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内安顿好后，我急于拜访两位我所敬佩的人，一位是刚恒毅总主教，一位是吴经熊博士。
我上面讲述了教宗第一位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他在华10年辛劳过度，患了重病，不得不回去治疗，离开上海时，上海教友送了他一把万民伞，表示敬爱之心，他康复后教宗任命他为传信部（后改名为万民福传部）秘书长即次长，他全心全力为传教区服务。传信部下传信大学在他的领导下，教学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传信大学乃是普通大学，只给学士学位，不收研究生，学生圣了神父就应回国。刚总主教认为应为传教区培养更高水平的人才，他创办了一所伯多禄公学，专收来自传教区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的神父们，他委托圣言会神父管理该公学。苏州教区的刘德宗神父，海门教区的施安堂神父在那儿攻读博士学位。他们后来去了台湾，都为台湾教会做出很大的贡献。刚总主教喜欢艺术，他自己就是一名艺术家，有他的雕刻传世。在中国，他提倡中国天主教包括艺术应该中国化，他在中国倡建的辅仁大学、宣化总修院、香港华南总修院都带有中国色彩。他见到我很高兴，和我谈了许多话，据说（没有书面的证据）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那一年，当中国成为战胜国，国民党驻梵蒂冈公使谢寿康晋谒教宗庇护十二世,请求他任命一名中国枢机，他拒绝了，说人选已定，无空额。原定的枢机名单中有刚总主教，他得知后，主动去见教宗，要求教宗不要任命他而任命一名中国主教，谢寿康得知后，要求教宗任命于斌或陆徵祥，教宗不喜欢听别人来指挥，任命了青岛的属于德国修会圣言会的田耕辛主教为枢机。1953年庇护十二世再次任命枢机时，刚公入选，他离开传信部成为掌玺大臣，刚公在圣伯多禄公学的一个祭台下面设计了自己将来安葬之处，但1958年10月17日死后，由于亲友的要求安葬于故乡。
吴经熊博士是位才子，浙江宁波人，原信奉新教，早年留学美国获得法学博士后又去德国深造，回上海后成为一位名律师，被推选为上海律师公会主席。抗战时避居友人袁家璜家，见到圣女小德肋撒像，又阅读了灵心小史，皈依天主教，写了《爱的科学》一书。以后他去了重庆，他是法律专家，时任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十分赏识他，请他草拟一部宪法，也请吴住在他家中。吴在重庆时先用“离骚”的体裁译了圣咏，继而用文言文译了新经，两次译文均交蒋介石先阅，蒋通读了几遍并作若干修改建议，吴给我看了原稿，蒋的建议，吴都接受。1946年底国民党政府任命吴为驻梵蒂冈公使。我到了罗马就去拜见他，他请我吃饭，我见到他的夫人和13个儿女。他的参赞罗光蒙席（后来台北任总主教，又任辅仁大学校长多年）也在座，他的一个儿子后来修道参加美国的马理诺修会，圣了神父在台湾传教。吴公使以他的道德文章博得了各方面对他和中国的尊敬，教宗庇护十二世也喜欢他，并与他全家合影，其他使节也要求和教宗和他们的家人一起照相，教宗回说：“凡带有13个子女来的，我会和你们合影的。”吴公使告诉我，教宗交给他一个任务，把拉丁弥撒经文译成中文，教宗说，拉丁文虽美，但对中国教友太难了，他想特准中国教会用中文举行弥撒，教宗这个意愿，十几年后他的继任人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召开的公会议后，教会进行礼仪改革，让世界各国教会都用本国语言举行圣事。在吴公使身上我见到了一位中国的大儒，也见到了具有圣德的基督门徒，他自己在额吾略大学作演讲主题就是：“从儒学到基督教”。1948年东北解放后，孙科当了行政院长，急电召他回国，请他当一部长，吴经熊回国后看了国内形势向孙科说：“大势已去，无法挽回，我劝你辞去行政院长一职。我也不再当公使，另谋出路。”他返回到罗马，接受夏威夷大学邀请去教书，后去美国西东大学（即后来墨菲神父当过校长的那所大学）任教授并创办了亚洲研究中心，最后死于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