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头再讲修院生活。修院里无报纸可阅，当时中国还没有无线电广播可听，来往书信都由外国神父检查，我们与世隔绝，闭塞得很，我们受的完全是封闭式的教育，我们知道的消息靠亲友来访时得到，或假期回家后翻阅旧报纸获得。
负责我们中文学习的徐宗泽神父，从外面的一个大学请来一位中文教授，名朱天梵，他每星期来圣心修院教两节课，我们的学长请他在正式讲课前和我们讲一些国内外形势。从他那儿我们略知院外的国家大事，蒋介石当时不抗日，不得民心，朱教授充满反蒋的情绪，朱写得一手好字，上海有好几家商店门前的大匾是他的手迹，我们修生中有几人请他指点练字。
1931年9月18日，日寇侵犯东北，蒋介石为了“剿共”把东北三省拱手让与日寇。日寇在1932年1月28日对上海发动战争，十九路军奋勇抗日为祖国为民族而战，周濬良修士在圣堂内挂了国旗，和全体修士们为祖国求天主。理院神父汇报了姚赞唐院长，他企图阻止，说什么圣堂内不准挂旗，命令他拿下，周修士拒不服从并据理力争说：“四川南路天主堂挂着法国国旗。”姚赞唐院长叫周修士的父亲前来，说他的儿子没有圣召，修院决定辞退他。周家很富有，周的父亲托海门朱开敏主教推荐周濬良修士自费去罗马传信大学念书，他毕业时正值抗战不能回国，于斌主教收他为南京教区神父，派他去美国芝加哥管理华侨教友，他死于美国。当时是外国传教士掌权，我们爱国有罪。
1935年我在圣心修院毕业，进入母心修院读哲学两年，1937年7月我被分配到徐汇中学出试即实践，教初二的法文，并负责初一、初二天主教学生的训导工作。
5年修院生活平静地过去，正如我上面讲过的，最使我为难的是修院有暑假，修生必须回家，院内不让住宿，我无家可归。我堂叔祖父死后，他的子女分了家。我当然不能去，于是只能打游击，凡待我好的人家，我就去住几天，再转移到另一家。我曾于1937年7月16—25日去陆纳英家住了10天。现在陆家指着我那一间，告知探望她家的客人说，这曾是我的房间。另有两家是我隔几房的亲戚，一名金鹤声，一名金鹤汀，我叫他们为叔叔，他们曾热情接待我，临走还塞给我零花钱，他们的后代迄今来看我，我很感激他们。
最使我不解的是我的亲伯父金信德比金鹤声、金鹤汀他们家富有，可每年假期我去看他，他只是摆出长者的架子训我，给我上节约课，不让我坐下，我给他拜年，也从来不给我一分钱。他是我唯一的真正意义上的长辈，我爸爸的亲哥哥嘛。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8月13日，日军又攻打上海，中国守军当即予以猛烈反击，淞沪会战由此开始，闸北、虹口、江湾、宝山变成战场，日寇狂轰滥炸，大批难民涌入租界。徐汇中学也敞开校舍，校舍不够，在操场上搭起简易的棚屋尽量接受更多的逃难者。我们尽力帮助接待，国破山河在，亡国之危就在眼前。
在徐汇中学出试一年，过得很愉快，徐汇中学按照耶稣会传统方式管理，一个字可以说明：“严”，学生早上五点半起身，集体整队去圣堂望弥撒，集体自修，集体运动，傍晚集体公念晚祷，睡前舍监训话，学生们来自公教家庭，学费昂贵，家庭都比较富裕，家庭教育很好，学生们用功，服从，友爱，很少有调皮捣蛋的，他们的生活一如今天我们的修士和献堂会初学修生。我从他们身上看到天真，认真，活泼的美德，我是他们的老师，他们也在影响我，我暗暗向他们学习，决意进一步把自己奉献给天主，进一步弃绝自己，有了进修会发三愿的念头。我迄今还记得他们，他们后来有三位成为教区神父，两位成为耶稣会士，有的成为怜贫惜穷的好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