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罗马期间，正逢全球各国的主教代表们在那儿开会，讨论教会内种种有关的大问题。我一听说中国教会的代表郭若石总主教也出席会议，所以在五日上午就托一位西班牙籍的修士，替我带一封信给他，希望能够见他一面。
我小的时候就认识郭总主教了；或更好说是他看我长大的。民国三十六年八月间，我们全家由福建漳洲经厦门，乘「鹭江轮」抵台，与阔别多年的父亲团聚。父亲当时虽任职于省农林厅，但同时也兼任光复后本省第一分公教刊物「台光月刊」的主编。而这份刊物是当时台北华山堂本堂司铎李天一神父所创办的。所以我们全家就住在神父宿舍的楼下。
李神父是光复之初，三位仅有的本省籍神父之一。其它两位是敏正监牧及李惟添神父。李天一神父聪明能干，真是一表人才，可惜他英年早逝，被癌魔夺去了宝贵的性命。监牧年轻时曾到厦门攻读神学，与家父是莫逆之交。我受洗时他有意作我代父，但当时主教以他身为修士，最好不要而作罢。但日后他仍然喜欢告诉别人说，他是我领洗的代父。他的晚景相当的凄凉，曾因中风而卧病多年，终于离我们而去。神父对台湾的教会贡献良多。是一位很受敬重的长者。只可惜由于牧职繁忙，而西螺路途又甚遥远，所以在他卧病期间，未能前往探望，深信他老人家必能见谅。我们更期望他在天之灵，能够继续为他一手耕耘的这块葡萄园地，从天上降下甘露来滋润它。至于硕果仅存的李惟添神父，目前在台南县学甲镇担任主任司铎。让我们虔诚地祈求天主，降福他身心康泰，传教工作顺利成功。
李天一神父去世之后，华山堂就由主徒会的神父们接管，也就在那里，我认识了郭总主教。读大学期间，我曾多次去当时位于和平东路的主教公署，陪他练习闽南语。大学即将毕业时，由于顾及双亲日后的生活，我曾决定舍修会而加入台北教区。郭总主教还特别给我申请到罗马传信大学的入学许可，并且把他的司铎制服借我，到东门照相馆拍了一张蛮像那么一回事的照片。记得有一天晚上，他在主教公署还特别教我怎样削苹果，以免去罗马读书时当众出洋相。
后来由于必须服预官役，所以我就放弃了去罗马进修的机会。服役之后，我还是进了修会。那已经是二十四年前的往事了！但是如今一想起来，倒感觉非常遗憾。因为听说全球所有的主教中，传信大学的校友占的比率数相当之高呢?一笑！
郭总主教一接到我的信，当天中午就挂了一通电话给我，约我下午去跟他见面。同时由于那天下午亚洲主教的与会代表们要开会，所以他要我去当他的翻译。
下午倪院长怕我迷路，所以亲自陪我前往。我们舍公车而徒步前去，一方面可以健身，另一方面还可以趁机多聊聊。从我住宿的伯拉明会院到会议的场所，距离不短，但是由于两人相谈甚欢，所以走得非常愉快。
抵达会场的时候，郭总主教早已在会议厅外边等我了。而由于那天下午有一位来自香港的庄神父也在场，所以他们就请他担任翻译的工作，我改以「观察员」的身分列席。
那天参与会议的主教人数甚多，均是来自亚洲的代表们。个个穿著讲究，以穿黑西装带白领的人数居多。而其中以一位来自斯里兰卡主教的衣着最引人注目。因为他几几乎全身都是红色打扮。不但身上的衣服是红的，连脚上穿的袜子和皮鞋也是红色的。看起来虽然醒目，但是却又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显得与时代非常的不调和。我虽然身为神父，但是看到这种景象，心里就觉得相当的不舒服，使我联想到一九七四年在美国柏克莱看的一场电影来了。那部影片的名字是「罗马」，是意大利名导演费里尼的杰作。片中有这么一个镜头，显示一批身着奇装异服的枢机或主教大人们，在一个圆形的伸展台上神气活现地绕着圈子踱方步。让人看了之后捧腹不已。费氏虽是意大利人，想来必也是教友无疑，可是在他导演的片子里，却特别喜欢对教会加以讽刺与嘲弄。
在我们的信仰里，有可变与不可变的两部分。但是我们往往把两者弄得混淆不清，有时侯甚至于把不可变的变了，反而把可变的变成不可变的。以致于让教友们分不清楚什么才是重要的。
好几年前我曾带过一批青年举行退省。当时在教会内正盛行「团体忏悔礼」，就是由主持人带领大家一起省察，然后个别到神父面前去告解。等到大家都告完了，才由听告解的神父公开赦罪，并且集体念补赎经。
记得那次听告解的时候，我是带着领带的。但是当我离开神工架的时候，我跟平常一样，习惯性地把领带挂在神工架上，就走到祭台前给大家赦罪。想不到有一位女青年事后一脸紧张地来问我说：「神父：您刚才赦罪的时候，身上没带领带，那么，您的赦罪是不是有效呢？」
经她这么一问，让我感到有点儿哭笑不得。但是从她的问话中，却又反应出有些教友们还未能把握住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殊不知赦罪是否有效，并不在于神父带了领带没有。而更在听告解的神父是否有赦罪权柄，和告解者是否符合了被赦罪的条件。
我以为，神职人员的衣着既是一种外在的标志，代表着神父的身分，所以是需要的。但是这种衣着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最好能与时代和当地的文化习俗互相配合。否则就容易让人感到某种程度的「落伍」或「格格不入」。
当然，我是不会赞成随便的。就如同参加他们会议的那天晚上，我应邀和主教们一起用晚餐，席间看到一位来自非洲的年轻主教，穿著一件大红大绿的夏威夷衫。看起来虽然轻便舒服，但是在我的眼里，却感到又有点儿「不伦不类」。
衣着固然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它象征神职人员是一位度「奉献」与「为别人生活」的人。如果一位神职人员已经失去标志的内涵，而祇拥有外表的话，那真是一种「矛盾」。因为表里并不一致。
那天，亚洲主教们讨论的主题是「何谓传播福音？」平时我们老百姓是不会有机会看到这种场面的。所以能够躬逢其盛，也是人生一大盛事。如果您要问我主教们是怎么开会的？或他们讨论些什么？对不起，事关机密，无可奉告。如果您真的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话，那么就让我长话短说地答复您吧：「蛮好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