。不得已名列前茅的大姐和二姐只好辍学，在教会小学执起教鞭以贴补家用。
那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艰辛岁月！
犹记得当时一切都是配给，购买任何东西都得排队，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更何况穷人，处境格外可怜！吃臭蕃薯签煮的稀饭和野菜是常有的事，偶尔吃到一块肉或鱼已是很大的享受了，有时候甚至穷到一餐只能喝一碗米汤配炒葱花的粗盐。能够尝到从日舰要来掺着烟屁股的残羹剩饭，对我们来说，已是山珍海味了。长大后母亲常告诉我们，五姐曾半夜大哭大闹，饿得几乎死去；而我则为了想喝糖水常吵个不停；而更不幸的是，在父亲离家不久，我竟感染上脑膜炎，几乎丢掉小命。
就这样地，日子一天比一天难挨！最后，终于在父亲从前的一位学生的协助安排下，冒着全家性命危险，乘小船偷渡回内地，结束了一场恶梦。
父亲在外漂泊数年后，于民国三十四年随政府迁台。二年后我们举家来台北，与阔别长达十年之久的父亲团圆，重叙天伦。我也开始念初中。
我由于生长在一个极虔诚的天主教家庭，而父亲也常在教会里服务，所以从小对神职生涯就有着一份向往。这样的一种心情早被教堂里的本堂神父所识破。当时我正热中于学骑脚踏车，所以，有一天他告诉我说：“你如果将来当神父的话，我就把这部二十八吋的日本车子送给你好了。”虽然利诱当前，可是我仍不为所动。因为在我小小的心灵里所牵挂着的，是父母日后由谁奉养的问题。
大学毕业后，我考上编译官，除了领薪水外，晚间在中国生产力中心担任影片闽南语旁白的工作，收入甚丰。所有的收入均全部寄回台中家里贴补家用。
退伍前夕，同学们均为高考、特考、研究所、留学或谋职而忙碌着。只有我一个人心如止水，因为我知道自己应选择的道路。只是迟迟不敢把这事实告诉父亲而已。
由于生于战乱，所以兄姐们无法接受更高的教育。只有我得天独厚，能够念完大学。而父亲当时又正准备从新闻处退休，兄姐们有自己的家需要照顾，孩子们的教育费用就是一笔浩大的开销，能帮父母的地方也很有限。在此情况下，奉养父母自然是我责无旁贷的。
犹记得是退伍后不久的一个傍晚时分，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屋外徘徊，只见父亲从杂货铺购物回来，叫我到他跟前，对我说：“孩子！如果你真的想去修道，那么，就去吧！不要为你妈妈和我担心，天主自会安排和照顾的。”此刻，我才真正懂得“知子莫若父”的大道理；也更深地体会到父亲对我的爱。
第二天清晨，天上正飘着细雨，父亲亲自陪我到彰化静山修道院叩门。当日的院长，班籍的高神父在问明来意后，以不解的语气问父亲说：“李老先生，您辛辛苦苦地把最疼爱的孩子养大，教育成人，如今正可坐享清福之际，怎么反而忍心无条件地把他奉献给教会呢？”只听父亲以极其平静的心情回答说：“院长啊！人与人之间可以讨价还价，但人对天主，应该是没有条件的啊！如果每一个作父母的都不肯奉献牺牲，那么耶稣淑世救人的事业又如何延续呢？”伟哉！斯言！院长日后曾多次引用父亲的这句话去鼓励那些面对难以割舍亲情的父母们。
民国四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是我进修道院的前夕，也是我终生难忘，也永不敢忘的一晚。
三十年前仍视度奉献生活为看破红尘、弃俗修道，一进了修道院之后，就难有机会回家探视。
当天晚间八点左右，我们已准备就寝，我由于明日即将离家远行，内心正受着那份难以割舍的亲情与对双亲的歉疚所煎熬着，所以久久无法成眠。
突然间，我意识到躺在身旁的父亲手里拿着念珠在那里颤抖着，我立刻明白了那是怎么一回事。我是家里的么儿，一岁时父亲即只身在外流浪飘泊，朝夕思念，所以最受父亲宠爱。如今一旦要离他远去，又怎能不令他心如刀割呢？至此，我再也无法强忍住满眶的泪水，而睡在隔壁的母亲和姐姐们更是泣不成声。也就在这当儿，我带着喑哑颤抖的声音向父母作了郑重的承诺说：“亲爱的爸妈，儿这一生将尽最大的努力作一个好神父，以不辜负您俩对我的深爱和付出与牺牲。”
那晚，真是个漫漫的长夜啊！
翌日整个上午，屋里一片静寂，只听见从厨房里传来一阵阵母亲切菜的声音。我心里明白，刀子所切割的不只是鸡鸭鱼肉，而更是母亲那颗血肉的慈母心啊！
席间，虽然家乡美肴当前，但却无人举筷。
午后，在家人的陪伴下，我终于跨出坚定的第一步，准备迎接日后奉献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与牺牲。
在修道院大门前与父母亲人拥别后，当车影即将消失在山坡转弯处，我突然见到两位老人家正把头低了下来。在那一刹那，我才终于体会出，昔日在十字架下圣母怀抱着已断了气的爱子耶稣那份痛不欲生的慈母心情。
四年后，我被派往马尼拉攻读哲学，离台前回家向父母辞别。姐姐这才告诉我说：“修弟，过去四年来，爸妈都不让我们写信告诉你家里的困难，深怕你知情后会于心不忍，半途而废。”
是天主的爱的吸引和召唤，我才步上奉献的道路；是父母的爱与牺牲鼓励鞭策着我，毫不迟疑且坚决地走过三十一年漫长的神职生涯。
父亲卧病在床已有一个多月了！在医生悉心治疗及亲情的滋润下，还有那无数教友热切的代祷与祝福声中，他老人家已日渐在康复中。我不断为此而衷心感谢，感谢每一位在他病中对他表现的关爱，更感谢天主的特别降福。
但是，每一次当我的视线一接触到他老人家那一头稀疏的白发和日渐消瘦的脸庞，我的眼前还是会不期然地一片模糊。
写于父亲节前夕病榻旁（自由时报8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