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藻对成立本地神职界的看法，在他的晚年有过变化。开始时，他很支持本地神职界的成立，虽然抱着很审慎的态度，但以后为了有过不幸事件的经验，就不再那么支持了。甚至可以说他已经持有相反的态度了。
升主教后，他给教宗写信，感谢他选自己当主教，在自己身上施于一个中国人的最高荣誉。但同时希望（为祝圣国人为司铎）要持有慎重的态度，不能操之过急，而是要按部就班，要用更大的明智来进行。这是为了他本国人的品行方面的软弱,原来他们为了接受这样高的职位，还没有表现出多少保证。
虽说如此，不止一次他建议传信部对他的本国人的态度不要太过强硬，而是要缓和让步，因为中国人喜欢如此。同时，他们也不懂严肃的步骤，这使良心受太大的压力，它发生的害处比好处更大。他还提出别的类似的理由。
但以后痛苦的经验使他变得老练，而推出以下的结论：不能信任青年人，让他们做神父，虽然他们能把拉丁文学得更好，但在保持自己忠于职位及身心清洁上则有较大的困难。最实际的办法是：挑选成熟的人，以前有学问且年老的传教士，他们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他们的年龄保护他们自己免遭世俗及私欲的危险。在这样的人士中召集成立本地神职人员的候选人，他们是比较忠诚可靠的。在另一封信上，他表示很难找到做神父的理想候选人，理由是：“在我本国年轻人中，有恒心者并不多。”总之，这就是罗主教在去世前不久对本国人做神父的可能性的看法。
为了远东传教区，教宗亚历山七世于一六五九年，为司铎候选人批准了一个特恩：为做神父仅读一点拉丁文即可，只要会念弥撒中的《圣祭礼仪》及圣事的公式就可以了，而不必了解词句的意义。
罗主教打算利用这个特恩，给四、五位本地上了年纪的人领小品，以后是大品及晋铎。果然，在一六八八年八月一日他祝圣了三位中国耶稣会士为司铎，他们只会念弥撒圣祭礼仪及圣事公式，拉丁日课经文以及其它的中国经文。他们是：万其渊、单身，五十三岁；吴渔山，他曾结过两次婚，五十七岁；刘蕴德，也曾结过两次婚，五十九岁。
凑巧的是，在几个月以前——即同年三月二十九日，传信部秘书长交给传信部一封伊大任主教及罗文藻的请求公函，他们要求准许祝圣至少十二位中国候选人为神父（即使不懂拉丁文的人）。秘书长声明以前已经为这个问题开了几次会，但是都把它否决了。他又补充说：特别是一六七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的会议。并且，最近耶稣会神父柏应理(P.FelipeCouplet)也曾请求用中文做弥撒及念日课经（一六八八年）。
传信部的答复是：“关于第六点：查阅，此后类似请求不必受理。但准予亚高利城荣誉主教——即伊大任、巴塞尔城荣誉主教——即罗文藻及华罗主教祝圣本地人，虽然他们不懂拉丁文，只要会念它，并给他们讲解《圣祭礼仪》及教会圣事公式即可。有效期限为七年。”
“兹请巴塞尔城荣誉主教——罗文藻，应呈报是否曾祝圣过不懂拉丁文的人，被祝圣者则暂停使用职权。要严厉劝告他和别的任何主教不可以再有如此的做法。因为这样晋升的人士将不能使用职权，并将没有希望得到举行圣祭的准许，直到学会拉丁文为止。”当这道谕令到达中国的时候，罗主教已经祝圣了三位中国耶稣会士。
为了这样绝对的否决，以及个人的觉悟，罗主教以前已经对自己缺乏信心了。他声明：除了特殊情况，反对本国人做神父。并要求欧洲派教士来补充中国神父缺乏一事，并不足为奇了。
他去世前不久，于一六九0年八月二十九日，在杭州上书传信部，对此不寻常的问题曾表示自己的看法：“我重新恳请各位枢机阁下，不但尽力保有现时在此的欧洲教士，而且将来要增加更多传教士，但必须是能胜任传教工作的。假如愿意保持并增加这些传教区的话，对此我一点也不怀疑。因为在本地人士中，以现今的情形来看，只有极少的人能够接受传教工作。直到目前，按我的经验及所知道的，只找到这三位；另一位原本我认为有希望，但没有成功。而且，伊大任主教在这方面虽很努力，然而连一位都没有找到。此外，那些少数被找到的虽然能协助欧洲传教士，但我还是认为他们独自不能做许多事及保管传教区。我所说的是会士们，因为中国暂时还不可能有本地神职人员。除了独立负责司铎职务外，他们将不能够也不愿意（别种方式）。这会带来许多不方便，因为主教们将无法按需要照管他们。”
传信部如此器重罗主教，并且希望任命更多的中国人做主教，好几次要他呈寄中国神父的名字：会士或教区神职界，按照他的意见，能胜任主教地位的人士。但在几次寄去的名单上始终没有一位是中国人。
最后，一六八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圣座赋予他拣选自己继承人的权力，提名他所认可的一位。但他没有选本国人，而选了廖霓赛神父(P.J.F.NicolaideLeonissa)。
罗主教既不赞成选本国神父当主教，就连当神父，他也抱犹疑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他跟巴庐主教走的是相同的路线。这位主教原先是强烈支持晋升本地人做主教的。但在他生命的末期反而认为对此问题要从长计议。
无疑两位主教的意见在罗马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力。事实上，直到一九二六年，还没有一位中国主教出现。
本来这些主教们的看法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当时没有本地神职界，也没有合适的方法来培植他们。但是，现在有资深的教授，有类似欧洲的教育中心及修道院。在那里，中国有志修道的青年接受了充分的神学教育及道德教育。罗马以主教地位提拔了许多中国神父，他们的德行及学问足可当之无愧。而且，也出现了像世界任何其它地区一样好的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