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主带领他所爱的人如同人带领自己的儿子。”范玉贵的修道生活，从备修院到大修院，从大修院到罗马，无时不被那无形的手所带领，而他相信修道就该是不断的交付，接受上主的引导。经过九年的罗马学习，范修士的圣德与学识大有长进，人性智能与情感也日趋成熟，幷深获神长及同学们的爱戴。1934年年底，神、哲学结束后还攻取了教会法博士学位。同年12月22日，在罗马晋升铎品，那天范修士异常激动，喜悦的面容上流露出一个尽职司铎使命的神圣，在首祭弥撒中他把自己特别奉献于中国教会主保大圣若瑟，渴望象圣若瑟一样毕生服侍耶稣，热爱圣母，愿意在司铎生活中成为上主的忠仆、人灵之父。他还在自己原来圣名伯铎后面特别加上了若瑟的圣名，从此范神父的圣名改为伯铎•若瑟。
1935年，范神父辞别罗马，同表弟杨慕时神父一同返回了祖国。不久因工作需要，杨神父被于斌主教调往南京任主教秘书，而范神父则在本教区从事牧灵传教工作，被派往荒芜已久的北马庄担任本堂职务，以后又调往环境艰苦的山区传教。天主好象有意特别陶成这位满腹才学的罗马留学生，使他生活在最艰辛的地方。面对教友信仰的冷淡、经济上的贫困、工作的辛劳，他无怨无忧地寻找牧放天主托给他的“羊群”，忠实地经营着自己的人生。同时，这自然而真实的贫穷使他更深深地体会到天主的全能，他的信德与耐力也因此而俱增，这也正实现了他师法大圣若瑟的夙愿。有些神父认为主教的这种安排有些欠妥，示意范神父向主教提出自己的意见，范神父却说：“服从是司铎的天职，也是天主给我的特恩，我相信他给我安排的是最好的。因为‘上主给我分配的是最优美的地区’。从此范神父在自己的职务与本分上更加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范神父即是人灵的牧人，又是祖国的儿子，他用爱心关怀着人灵的得救，也用生命维护着自己国家的尊严。
1937年7月7日，日本人在芦沟桥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七七事变”。从此，中国人民也进入到全面的抗战阶段。抗战期间，年轻的范神父正在保定以西太行山区传教，他目睹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烧、杀、抢、掠，这更激起了他对罪恶的憎恨，也深感祖国人民的危难。他痛斥日本人的侵略行为，为维护民族尊严，抵抗日本侵略，提倡民族解放，积极配合国民的抗战活动，表现了极大的爱国情操和民族气节。他把圣堂中的所有房间腾出来以收容抗日伤兵，甚至自己的卧室以及圣堂中都住进了伤员，神父还动员教友们捐粮纳物，提供救护伤兵之所需。在战争年代，最重要而又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医药。范神父把教会的一些存钱，连同自己的一千银元一同献出，幷打发教友到保定市西郊公教医院购买急需药物和医护用品。曾有一次，一位身带外伤药物的教友，在从保定返回的途中，经过日军的封锁线时被日军查出，当场被刺死在市郊外。
范神父虽没有如同那么多的抗日英雄们拿起枪来去抵抗日军的侵略，然而神父的后卫救护工作足以表现他的爱国情怀。他以实际行动去爱护祖国和同胞，不知有多少教友在神父的带领下，冒着生命危险送军粮、抬单架、救伤兵，神父的这种爱国抗战行为，深为民众所感动，也曾受到中共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的肯定，幷致函感谢与鼓励。
1940年，保定教区应徐州教区邰铁欧主教的邀请，派遣范神父与本教区的朱友三、安比约、赵保录、陈比尧、候鸿佑等九位神父前往徐州工作。范神父与赵保录神父被分配在徐州市某中学任教，范神父担任历史课，从此便开始了他服务学生的工作。他身着黑色长衣，一派中国学者的风度，除了每日的祈祷与弥撒外，课堂成了他奉献的祭台，学生成了他陪伴成长的对象。透过他们彼此的交流以及对学生心灵的辅导，他成了他们最亲密的朋友，深受学生们的爱戴与尊敬。然而好景不长，1941年2月7日，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掀起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中国也受到了波及，徐州教区四十位神父全被集中到徐家汇圣堂，使这一带的许多堂区失去了牧人的照顾。值此用人之际，范神父被调往砀山县城北三十五公里的候庄村担任本堂职务。候庄地处苏、鲁边界，战争期间，局势复杂而混乱，日本皇军、伪军、国民军、八路军等各路人马来往不断、出没频繁，加上候庄教友人数众多，使得神父不得不小心谨慎，一方面照顾教友生活，另一方面应付各路军队的骚扰与麻烦。天主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陶冶着神父在逆境中的智能与耐力，坚定着他的信仰。
1944年，由于工作需要范神父被调离徐州。临行前夕，他把候庄唯一的修士——张振东（曾任台湾辅仁大学哲学教授）叫到自己的房间，因为他早就觉得张修士是位不错的学生，他叮嘱说：“你要勤于修德，用功读书，将来晋升神父，好能为教会工作，一定要珍惜你的圣召。”
当晚，范神父把自己节俭下来的二十块钱交给了修院副院长朱友三神父，让他转交给张修士。当朱神父把钱交给张修士幷告诉他范神父已离开徐州时，他非常激动，不知所措，坚持不肯收神父的钱，朱神父再三劝说：“收下吧！范神父只愿你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啊！他就是再困难点也高兴！”范神父爱护后辈晚生的可贵精神，使张修士终生难忘。
1945年，抗战结束后，范神父转往湖北宜昌从事救助难民和牧灵工作。1949年，国民党军队战争失利，许多公司、财团都纷纷撤离大陆，许多外籍与国籍神职人员也都离开了这块“危险”之地。范神父的舅父、表弟、表妹也随国民军队南下，他们曾多次劝说神父一同撤离大陆，而范神父却执意不肯，幷继续自己的工作直至调任新职。后来，主教曾多次提及出国一事，说：“我是中国人，我的圣召在中国，相信我即使是死在中国，也是对中华民族的祝福，是天主对我们民族的认定，因为他接纳了这块土地上的祭品，接纳了这个民族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