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8月底姚赞唐派我去河北献县读第三年哲学，上海修院只读2年，耶稣会士应读3年，我应补课。按当时中国耶稣会的布局：哲学院在献县，神学院在上海，卒试院在安徽芜湖。我和朱树德、陈天祥等于9月初乘火车到南京，渡江再乘火车到蚌埠住了两夜，参观蚌埠教区。意大利耶稣会士热忱招待。主教CASSINI接见我们，我们参观男女中学，女中由意大利乌苏拉会修女管理，金福山的第四个女儿金静修是该会修女。耶稣会院紧靠火车站，夜晚隆隆的火车声令人无法入睡。第三日继续乘火车北行，次日到达河北泊头镇下车。早在献县念哲学的沈戴淇修士已候在车站，把我们接到堂内，改乘大车向献县出发。当时泊头到献县没有汽车通道，我们乘的是一种骡子拉的木制平板车，车轮是木制，箍上一层铁皮。一条黄土路，路中有两条深深的车轮经过留下的沟痕。我一坐上就在感性上明白这就是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这句成语意即：关起门来，自己主观造了一辆车，车子两轮的距离和外面的辙不符合，车不就报废了吗？坐在这种车上，我想到两千多年前孔子周游列国时乘的就是这种车。交通工具两千多年没有进步。晚上我们住宿在留信镇教堂里。车子颠簸得厉害，沈修士向堂里借了被子铺在车上，让我们躺下，舒服多了。车夫不时扬起鞭子，空中一个响声往地上一抽，骡子以为另一个骡子挨了鞭子，就跑得快些。第二天继续走路，半天后到离献县20里的云台山停下，这是献县教区的后勤基地，约有二百顷良田，种粮食、果树、蔬菜，最多的是葡萄，自己酿酒，一应俱全。傍晚我们到达全国有名的张家庄天主堂。天主堂范围广，气魄很大，周围是用砖砌起的又高又厚的墙，类似城墙，墙上有空眼可架枪，墙上可跑马。1900义和团扶清灭洋运动时，八国联军为了保护外国侨民派了一支法国军队来保卫天主堂。献县教区分男院，女院，男院有主教座堂、主教府、耶稣会总院、小学、中学、修院、初学院、文学院、哲学院、印刷厂、出版社、很大的藏书楼，养殖场。女院有育婴堂、孤儿院、女子小学、中学、献堂会修女院、拯亡会修女院、加拿大籍的圣神隐修院，还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医院。天主教自己有发电厂、自来水厂，冬天有暖气，院内有大池子，冬天可溜冰，夏天可划船。我们去献县县城，城墙是土垒成的，城墙内很少砖瓦房屋（电视剧中的纪晓岚是献县人）。传教士生活水平远远高出普通老百姓，容易引起群众的反感。
到后没几天我们突然被日本兵包围。原来前几天几个日本鬼子在云台山玩时，有八路军向他们投掷了炸弹，炸死了几个鬼子。日本兵把我们中国人连同主教押到云台山去监禁，我们挤在一所楼内，荷枪实弹的日本兵监视我们，不让我们说话。在张家庄堂内大肆搜查，在学校内找到国民党党旗，就把校长冯神父带走，在印刷厂内发现正在印反日的传单，他们就把负责的修士以及几个排字工人铐了起来，押到监狱。隔了一日，正在云台山的一位比利时神父LICHENBERGER（中文姓李），从张家庄给我们运来被子和给养。
日军包围献县张家庄天主堂并带走了赵振声主教以下所有耶稣会会士和修士等的消息传到了天津的工商学院，院长尚建勋神父就四处奔走，请法、意、西、加、美、英的领事联合向日本总领事施加压力。一天早上，日本军队把我们全体集合在大院内，一个一个点名，重点问河北人，凡是河北人，排在左面，非河北的我们排到右边。盘问结束后让比国神父把我们领回张家庄，所以我们只被关押了半个月。而站在左边的人被投入监狱。日军枪毙了一位冯神父、一位修士（也姓冯）和五名印刷工人，半年后把关在监狱内的人放出来，我们到献县县城欢迎他们。
这里顺便说一下那位比利时神父，他原是护士出身。献县天主堂医院几名重要的医生，尤其开刀医生，见日军进入教堂怕了，逃回上海，医院没有外科大夫，怎么办？每天送来的病人很多，包括八路军的伤兵，向他们说没有医生了，病人不肯走，别处也没有好医院。那位比利时神父说：“我来开刀！”他卷起袖子穿上白大褂，督促护士做好准备，就做手术，他剖膛，割手臂、割大腿…到抗战胜利做了不少于一千个大手术，无人死亡。胜利后耶稣会领导把他送回比国，进医科大学，要他做正规的大夫。我1948年夏天去比国首都耶稣会院见到了他，他非常高兴，我们紧紧拥抱。他有牢骚，他说：“医院要他从头读起，拿文凭得好几年。他说：“我动过的手术比那些课堂上教课的医师多得多，我比他们技术高，还得跟他们学书本上的知识，浪费时间！”
献县张家庄是法国人的传教基地，哲学院的学生除了中国人外，有一名意大利会士名PRIULI，三名西班牙会士名RUIŹ、GOYOYAGA、LARANAGA，一名法国会士，此人名叫PIERRETRITZ，解放后他派到菲律宾，在马尼拉穷人中工作，创办了多座麻风病院，治愈了数以万计的麻风病患者，开设多所免费学校，使无数儿童免为文盲，找到职业。菲政府颁发给他勋章，法政府给他荣誉勋章。是我们一班中最有成就的一名会士，现在还健在，仍在四处为穷人奔走。
哲学院有多名老师，西班牙籍PALACIOS、加拿大籍DALLAIRE、还有匈牙利籍和法国的几位神父，基本上讲的是传统的士林哲学，法籍会士重点讲了两名法国哲学家BERGSON的“L’EVOLUTIONCREATRICE”（创造性的进化）和BLONDEL的“ACTION”（行动）。前者更出名，后者，以我看来，更深。匈牙利籍老师以批判的立场讲了康德和黑格尔，批判性地浅浅讲了马克思主义。没有中国老师，没有讲中国哲学。
日军一包围张家庄，蚌埠意大利主教CASSINI就赶来献县，慰问我们，并去拜会日军头头。日本耶稣会派来了一个德国会士，让他长住在张家庄。日军来时，他出来应付。德意日是轴心国，日寇对他们比较尊敬，耶稣会是国际性的组织，得到各国的耶稣会的大力支持。教堂大门前挂起法国、德国、西班牙、匈牙利、意大利、美国、加拿大等国的国旗，用以显示其国际性，一般日本军队到此止步。
我们生活很优越，每天除了牛奶、咖啡外，还有两个鸡蛋、咸肉、黄油、果酱。我在上海吃惯新鲜面包，觉得馍不如面包。一次我去农村看看小朋友们，我居然无知地问小孩儿“馍好吃吗？”小孩儿回答说：“馍？白面馍？我们只在过年时才吃，平日只吃窝窝头（玉米面）。”我顿时感到非常惭愧。小孩儿这句话牢牢记在我心中，现在农村都吃细粮了，玉米窝窝头反而上宴席了！
1941年12月8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向美英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才向日本宣战。此前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后，美国的物资仍然输往日本，宋美龄于1941年在美国向美国人民的演讲辞中说：“截止今天，日本用来打中国军队的枪炮所用的钢材来自美国，日本空军轰炸中国无辜人民的汽油来自美国。”现在，打到自己头上时，才和日本人开战。献县张家庄天主堂有美国加拿大神父、修女，日军又来到天主堂，把他们带走，押去天津，关入集中营。
日寇包围了张家庄，原会长兼副主教JOMAN吓得生病，写信给耶稣会驻华巡阅使毛伦MARIN辞职，毛急电调上面讲过的天津工商学院院长尚建勋RENECHARVET到献县任会长，任命AISIER为工商学院院长。对尚来说，这是苦差事，他一句不说，立即离津到献县，他巡视教区各地慰问神父教友，献县主教赵振声则留守献县。日军投降后，八路军解放河北南部，把尚作为国际间谍逮捕他，发动群众控诉他，投入监狱，后驱逐他出境，解放初期教科书中有尚建勋一页，他的“臭名”家喻户晓，他出境后回法。他出身名门望族，家族人众，他回国后到处宣传中国教会。我于1949年在他故乡见到他，他已衰老。他死前和家人说：“追悼会上你们不必讲话，我自己讲。”他预备好一篇评论自己一生的功过讲话并录了音，追悼会上放了他的录音，他给自己盖棺定论。
讲了尚建勋，不能忘记主教赵振声，这儿写几行关于他的事，他是悲剧性的人物。20世纪30年代末，献县法籍刘主教（LECROIX）患了老年痴呆症，基本上失去记忆力，罗马知道了任命赵振声为献县第一任国籍主教，赵是耶稣会士，曾留学法国多年。老刘主教的痴呆有一特点，他别的事都忘，唯有自己是主教不忘，他天天仍要穿主教服，佩戴十字架，戴主教权戒。一听到要祝圣一位主教来代他，他就大吵大闹，赵没法在张家庄座堂祝圣，就去天津请文主教私下祝圣。回献县后庆祝他的弥撒中他不戴主教高冠，不拿权杖降福教友，拍照时，赵不坐在刘旁边，而站在刘后面，当摄影师快按快门时，他才拿出十字架套在颈上，拍完照，他又快快摘下。好不容易等到刘主教蒙召归主，日本人却来了，限制了他，不许他自由活动，他只能待在献县张家庄。日寇投降了，八路军入驻，他逃到天津，后到北京，1945年12月蒋介石去北平活动，赵去见蒋，请蒋早日派国民党军队进入河北南部，田耕辛枢机逃亡国外前任命他为北京代理主教。全国解放了，他急急如丧家之犬，到处躲。最后献县有一个教友，因抗战时打地道战，家有地道，就把他接到家藏起来，天天给他送三顿饭，他过的是不见天日的日子。一年后共产党终于找到了他，请他出山，仍做献县主教，收藏他的教友却遭了殃。1957年开全国教友代表会，政府押了他去参加，会上选他为全国爱国会副主席。他陪同主席皮漱石主教到处祝圣自选的主教。“文革”时，红卫兵揪住他不放，狠批狠斗他，还打他，把他关在牢内，不久死去。他真是一个悲剧人物。
1942年4月，上海姚赞唐（当时耶稣会会长）到献县来看我们几个上海会士，他把我叫到他的房内说：“日本人节节胜利，香港、菲律宾都落入它手中，看来他们会长久待在中国，我们需要一个精通日文的人，我们决定今年9月底派你去日本东京好好学习日文，在东京大学读书，考取一个学位回来，我命令你6月去天津工商学院，有人教你日文，8月底去日本上学。”我心想，这不是要我做汉奸了吗？在政治上置我于死地吗？我将遗臭万年吗？怎么办？外国人不知道中国人多恨日本。我心中矛盾得很，是服从还是抗命，我决心先消极抵制。
1942年5月底，在献县学习一年结束后，带着消极抵制的态度我和朱树德两人离开献县先去北京玩一个星期再说。
在北京我们住耶稣会德胜院，白天拿着地图到处玩，不能走远，西山等处已在八路军游击队手中，我们去拜见了国际有名的古生物学家兼大思想家德日进神父（PERETHEILLARDDECHALDIN）。他热情招待我们，领我们到陈列室去，拿出一块又一块化石，兴趣浓厚地向我们讲解。他滔滔不绝地讲了半个小时，发觉我们对此不感兴趣，他说：“还是跟我去餐厅吧”，他招待我们他已预备好的丰盛茶点，我们向他道谢后回德胜院。我们去见他只因为他是名人，他曾是帮助鉴定北京人的专家而已。我们对古生物学一窍不通。
离开北京我到了天津位于马场道的工商学院，我的朋友刘乃仁神父高兴地招待我。我认识了匈牙利修士劳达一LADANY，此人解放前夕逃到香港，创办了一个名为“分析中国”的反共杂志，以后他大力攻击我，说我是叛徒，因出卖兄弟才争取到回上海的机会，这是后话。
工商学院院长AISIER说他已请了一个日本人教我日语，早晚各两小时。那个日本人倒不错，用心教我，我只是不学。两个星期连平假名和片假名也背不上来。最后他灰心了，他向院长反映，他无法教我这样的学生，AISIER汇报了姚赞唐，姚写信给我，9月初回到上海读神学。我的消极抵制生效了。
工商学院院长AISIER不得人心，校中外籍教授写信给巡阅使毛伦，毛伦派了DREXEL神父来调查（毛伦是加拿大人，不能离开上海，DREXEL原奥地利人，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后，他拿了德国护照）。他和所有会士谈话，发觉大家一致推荐中国会士刘乃仁为院长。他回申汇报了毛，毛同意了，把AISIER调走，任命刘为工商学院校长。他是第一位当上天主教大学校长的中国人。刘有领导天才，会团结人，善于交际，他募得许多捐款，把工商学院提升为津沽大学。刘出生公教家庭，弟兄四人，三人为神父。我发觉献县教区法国领导更领会福音的精神，更努力执行教宗的指令，1936年任命中国人为主教，1942年任命中国人为大学校长，1950年任命中国人为会长，更早派中国会士去国外深造，比上海的耶稣会领导更开明。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一步推行奴化教育。每一所学校得有一个日本人当副校长，刘通过尚会长向在日本的耶稣会士求助。日本耶稣会士设法把一名天主教上智大学毕业的名叫三浦的日本天主教徒派到天津做副校长。
三浦到津沽大学后和刘乃仁相处很好，三浦对刘说：“我来保护你们，不来控制你们。我只要你给我一所小洋楼、一辆汽车和一个漂亮的办公室，日本司令部来人，我来应付，其余事我不管。”一次他向刘说：司令部要抓XX进步学生，我们把他送出日军占领区吧。他们两个把学生叫来，三浦坐在驾驶员旁边，刘坐在后座，让那学生横卧在刘的脚下盖上一毡子。到了分界线，三浦下车和日本哨兵打了招呼，日军放行，驶进无人管的地区，三浦和刘松了一口气，刘向学生说：“现在你自由了。”三浦和刘两个回天津。这事是刘亲口对我讲的，三浦这个人帮了教会很多忙。天津津沽大学没有遭到日寇的干预，大学可以和以前一样授课，津沽大学名声大增，学生人数急剧上升。日寇投降后，三浦被遣送回日本，不再有他消息，刘曾向东京的耶稣会士打听，回信说不知他的下落。可见日本人中也有好人。
天津解放了，共产党天津领导之一专程去拜望刘。刘心想共产党那么注意我，可能不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他带了300银元化妆成农民只身出走，出城时，哨兵搜出他的钱，问他带那么多钱干什么，他说回老家娶媳妇，解放军放他走，他先逃到内蒙，再去西安，又逃到上海，香港，最后逃到东帝汶，不久死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