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底我进入圣母圣心修院，这时大小修院脱离了姚赞唐的管辖，有了自己的院长，此人名叫能慕德FELIXMAUMUS。他比姚更慈祥，他多才多艺，刚读完神学就被委任在神学院教神学，他当了教区的总账房，管理全教区的财务，后调任四川南路若瑟天主堂当本堂神父24年，他怜贫惜穷，很受教友爱戴。他受命在大通路（这是一条很短的马路，北面有新闸路闸住，南面有山海关路封住，名为大通路，实际名实不符）建造圣女小德肋撒教堂和附属男女中小学，他自己精心设计悉心监工。他以为自己会当本堂，堂建成后，主教把此堂交与教区神父管理，他调到修院工作，当院长兼教哲学。他的许多时间却放在制造管风琴上，他是个音乐家，既能作曲又能制作乐器，大管风琴是极不容易制造的，他是神学家、经济学家、设计师和音乐家。如果他不分散精力，专攻一门，肯定会有更大的成就。
圣母圣心修院也称大修院，修生先读2年哲学，中间去教区实践1年，再读4年神学。教神学的老师有PAYEN晁伯英，他是伦理学家，中国著名的婚姻问题专家；还有DELASERVIERE史，他也是历史学家，写过江南传教史，两人都是法籍；先后有西班牙籍的NIETO和VALCACEL，教信理神学；教哲学的有ANDRE和能院长，另有姚赞唐以及两位国籍神父；张登堂教社会学；张维屏教天主教历史。
1931年惠济良接姚宗李为上海教区宗座代牧，桑黻翰接山宗泰为上海耶稣会会长兼上海教区副主教，两人配合默契，决心让上海教区的福传工作再上一个台阶。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培养人才，除了在法国学习的吴应枫神父与王昌祉神父外，他们派遣了耶稣会会士张伯达与陈云棠去英国念哲学，并安排他们在念完哲学后去法国巴黎大学，一个念文学，另一个念数学。惠、桑又派教区神父张登堂与张维屏两神父去罗马与巴黎，一个念社会学，另一个念天主教历史。又派钱宝森修士去罗马传大念书，他们说这些人回国后设立一个天主教出版社。桑决定把徐汇藏书楼改建成一个新式的图书馆对外开放。他们的意愿重点从事文化福传工作，惠、桑两人也想改变原来的传教方策，即国籍神父只在郊区工作，市区的传教工作牢牢掌握在耶稣会士，尤其法籍耶稣会士手中。1933年惠、桑决定把上海教区的主教座堂、上海教区最重要的堂区和活动中心董家渡交给国籍神职人员，任命张伯铎为院长，耶稣会士退出，堂区旁的仿德女中交给国籍修女会献堂会管理，又把才建好，位于市中心的圣女小德肋撒教堂也交给国籍神职人员，于是上海教区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夏，桑6年任期已满，调去扬州做总铎，会长由上述的姚赞唐接代。这时日寇大举侵略我国，上海沦陷，姚赞唐命当时畅销全国的圣教杂志停止发行，把从美国回来的吴应枫调去苏北工作，把张登堂调出震旦大学，去张泾做本堂，把张维屏调离修院，去重庆南路当盘石小学当校长，不让王昌祉教神学，任命他为耶稣会文学修士的中文老师。上海教区明显倒退了，这是后话。姚当了9年的会长，惠死后，他又任上海教区代理主教2年，他主宰上海教区11年之久。
在圣母圣心修院2年，除了念哲学外，星期日我办了一个徐家汇天主教的青年活动小组，汇师小学的杨维时神父大力支持，把不用的礼堂作为我们活动场所，参加的有在各单位工作的青年约40名，每星期日我给他们作一次讲座，组织他们参观，从事娱乐活动。
一天能慕德神父找我谈话，我们来往的信件他都拆阅，他中文修养很好，我们会客也得他批准。他向我说，陆纳英来看我的次数不少，来往信件也多，他正在考虑怎样处理，他又说，这样发展下去不利于我的修道，要我好好考虑。我向能解释，陆以姐姐身份照顾贫困的我，我作为弟弟非常感激她、佩服她，她家父如此富有，我从来没有其他想法。能说，还是刹住为好，否则，就常规而言，应是媒人出面的时候，我听了这话，不禁大吃一惊，又回想我在圣心修院时，陆纳英去看我次数多时，舒理院告知她不应打扰我，陆没有告诉我，是门房的顾老伯事后向我说的。联系了舒、能两人的态度，我只得向陆说，我现在功课紧张，没有时间和她通信了，陆不是傻瓜，她不再来修院，但对我仍以姐姐的身份热心照顾我，在我心中，陆纳英一直是很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