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弃家修道 读神学 1942-1946
    8月下旬,我离开天津回上海,当时日寇全力守卫铁路干线,北京、上海间火车还畅通,在浦口下车渡江,到南京震旦附中睡了一夜,改乘沪宁铁路,回到上海,去徐家汇神学院报到,当时神学院所在地即今日东方商城与附近的大楼所在处,院长桑热诚接待了我。

    神学四年制,同学有103人,教师有14人,分属中国、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哥伦比亚、乌拉圭、智利、法国、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瑞士、荷兰、匈牙利、德国、葡萄牙、比利时、印度尼西亚十几国,其中有些还是交战国,但同学们之间相处极和谐,像兄弟般生活在一起。这应该归功于我们的院长,他领导有方,尽管我们的文化、政治等背景不同,他教我们超越了国家,使我们处处不忘是圣教会耶稣会大家庭的成员。院长在此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名桑黻翰,曾是震旦大学校长,上海教区耶稣会会长兼副主教(上面我已提到他),他完全以慈父的心情对待我们。他对我特好,我神学第二年就让我当学长,学长的作用是下情上达,一方面代表同学向院长反映他们的想法,一方面又要代表院长贯彻他的旨意。每天早上8点钟我得去他办公室请示汇报,他向我讲述怎样做一个好会士,如何做好牧灵工作,怎样做领导。他常向我讲他自己的经历,指出怎样处世,怎样待人接物,处事应怎样小心谨慎,他有时也和我讲一些他仍在学习和学习的心得,这些让我终身受益。我迄今认为他是我的恩师,我永远不会忘记他高大的形象。

    徐汇神学院,得到罗马梵蒂冈教育部认可,能授予硕士学位。神学院四年,所授课程为:信理神学、伦理神学、圣经学、天主教法律、历史、礼仪、神修等科目,一律用拉丁文教课。为了读圣经原文,必须学会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课程安排得很紧。

    当时徐汇神学院教学很传统,也可以说很保守,全是特利腾(TRIDENTINUM)和梵蒂冈(VATICAN)第一公会议神学,教授们教的全部士林神学。尤其是一位美国老师瞿光华(MACCARTHY),他教创世论,反对进化论,说天主直接创造了宇宙,按字面解释古经创世纪,说天主亲自直接造出我们的原祖亚当,夏娃两人等。难怪我们的老师在1946年初听了德日进的演讲后都摇头不赞成,难怪1947年我在巴黎去见德日进神父,和他长谈后,他送我出门时,拍拍我的肩膀时说:“小兄弟呀,你至少落后40年。”

    前面我说了,在学习哲学时我有一位好友名TRITZ,他现为菲律宾的著名慈善家,他以爱关怀最穷的人群。在学习神学时我也有一位好友,他名叫LUIZRUIZ,西班牙人,中文名字陆毅,长我三岁,他当时是副学长。我们学习、工作均配合密切,我和他同一天圣神父,但不在同一教堂。毕业后他去安徽安庆教区做福传工作,上世纪50年代初,他被驱逐出境,在澳门工作,他一生为残疾人服务,在澳门受人爱戴,他在我国内地先后创办了几十所麻风病医院,治愈了无数的贫苦、遭人遗弃的穷人。我在神学院的一百余名同学都已蒙召归主,只有TRITZ和RUIZ这两位仍健在,“仁者寿也。”

    按传统式教信理神学并不太难,信理神学内容分别是:天主实有论、天主圣三论、天主启示人类论、创世论、赎书论、基督论、教会论、圣事论、圣宠论、末世论、圣母论、天使论等,每一论设几十个命题。上课时先讲这命题的内容,讲其重要性,接着叙述历代与之相反的意见。接着打开几本摘要:一、圣经上怎么说的,引用几段;二、教父们怎么说的,引用几段;三、教会怎么说的,引用几段公会议的决议或教宗的上谕。这几本摘要随时带在课堂上:教父摘要、教会训导摘要。引用时,只读几段,不介绍其来龙去脉,往往断章取义。比如基督论,现今不这样讲了,先要证明历史中确有耶稣其人,然后讲历史中的耶稣怎样被认默西亚,又成为我们信仰中的天主之子,讲历史上如何通过与反对者的交锋而成为信条。

    教授中比较开通的是一位西班牙籍的伦理学与圣教法典专家名叫刚济亚(ELISEUSESCANCIANO),他在罗马额吾略大学法律系攻得博士学位后来上海教书,并任上海教区法律顾问。开始他很严,凡有疑难或要求主教宽免的事他总引用法律XX条予以拒绝。桑院长认为他全是书本知识,不切实际,安排他周末做牧灵工作,派他去松江泗泾镇天主堂和青浦小东圩天主堂服务。他接触了群众,尤其劳动人民后,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同情教友,常常设身处地考虑问题,从此他遇到别人请示,他的回信是:根据XX条是不许可的,但根据另外条款是可以的。他不再严辞拒绝了,而是为人民找出路,可见牧灵工作的重要。坐办公室,抄书本的人不知劳动人民的苦衷,不知体谅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把和它交战的国家的人民都关在集中营内,一点自由也没有,生活条件很差。上海教区负责财务的万尔典VERDIER与日本总领事交涉后,日本人同意把与日本交战国的传教士集中于上海徐家汇耶稣会院内,在神学院读书的继续在神学院读神学,万尔典又向日本军说情,把在徐州传教的一批加拿大传教士转移到徐家汇大修院。这样,在上海的与日本交战国的传教士享受到不在集中营的较好的待遇,他们在徐家汇范围内可以自由活动,日军派一小军官每天早上去耶稣会总院、大修院两地点名。凡要去上海市区的向他请假。来点名的是一个天主教徒,态度非常好,有求必应。

    耶稣会有一特恩,教宗准许会士念了三年神学即可圣为神父,再继续读第四年神学。

    我于1945年5月19日在董家渡天主堂(当时主教座堂)由上海教区惠济良祝圣,我们一个班共有33位同学,惠已年近70,说自己年老体衰,无力替33人行祝圣礼。我和朱树德两人是上海人,由他祝圣。其余31人由徐州教区(COTE)邰主教在徐家汇大堂举行,第二天我在重庆南路天主堂举行首祭。下午我给我的好友李俊仪、姚德芝证婚。我的两位堂叔金鹤声、金鹤汀为我张罗,我的舅父张宗培开着一个咖啡馆,在首祭日送来将近三百客西点,金鹤声夫妇还安排我在我出生地老天主堂和老家金家巷天主堂举行谢主弥撒,我的亲伯伯一无表示。

    圣了神父,放暑假,姚赞唐派我去浦南金山、亭林、虹桥做两个月的代本堂(本堂在上海休假),8月15日圣母升天瞻礼日突然到处炮竹声不绝,人们奔走相告,日寇投降了,抗战胜利了,期待了八年的庆日来到了。感谢主恩!

    欢欣鼓舞的心情没有持续多久,重庆飞来的接收大员,大肆掠夺,使老百姓感到失望。不久内战爆发,渴望多年的和平梦想破碎,笼罩着神州大地的是一片悲观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