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上所吃的那次空中晚餐，竟然花了足足两个钟头之久！虽然是一种很大的享受，但是不可否认的，也是一种时间的浪费。
餐后，还有电影可供欣赏，分付钱与免费的两种，而惟一的差别是有声与无声而已。也许人在旅游中心胸比较开朗吧！所以我当时慷慨地租了两套耳机，请王神父一起欣赏。一副「很有钱」的样子。只是现在想起来，却有点儿脸红，因为当日对王神父那么大方，也许是下意识地希望日后当我去罗马时，能够多多受他照顾之故吧！
晚餐与电影的时间加起来一共是四小时，再加上美国与西班牙的时差六小时﹙西班牙早了六小时﹚，所以，我们几乎是整夜末眠。
翌日早晨，我们安抵马德里，准备从那里搭飞机转往彼而堡，然后再搭车前往罗耀拉。但是由于当时风雨交加，因此班机误点达三个小时之久。
当时正在班国探亲的高欲刚院长原约好在彼而堡接我们，但是由于班机误点，所以他失望地回去了。因此，当我们抵达时，不得不自行设法摸索着前往耶稣会的会院。
想不到在机场搭出租车是一件那么麻烦的事，等了好久才能搭上一部。然后直驱一所耶稣会所创办的中学去，希望在那儿能够找到人给我们指点前往罗耀拉的路。
很幸运地，我们遇到了曾在中国大陆传过教的拉斯比大神父。当他见到来自自由中国的我们时，显得非常高兴。就如同见到亲人一样地兴奋。
拉神父非常温良慈善，爱德很大。一知道我们在风雨交加中经历了旅途的劳顿，同时当晚又得赶往罗耀拉参加讲习会的开幕典礼时，不但热诚地招待我们晚餐，还陪我们前去罗耀拉，并且请院长亲自驾车送我们前去。
面对着这两位可敬又可亲的长者，感受着被爱的温暖，我不能不深深地相信，耶稣会是一个爱的修会的事实，而此一经验不只是在彼而堡才有，只要那里有会士的存在，就能够享有这种情同手足的温暖。
每一次当我享有这一种弟兄情谊的片刻，我似乎都能够听到吾主耶稣在我的耳际细声地告诉我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随我的人，在重生的世代，要跟人子一起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在现世却要得到百倍的赏报。」
由于旅途劳顿，彻夜未眠，所以在途中，我竟跌入梦乡。醒来时，罗耀拉已是夕阳西下，万家灯火的时刻了。
抵达罗耀拉的时候，我们连行李都来不及安置，就直奔更衣室去，以便参加开幕礼的共祭。
只见更衣室里人头钻动，好不热闹。突然间，我见到了高欲刚、何广扬两位来自台湾的神父，还有比我早一年晋铎的和为贵神父，感到好高兴，但叫我感到格外欣喜的，却是与数年不见的伦理教授刚济亚神父，及曾在辅大法商学院共事过的董正衢修士的久别重逢。眼见到这两位曾经把他们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中国人的可敬长者，仍然健壮如昔，心中实在有着无比的欣慰。
但是天主所给予我的喜乐与安慰却不止于此，祂还赐给了我另一个意外的惊喜。因为正当我准备穿祭衣的剎那，突然间感到两只强而有力的手臂，紧紧地拥抱着我。这突如其来的事件，使我盛到惊愕不已！但是当我听到那熟悉而亲切的呼唤：「喔！哲修，哲修」时，我真有浪子重投慈父怀抱时的激动。那是一种想哭的感觉！
站在跟前的，是那位接纳我入会，且为我深深敬爱着的慈祥长者?中华耶稣会前省会长班籍的倪永祥神父。
剎那间，我跌进了往事里去了！
民国四十七年暑假，我刚从大学毕业，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我怀着好奇和期待的心情，到台北圣家堂去见他，准备叩耶稣会初学院的大门。
我会见的是，一位严肃中带慈祥的长者。稳重的外表，宏亮的声音，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他具有大将之风。
第一次的会晤是愉快的，但也是具有决定性的，因为我日后能够顺利进会，与那一次的晤谈实在有着密切的关系。
倪神父后来被召去罗马，在耶稣会总部里，担任院长的职务，所以离上次见面，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而如今能在异国重逢，实在是倍感亲切与喜悦。
也许因为我是中华省耶稣会静山初学院新舍落成后第一位被收纳的初学修士之故吧，所以倪神父对我似有一份特别的照顾与爱护。从日后我在罗马时与他共处的时日里，更可以感觉得出来。
参加此次讲习会的会士，共有一百一十四位之多，除了极少数的外籍会士外，其它都是西班牙籍的会士，因此，讲习会所采用的主要语言是西班牙话，同时也有专人用英文翻译。我平生第一次与这么多位班籍会士生活在一起，感到一种很深的喜悦，我想；这也许是因为耶稣会的会祖圣依纳爵是西班牙人的原故吧！
一谈到西班牙人，我就很容易联想到他们所拥有的「特殊神恩」?讲话。
只要有几个西班牙人聚在一起，那可就热闹非常。他们好象总有说不完的话似的。但是他们的「神恩」并不只是会讲话而已﹙事实上「会」字该改为「爱」字，似乎更确切一点﹚，而更是表现在「集体讲话」上。我常常讶异于西班牙人听的能力，因为他们可以好几个人同时讲话，而又同时聆听，这种本事，在外人看来，只有佩服的份了。我曾多次因好奇的缘故，问他们说：「你们那么多人同时讲话，到底有没有在听别人讲呢？」而我所得到的答案，却往往是对方的嫣然一笑。在他的笑中，我似乎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但是却好象又略有所悟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