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2年徐汇公学毕业，报考了震旦大学，也录取了。学校在我们毕业前为我们组织了一次避静，做圣依纳爵神操，内有一个默想题：“两旗对立”，即有耶稣君王的旗帜和恶魔的旗帜，在争夺世人，耶稣缔造和平拯救世人，而恶魔散播仇恨制造纷乱，耶稣需要我们合作完成他的救恩计划等。我动心了，决意跟随耶稣去做他的战士。
我小时天天望弥撒，回到家里学神父做弥撒，把报纸剪成祭衣穿了，教弟弟辅弥撒。我妈看了很高兴，常说将培养我做神父，也采取了措施，凡亲戚家结婚，她只带我弟弟去，不让我去，她说你一心一意争取做神父吧，我长大一些，想做神父的心仍留在我心中。
1932年9月3日我进了圣心修院。这与我小时受的教育有关。和我同时进去的共有22人。据说，从来没有这么多的青年要求修道。22人中10名后来圣了神父，6名还俗，6名因病早死。
圣心修院实际是一所文学院，除了神修功课外，主攻拉丁文，早上两节课，下午两节课，此外学习中国古典文学，教会史，教会礼仪，教会音乐等。第一年的拉丁文由黄子昂先生教，教拉丁文入门，他是位谦谦君子。第二年的老师是当时的理院舒神父，法国人，法名A﹒DURAND，主要读罗马文豪CICERO和凯撒大帝的著作。第三年由光神父GANDON教罗马历史学家TACITUS和大诗人VIRGILIUS的长诗篇《田园颂》等。光神父是有名的徐汇藏书楼外文部主任，他常为我们介绍欧洲尤其法国新出版的书，并劝我们也购买。舒神父兼理院即负责我们的学习和生活，他为人忠厚，和蔼可亲，他的嗜好是音乐，给我们上音乐课，他对我极好，但我使他失望，我嗓音洪亮，他以为我是块好料，谁知我有好的声音却没有好耳音，五音不分，只得放弃培养我的心。上音乐课时，叫我一个人坐在最后一排，不准我开口，免得起扰乱的坏作用。修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和操场，圣心修院旁有汇师小学，他在小学生里挑选20名左右的儿童组织一个歌唱班，每天下课后，这些学生来修院，他亲自教他们唱圣歌。当时的小学生下课后没有什么作业得做，乐于到修院来玩。他也组织了一个天主教学徒联谊会，让土山湾工厂的非孤儿学徒以及附近两个小工厂的青年学徒星期日来望弥撒，弥撒后踢足球，下棋并发给他们糖果。舒神父让我负责这批学徒们，他为人也豪爽，他生日前，我们选了几首歌练习准备在他生日时唱给他听，祝贺他生日。我们练习时唱的不够好，他在办公室听不下去，下来向我们说：“还是我自己来教吧！”他就指挥我们，他生日那天，我们唱时见他满意而笑。
舒神父每星期天晚上给我们讲神修课，他强调我们应有三个S，第一个S是SANCTITAS圣德，第二个S是SCIENTIA学问，第三个S是SANITAS健康。他说圣德毋须强调，你们来就是为修德成圣的，是一生应追求的，健康与学问应相辅相成，因为有了健康才能获得学问，MENSSANAINCORPORESANO学问存在于健康的人身上。他再三说，三个S应牢记在心。
舒神父确是忠厚长者，但他没有实权，他一切得听姚赞唐的命。姚曾是我在徐汇公学读书时的院长，后又成为我修道时的院长，以后又成为耶稣会会长和上海教区副主教9年，接着又当了两年上海的代主教，长期居于上海教区的高位。
1934年的9月9日我姐姐病了，她在拯亡会管的潜德小学教书，她发高烧，我赶去看她，我叫了出租车把她送到圣心医院，在那边我陪她说了半天话，然后回修院。可第二天一早医院里打电话告知我姐姐死了，莫名其妙地死了，我姐姐在她生日那天，本名瞻礼前夕去世，是圣母接她去天堂，在世只21年。姐姐死我也没有送终。姐姐的死对我来说真是伤心透顶了，一个如此聪明，如此美丽的姑娘说死就死。我觉得世界上事情空而又空，虚而又虚。没有什么可追求的，没有什么可留恋的。
我还有一个弟弟达义，生得聪明、漂亮，我们双亲死后没有人管束他，他交友不慎，好玩，出入于娱乐场所。在徐汇中学不守纪律，校长张家树叫我去，说学校得除他名。我把他送到震旦大学中学部住读，隔不了几个月，学校教务长乔典爱GAULTIER来找我说他不守校规，学校决定除他名。
我替他找了工作，他上不了几天班，辞职不干了，他也不来找我，我到处打探，不知他的下落，好像是人间蒸发了。我丧父，失母，亡姐，弟死未见尸骨，接二连三的打击，我的命确实苦。
我成了孤儿没有亲人，舅舅、伯父、姨夫、外祖父还要趁火打劫。伸手帮助我们的堂叔祖父金福山，不久也中风猝死了。所以在这个时期，我一贫如洗，举目无亲。即使在修院修道的时候，修院有假期，假期的时候神父不让我们留在修院里，茫茫四海，什么地方才是我的栖身之所？所以我只能打游击，到一个亲戚家住一两天，再到另一个亲戚家过一两天。这些是比较远的亲戚。我家境好时亲朋不断，此时又是一番情形了。常来常往的表兄就是路上相遇，他也只当没有看见。这件事情对我打击很大，觉得世态炎凉。真是“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居闹市无人问。”自古如此。后来我最喜欢的小说就是《儒林外史》范进中举那一段。现在想来，一生中，人们多次把我置于绝境，同时天主派好心人及时帮助我，使我绝处逢生。我深深感到，小时穷，青年时遭挫折、多磨难、过贫穷生活对我来说也是天主的降福，容易有同情心，心里能想着穷人，也想着为穷人做一点儿事，想交一些穷朋友。人生遭际的过程虽然痛苦，但也让人看清很多东西。
这儿顺便把后来发生的事写出来，我父母的棺材留在浦东金家巷，我姐姐则葬在上海七宝附近天主教徒办的一个公墓内，1951年我从欧洲回国，把父母和姐姐移葬在上海天主教息焉公墓内，是荣德先出钱买的墓地。我被逮捕时，公安局抄走了我所有东西包括我父母姐姐的遗像，我82年回申想上坟，人家告诉我息焉公墓已变野生动物园，我的祖坟没有了，父母姐姐的遗体不知去向，我向公安局索要被抄走的东西，他们回答说“文革”时，公安机关也被造反派清洗，抄走的东西已无法找到，这样我最亲爱的人真的无影无踪了，我成了世界上最穷的人（我身边只有我姐姐的通功单上印的照片是我早期寄给国外友人，他保存下来，我逮捕释放后他寄还我的）。
上面说了在我姐姐病故后，除了陆纳英，还有荣德先来看了我，她向我说：“我会做你的姐姐，像你姐姐一样照顾你。”她没有食言，我在最最困难的时候，她冒了风险照顾我，亲戚靠不住，朋友却极忠信，我一辈子忘不了陆纳英和荣德先两人，以及后来认识的德国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