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的车子离开了芒莱撒之后，天气特别晴朗，所以我们的心情也就显得格外的愉快，只是由于路途不熟，再加上初学神师向导无方，使我们的车子绕了好多冤枉路才找到巴塞隆纳的飞机场，送走今夜必须赶往罗马的王神父。
由于我们租车的时限已到，所以只好先去还车，改乘出租车前往该地的会院用晚餐。
在西班牙用餐，实在感到很不习惯。问题不在于吃的东西，而是因为三餐的时间要比我们晚了三、四个钟头。十点钟他们吃早饭；下午两、三点钟才开始吃午饭，至于晚餐，则可以拖到晚上十点钟以后。他们为什么用饭奇迟？到现在对我来讲，似乎还是一个仍未完全被揭开的谜。
讲到时间问题，不能不联想到所谓的「菲律宾时间」来了。我曾在民国五十三年到菲律宾攻读了两年哲学，对于菲律宾人喜欢迟到的习惯早已感到不耐。没想到大前年夏天，当我到马尼拉参加进修课程的时候，他们这种喜欢迟到的习惯，竟然丝毫未改。
我认为，在昔日的农业社会里，人们由于作息有时，休闲的时候不少，所以迟到拖拉时间还说得过去，但是在工业化的社会里，一切都讲求效率与速度，时间即是金钱，那里还有时间可以浪费。
大前年在马尼拉所见到的情形，多少还可以反映出，菲律宾这个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步调似乎还是比别人慢了好几拍。
当然，在不太讲求守时的社会里，也并不是毫无益处。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的步调与节拍慢得多，也因此看不到在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里那种大家显得紧张兮兮的样子。我相信在这样的社会里，精神科大夫大概很难养活一家人了吧？
在会院吃饭的时候，碰见一位以前曾在中国大陆传过福音的西班牙籍的老神父。当他一听说我是来自中国的会士时，竟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用手摸起我的脸来！面对着他老人家这一突发的举动，的确叫我感到有些措手不及的尴尬。但是我并不以此为忤，因为我可以了解，他这样做并不是不尊敬，而实在是发自内心深处对中国的喜爱。在罗耀拉参加讲习的时候，我也曾见到几位以前在大陆传过教的老神父们，他们虽然后来被共产党驱逐出境，返回自己的故乡，但是他们那颗热爱中国人的心，却并不因着时间的久远而稍减，有一位老神父一听说我来自中国，当场就大声唱起了中文的圣母经来了。虽然他老人家的歌声并不悦耳，但是听在我的耳里，却具有无比亲切与感人的力量。因为那是发自他内心深处的心声啊！
晚餐后，我们乘出租车到火车站去，但由于离开车时间还早，所以何神父自告奋勇要留下看守行李，鼓励和神父与我到街上去逛逛。由于是夜里，而且时间也已相当晚，所以街上灯光也渐渐地暗下来了，行人也慢慢的稀少了，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几间还没有打烊的露天餐饮店。这本来是很有情调的地方，我倒有跃跃欲试的冲动。但是和神父警告我说，这样的地方往往索价颇高，最好还是不要问津的好。经他这么一说，原已坐下一半的我，赶紧一跃而起，眼睛还偷瞄了店主一下，深怕他会来收小费，说我坐过他的椅子呢！
神贫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常常会在花钱事上特别斤斤计较，有时候甚至还会显得紧张兮兮的。
晚上十点钟，我们挥别了巴塞隆纳，搭火车前往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