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认为要搞学问必须读懂德文，有人给我出主意，去德国公学学习，我就写了一封信给该院院长，表示我的意愿，隔了几天他来学校找我说，他欢迎我圣诞假期去。他曾是前任耶稣会总长的参赞，负责德语的耶稣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靠边站，他被派到德国公学当院长，院内有一位神师神父，名KLEIN，他原是德国西部的省长（此人于2003年去世，终年104岁）。另有理家神父和三位补课神父（也称复习老师，大学内许多课为大课，学生人数多，无法辅导领导所有学生，公学内设有复习老师，个别指导学生），师生们热烈欢迎我，我先后去度过三个假期。我对KLEIN神父的印象较深，他很幽默，他名KLEIN，意“小”，他身材的确很小，他知道我要学德文，就教了我两个字：（1）DUMMKOPF即“傻瓜”。（2）DONNERWETTER即“讨厌”。这是我学到的最先两个德文字，至今没有忘记。
我和年轻修士们相处得很好，他们热忱教我德文，他们都是各教区保送来的尖子，很聪明也很活泼。其中一名擅长摄影，他把照相机放在书包中，开了一个小洞，听课时，对准教授们偷偷拍摄，取的镜头都是教授们授课时的种种怪相，他洗出后给同学们看，同学们都争先购买，他发了一笔小财。教授们看了，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却很生气，可又奈何他不得，我也买了一套，可惜以后丢失了。
1986年我受邀重返德国时，打探40年前的德国公学学生，他们有的已归主了，我能联系到的一名是HILDESHEIM教区的副主教，名叫ACKERMANN,他当时已患上癌症，由他妹妹照顾着，他请我吃了饭，后来我再去德国时他已去世。另一次访问德国，ST.AUGUSTIN圣言会的中国中心主任马来克神父告诉我，下午有贵宾来，是圣座驻德国大使匈牙利人KADAR大主教。我们谈了很久，他很开明，大部分人欢迎他，只有少数人对他不满。教宗调他去做驻西班牙大使，我去马德里时，他请我去饮茶，他调离德国后见到教宗若望保罗二世，说自己在德国很好，和主教们相处融洽，很受欢迎。教宗回他说：“可也有人对你有意见。”事实上，是少数几个保守派在教宗面前说了他的坏话，要求调走他（按，驻德大使往往会升为枢机，而西班牙的不易再升）。以后他退休回老家，患癌症去世。另一位是著名的神学家汉斯.孔(HANSKÜNG)，他著作等身。每有新书出版,均签了名寄送给我一本。他曾是梵二公会议专家，和当时RATZINGER教授很投机，以后分道扬镳。一位成为主教、枢机、教宗，一位一直被视为持不同意见者，属另类。他曾写过一书，其题为“教宗不会错吗？除了犯错以外，不会错？”这得罪了前任教宗，圣座不准他在教会大学内任教，但THUBINGEN大学仍聘用他直到退休。他来过中国，我请他给在修院中的修士讲话，有人汇报了老教宗，教宗对人们说：“金主教走得那么远，甚至请汉斯.孔去修院讲课！”其实我只请他向修士们即席讲话,这使我知道，为什么我身边老有人向上面打小报告，而且言过其实。梵二会议后，一些神学家出版了一份称作《公会议》的杂志，为了庆祝梵二会议25周年，在比利时开了一个神学研讨会，是汉斯.孔建议请我去的。到会的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神学家，开幕那天，DANNEELS枢机到会，主席台上就坐的有汉斯.孔、LEONARDBOFF（方济各会会士，解放神学专家）、SCHILLEBEECK，还有我，人们看到这些多多少少持不同意见者成为贵宾，就知道会议的大方向。那时我没有发言，我知道罗马在密切注意我，还是沉默较好，沉默是金。另一次在美国休斯顿RICE大学，开一个神学研讨会，也是汉斯.孔提议请我去的，我介绍了中国教会，我一直很尊敬汉斯.孔，他不断努力，把二千年前用当时人的语言方式启示给全人类的真理，用今天人们所能听懂、所能接受的语言来阐述而不失原意，他用心良苦，我钦佩他。新教宗本笃十六世上任后，汉斯.孔给他写了一封信，教宗立即回信，并在夏宫中接见了他，两人畅谈4个小时，教宗又和他共进晚餐，这就恢复了他的名誉，教宗这个举动在普世教会中反应极好。大家都说，拉教授成为本笃十六世后，换了一个人，但另有人说：“未必，应拭目以待。”
另一位成为重要人物的是慕尼黑大主教FRIEDRICHWETTER魏泰尔枢机。慕尼黑是巴伐利亚州的首府，巴伐利亚曾是王国，共和国，加入德意志联邦最晚，庇护十二世年轻时曾当过教廷驻巴伐利亚大使，以后改任驻柏林大使。慕尼黑教区为德国第2大教区，有教徒200万。我去德国公学时，他已是神学2年级学生，他考取博士后回教区工作。40岁时教宗任命他为SPEYER主教，1982年升任慕尼黑大主教，当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提升他为枢机，满75岁后他多次申请辞职，教宗一直不批，2006年末他快80岁了，教宗本笃十六世接受了他的辞呈，同时任命他为宗座署理继续管理慕尼黑教区，可见圣座对他的重视。到2008年，教宗才任命他的接班人。我每次去慕尼黑拜见他，他总盛情接待。我的访问日程一般由中国中心安排，一次我去了慕尼黑，中国中心没有安排我去见他，我回波恩后，他立即打电话给中国中心说：“怎么金主教到过慕尼黑，不来看我？”第二天，中国中心的主任又驱车送我去慕尼黑专门拜见他，来回一千公里。他慷慨支持上海教区的事业，有求必应，我很感激他。
我在罗马念书时认识的另一位同学名叫ALBERTDEGOURTRAY，他是里尔教区新圣的神父，他到罗马攻读神学博士学位，课后我们谈得很投机，他请我暑假时去他家，他家离LILLE市不远，在一个名叫SECLIN小镇上。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入侵，他的父亲带了全家外出逃避。法国投降后，回到家中，家已炸掉，盖了一个较小的房屋，父亲死后，家里有一个卖酒的小铺，由他的姐姐管着。他姐姐叫PAULETTE，在家守贞。我去他家时他祖父尚在，年已80。晚饭后全家围着炉子既取暖又聊天，他向我说：“祖父没有表，但8时整他必起来回自己卧室。”的确，在他家几天，他站起来时我看表总是8时整，分秒不差，可见人身上有一时钟。他获取神学博士后他的主教LIENART枢机要他再读圣经学，我回国后与他失去了联系，他先在修院教书，后当上了院长，副主教。教宗先任命他为DIJON教区主教，后患口腔癌失音，教宗本来打算任命他为巴黎大主教，因他病了，改任命LUSTIGER为巴黎大主教。他在DIJON得知教区内圣衣隐修院内曾有一名修女名叫ELISABETHDELATRINITE的，非常有圣德，他求了该修女，他病好了，也恢复了声音，教宗就任命他为里昂大主教，后又升为枢机，又被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我1985年应马尼拉大主教辛海梅枢机的邀请去菲律宾访问，见到资料，里昂枢机为DECOURTRAY，我就写信给他问他是否就是我的同学，他立即回信说：“是我，我一直怀念你，你还活着！我请你来法访问。”这是后话，下面再讲。
到了罗马我得去耶稣会总院，它就紧靠梵蒂冈和伯多禄大教堂，只隔一条街。上海属法国巴黎省，我就去拜望法国区参赞GORROSTAZU神父，他原是法国TOULOUSE省的会长，以思想开放而有名，也因此而被选为参赞，协助总长管理法国耶稣会（当时法国耶稣会分4省即巴黎、里昂、图洛兹和香槟，共有3000余名会士）。谁知他到了罗马总院后一年，思想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成为极传统的会士，同事们跌破眼镜。另有人说，不足为奇，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绝对是常见的事，罗马这座永久的城市会溶化人嘛。
我又去拜见了财务主任加拿大籍的DUROCHER神父，他在意大利金融家中享有盛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由于意大利政府与梵蒂冈签订了拉特朗条约后给予梵蒂冈数额巨大的赔款，梵蒂冈在意大利银行拥有大量的存款。第二次大战一爆发，DUROCHER神父认为战事一发生，交战国一定会通货膨胀，建议梵蒂冈将该款转存美国或瑞士银行。梵蒂冈接纳他的意见，后来意大利里拉果真一再贬值物价飞涨，梵蒂冈却没有受到损失。
传教部主任是一名加拿大会士，他多次找我去谈话，他曾在中国徐州传过教，他向我讲述了，教宗首任代表刚恒毅在中国工作初期遇到的困难。他到北京后，当时中国中央政府在北京，北京主教是法国人，不让他住在北京，上海也不表示欢迎，他只能住到汉口去，因为汉口主教是意大利人，后来中国教友捐了钱替他在北京灯市东口买了一所房子给他，他才搬到北京。一次他没有预先通知，就突然到了徐州，原来上海祝圣助理主教，发信邀请他，他原认为请他去主礼，因为他是圣座的代表。他到了南京准备换火车去上海（当时没有长江大桥）他才知道，上海请的主礼是河北献县刘主教，法国人，两位襄礼也是法国人，上海只是礼节性地发一张邀请书，他只得打道回去，顺路去访问徐州，他说：“刚主教不容易呀！要打破外国势力控制中国教会的局面，千难万难。”
1948年对欧洲来说是多事之年，第二次大战刚结束，被德国占领的国家，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的精英人士逃亡英国组织流亡政府，德国纳粹无条件投降后纷纷回国重新掌权。1948年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法国、意大利等工人党、共产党势力强大，部分知识分子也向往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成为强大的政党，赢得许多选民的拥护。法、意等国的政要、宗教领袖大为恐慌，共产党也自认为可以通过普选取得政权，梵蒂冈更是不安，许多红衣主教，各部、各修会总部都做了两手准备。许多部门将重要档案整理好，准备发往美国，深怕它们落入共产党手中。教宗表示共产党上台后他仍留在梵蒂冈，决不走，但某些部门可以迁到瑞士或其他安全的地点。大选前夕，教宗打破不干预政治的常规向意大利人民发表演讲，要求教徒拥护天民党，不投共产党的票。选举日，从不出门的隐修院的修士、修女都上街去投票，投票结果天民党获胜，天主教上层人士才松了一口气。DEGASPARI继续执政并推出改革方案，稳定了局面。他先后7次担任意总理，他主张西欧联盟，他和德国的阿登纳、法国的戴高乐，并称20世纪中叶欧洲的伟大政治家。
罗马整个城市是博物馆，世界文化的宝库。罗马帝国时代，中古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等文化遗产受到尊重，无论谁执政都一直加以保护，任何政治势力上台文物从未遭受破坏，他们都知道这是祖宗传下来的极宝贵的遗产，不能破坏，如果谁破坏了它，那他就将成为千古罪人。每星期六下午在罗马的法国耶稣会会士，请一名研究历史的人作我们导游，我也参加。两年间，增长了很多知识，这是在罗马读书时期的副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