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下旬我毕业了，毕业的第二天姚赞唐叫我去说：“你毕业了，假期中我派你去苏北东台接替KLEMENT神父，你是代本堂，8月底回来，去安徽芜湖。”我知道国共又开始战事，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苏北紧靠长江离南京极近，是国民党必争之地，东台在新四军统治之下，国民党军队向东台挺进，战事已打响，很激烈。美国人的生命宝贵，必须让他脱离危险，转到安全地带，让我去替死。第二日我就坐火车到镇江，渡长江到扬州，改乘长途汽车到泰州，本堂周神父热诚招待。第二天搭上一条小船，船上乘客互不交谈，不久船离开泰州，约两个小时后进入新四军地区，河边有儿童队手持长矛在巡逻。船老大说，儿童队员可认真，不放过没有路条的行人，再三盘问不可对付，船行10个多小时，旅客要小便就到船头站着解开裤子方便，我可做不到，只好使劲憋住，很难受。傍晚到达目的地，抗战前号称小上海的东台，我敲开了堂门，本堂神父KLEMENT见是我，喜出望外，他早就知道我去替他，他可以脱离危险，第二天他就高高兴兴回上海去了。
东台堂内有三位献堂会修女，领袖姓沈，约50岁，年长的的姓黄，海门人，年70，年轻的姓荣，苏北沐阳人，约30岁，我到时她正在教小孩儿唱歌，扭秧歌。KLEMENT没有留下钱，日常开支靠黄修女看病挣的钱，她会针灸，尤其擅长看小儿科的病。KLEMENT也会看病，留下一些西药，我不会看病，把药品送给人民医院魏院长，他大喜。国民党封锁，新四军缺药。东台城内没有几个教友，平日我献弥撒时，只有三位修女和一个姓解的看门佣人，此人长须垂到胸前，褐色长脸，有人说他是犹太人的后裔。他自己说老祖宗是开封人（按，开封宋朝时，确有犹太人，但现已汉化）。星期天有20来个在东台郊区开荒的教友。我终日无事可做，实际派我来看堂的。几天后安丰教堂鲁神父（法国人ROUXIN）派人来告诉我说他病了，我就赶去，他拉稀，他见我很高兴，我们谈了半天，见他精神好，我就回东台。过两天，有教友赶来说鲁神父死了，我连忙赶去料理丧事，鲁神父前安丰本堂是徐丕文神父，徐调回上海时留下一大箱子的小说，没有带回去，我就选了几本带到东台看。
当时国民党军队一部分从泰州、扬州向北推进，张灵甫的军队则从徐州南下，南北夹攻新四军。上空国民党飞机不停盘旋，东台完全笼罩在战争的气氛中，街上尽是紧急调动的新四军，路上行人稀少，市面萧条。抗战8年，终于望到了胜利，谁知人民又陷于战争。
隔了几天，在盐城传教多年的晋神父DEPRUNELE（法国人）来看我，他说他认识东台县县长董希白，他在徐汇公学当舍监时，董曾是他的学生。董毕业后曾留学法国，加入了共产党。晋说我领你去看他，我们去了，县政府设在一个大庙里，我们通报后，董县长立即出来，请我们到他的办公室内上茶。董说自己少年入徐汇公学，他生得瘦小，同学欺负他，晋神父特疼爱他，他感激晋。董和他手下一批人都穿灰色土布中山装，我们辞别时，董送我们到大门口，对我说遇到难事去找他。我1951年回国后在报上看到董在外交部任条约司司长。我才进入解放区时，心忐忑不安，拜会了董希白后心中踏实了，安心、放心留在解放区看堂。
KLEMENT神父知道我冒险代他到战地，使他能回安全地带，后来去菲律宾传教，他很感激我。1982年我释放回上海，他知道我在创办修院，很需要捐助，他有良心，每年为我捐得3000美元汇给我，一连12年直到他死。
在东台两个月，没有麻烦，没有什么牧灵工作，主日上也只有20来名教友来望弥撒。他们是来自启东开荒种棉花的农民，生活很艰苦，我曾去探望过他们两次。他们住的极简陋的草屋，往往只一间，里面放一张床，一张小桌子，两三只小板凳，中间一只锅。这些农民种的是盐碱地，必须多次用水冲洗才可播种植物，主要种棉花，供南通纺织厂用。启东农民种的和当地农民种的田，一眼就能分辨出，启东人种的农作物长得很壮，周边无杂草。过去项总铎在东台时，每月给来参与弥撒的教友发银元，我两个月什么也没有给。教友中一姓张的是头，有文化，我回上海后和我通过信，下面将谈到他。
在东台日子过得平平淡淡，没有报纸看，没有收音机听新闻，因是暑假也没有学生，有足够的时间祈祷。邻居有一名姓徐的中医，经常来和我聊天，我给他讲些天主教要理，他表示愿意奉教。
两个月中只有一次插曲，一天下午忽然来了一支军队，约200人，不少马匹，为首的对我说，我们将在你处扎营，你们得让出地方，一时间马嘶不绝，人声鼎沸。我叫老解和他周旋，我则到小堂去念经，特别求大圣若瑟保护，像保护圣家一样保护东台教堂和教友，祷告后我感到内心平静，步出圣堂，见士兵们牵了马离开了教堂。我又回到圣堂感谢大圣若瑟。
好不容易到8月底，我向董县长告辞，向他要了张路条。在解放区内，一路上有儿童队巡逻，好厉害的革命小将，无路条决不放行，船向泰州驰去，进入国民党区，上船检查的国民党小军官怀疑我是新四军派去上海的，我被盘问了好久，起初说要扣留我，最后才放行。
回到上海，姚赞唐对我说：“你不去芜湖，改去苏北淮阴。”原来已被任命为淮阴与涟水本堂的傅胜兰神父知道那儿战事激烈，不肯上任。于是临时决定我去代他，为期一年，又一次去替死。那时国民党整编第74师，张灵甫一支军队正向淮阴涟水挺进，国民党军队猛攻，新四军奋勇迎战，一场恶仗，确是极危险地带。涟水一位献堂会修女，见蒋方飞机来轰炸，为了保护自己，居然去屋顶挂梵蒂冈国旗，被新四军看见就地枪决。在国民党区的法籍神父HOMO和ROBERT神父，离开海州，去城头阿湖解放区带着张孝松和张景超神父奔向沐阳去张登俨神父处过本堂瞻礼。张灵甫的七十四师在夺取涟水后猛攻沐阳县，新四军把他们5人扣留，就地挖了一个大坑立即枪决了他们。傅就是被派到那里接任，他留在上海不肯去，情有可原。我服从命令，回扬州，准备搭船前去淮阴。我到了扬州等船时，知道共产党战略撤退，国民党打通了运河。
没有津浦铁路以前，运河是我国南北运输的大动脉。北方尤其京城需要的粮食大米和食盐都通过运河，由南方到达北京。运河很怪，高出平地一丈多，活像一条悬在空中的带子。运河沉积淤泥不挖去，河床上升，就加高堤岸，越加越高，站在堤岸上向下俯看街上的房屋和行走的老百姓。一旦决堤，河水一泻千里，大批良田沦为沼地，老百姓无家可归，无田可耕，成为难民涌向江南做苦力。我坐船离开扬州，经邵泊、高邮、宝应、淮安而到淮阴，路程约400里，行一天一夜。淮安是一座古城，出名的景点是胯下桥，以汉朝大将韩信少年时忍奇耻爬过一恶少的胯下的地点而得名。淮阴天主堂在城外，有一座小学，神父住的小屋名也可居。淮阴是基督教的大本营，有很具规模的综合医院，有很大的教堂，牧师楼很有气魄。著名的女作家赛珍珠（PEALBUCK）出生此地，她写了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有50部，1928年以此得到诺贝尔奖金。
淮阴也叫清红浦，是个水陆码头，商业发达，教堂在城外，教友只有几十个（信基督教的很多），天主堂内有一所小学，有300余名学生。我到后请了多名年轻的师范学院毕业的老师，教学质量提高，学生人数剧增，每天下午4点钟放学前，学生集中在操场上，我给他们讲话，我感到极大快乐。星期日看不到学生，很寂寞。我在淮阴时为学校增添了教育用具、体育设备，以后又修了3间大教室，我对淮阴、对苏北很有感情。过去我有上海人的偏见，瞧不起苏北人，自从我到了东台和淮阴后，我喜欢上苏北人，听苏北话也感到亲切。
我到后不久，联合国救济总署淮阴办事处主任张XX来拜望我，聘请我为他的顾问，我欣然接受。一次我和他一起去涟水调查，顺便看了天主堂，我所走过的地方，涟水城最穷，城市穷，没有楼房只有平房，还有草房，老百姓穷，室内没有多少家具，老百姓穿的是打补丁的破旧衣服，县领导领我们参观，真是惨不忍睹。我们要保长把每户登记造册，报上来，隔了几天我和张主任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带了几卡车的面粉去发放。张主任说不经过政府，更不经过保长的手，直接发到每一个老百姓手中，我们根据报表，核对人口，一包一包地发给老百姓，每户两袋白面粉，回去路上张主任高兴地说，看老百姓多高兴呀！谁知道我们高兴得太早了，事后我们知道，在我们走后，这些保长也按户索取说：“我们不报你们，你们会拿到白面粉吗?如果下次还想要？就分一半给我们。”老百姓为了下次再领，不得不忍痛上交。国民党如此腐败，不垮才怪呢！
我待了几个月知道新四军只让出城市，国民党只能占领交通要道和邻近公路，及沿运河的一些市镇，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共产党控制着。最不得人心的是那些还乡团，共产党进行土改，把地主的田地分给贫下中农，地主逃到了城市，又组织还乡团。国民党军队来时，还乡团跟在后面，地主们反攻倒算。还乡团有武器，从贫下中农手中夺回房屋土地，非常残酷。国民党大失人心，失民心者必亡。
我以小学的名义向张主任要了几百袋面粉和豆子，我用此修建了几间教室，扩大我的小学。落成那天我请张主任来剪彩，他在致贺辞时说：“我拨出了那么多的救济物资，但最后有成果的只有天主教！”（按：张主任曾是扬州一中学校长，为人廉洁，不许家人拿救济物，连一寸布也不准拿，我去过他扬州的家，没有什么好的家具，我佩服他）。
苏北的淮阴教堂内也有三位修女，领袖是位年老的，姓陈，另两位年轻，是以教书为主，一位姓缪，扬州震旦附中毕业，一位姓荣，是沐阳人，从东台调来。她们给我的伙食很好，每顿4个菜。一次我偶然趁吃饭时间去看她们（从男公所到女公所，先得走出男的大门再从女的大门进去，我一般不去），发现他们3人只有两碟子菜，我对她们说：“你们必须吃与我同样的菜。”她们口头答应，过了几天我再去，她们仍是两碟，我发火了，我说：“你们如再阳奉阴违，我就罢吃了。”我再去时，她们改了。淮阴天主堂在城外，没有电，用煤油灯，她们省钱，用豆油加灯草的灯，在微弱的灯光下改作业，我又生气，勒令她们改用煤油灯。这些修女真好，神贫、听命、全心全意为堂区服务，值得我效法，但愿今日的修女也能像她们一样。求主俯听我们！
我前半生（被逮捕前）和献堂会修女合作，只东台和淮阴两处。外国姆姆培养出那么好的修女使我终身难忘。在我脑中献堂会修女的形象极高大。当时上海教会外国修女都在市区工作，条件好，住洋楼，吃西菜。广大农村全由献堂会承包，她们吃苦耐劳，忘我工作，绝对服从，不求任何报酬，处处为教会着想，多伟大！但愿我们今天培养出来的修女超过外国人培养的。
1947年3月来了一个法国人，在我的生命史上，他起了关键性作用。这人名叫皮德（BITH），是耶稣会巴黎省一会长，上海教区隶属于该省。每六年该省会长来视察一次。这次他来后指名要见我，我到扬州看他（格寿平陪着他），他和我谈了一个小时，第二天他说要去淮阴。我们三人就搭长途汽车，那时那儿的长途汽车很简陋，硬板凳，低矮的车厢，皮神父个儿很高。汽车开了6个小时，一路颠簸得很。他住了一天，体验在苏北传教士的生活。我向张主任说了，让皮和格两人搭救济总署的吉普车回扬州。回国前，他开了一个咨议会说他想带着我回法国，再去罗马念神学考取博士学位，回国后当神学教授，几个法国咨议表示反对，尤其万尔典，居然向皮德高声拍桌子说，中国人去了欧洲回来就不服从，不尊敬他们法国传教士，又说：中国人没有资格当神学教授，法国传教士来上海已100年了，震旦大学、天文台、神学院这3个地方从来没有中国人进去工作过。皮德没法，只得说去请示总长，让他决定。
我在上海的耶稣会生活十多年，也曾在献县生活过一年，上海属法国巴黎省管辖，献县属法国香槟省领导，两者相比之下，香槟省更领会教宗本笃十五颁布的“夫至大”通谕，努力培养当地神职人员，把教区权力移交与本国籍人。香槟省的领导更开明、更有远见。
30年代河北省献县的法国耶稣会向罗马报了中国籍人赵振声做主教，40年代让中国人张思谦当会长，并且还送会士去外国进修。而1942年上海教区主教惠济良多病，法国巴黎耶稣会考虑选接班人，他们选定的仍是法国人茅若虚（DUMAS）做未来的上海主教，把他从天文台调出来，任命他为佘山总铎，茅和自己的朋友说，领导不让他干天文台工作的真正原因，是培养他当主教。但茅这人不会中文，到了佘山和教区神父不能沟通，教区神父不欢迎他，主教惠济良和会长姚赞唐认为培养茅失败，又把他调出佘山，放到震旦大学做院长。可见，到40年代中法国人还不想交权，全国解放，还不愿放权，最终被驱逐出境。
我在苏北时姚赞唐也去苏北，他从泰州去东台再去盐城，一进入解放区阜宁，当即被扣留。他蓄有长须至胸，颇有些仙人的味道，新四军把他软禁，限制他的活动自由，在将近3个月的时间上海没有他的任何消息，耶稣会和教区认为他必已遇难，在大堂内为他举行追思大礼弥撒，全堂挂的是黑彩带。那时解放军战略撤退，姚自由后返回上海，弥撒中间姚出现在大堂，向众人说：“我还好好活着！”满堂教友鼓掌欢迎，追思弥撒马上变成谢恩弥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