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回国 反帝爱国运动
    龚与政府的对抗在升级,龚、格下令,凡参加爱国会者不准领受圣体圣事。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措施,几乎等于把爱国会会员绝罚。热心教友都不敢参加爱国会和爱国会组织的会议。有的会员没被吓倒,照常进堂,送圣体时仍走上祭台领圣体。堂区的积极分子,主要是青年教友强把他们拉下来。斗争白热化了,龚曾向我说:最好让教宗公开绝罚爱国会。爱国会后面的共产党政府决不会让步后退,龚则作最后一次的绝望挣扎。

    为了应变,教会准备转到地下,格寿平指示搞一个耶稣会秘密初学院培养耶稣会接班人,他任命严蕴良为初学神师,吸收的初学修士公开保持着原来的身份,学生呀,老师呀,修士呀,每人每周和神师会晤一个或两个小时,请示汇报。被吸收的有陆达诚修士(现在台湾工作)、杨鼎华和王逸如,他们是震旦理科毕业生,聘请他们为备修院老师(杨现在为上海教区地下神父,王不知下落),朱锡藩(现为上海教区地下神父),陈龙璋(学生),后还俗,董纪平,后还俗,现已死。

    震旦大学法国神父DEBREUVERY在震旦大学女生中间挑选了若干名高才生,引导她们当修女,组织了一个地下修女会,她们是:ALISPAN潘英生医生(她的母亲是法国人,先被捕后释放,去加拿大行医,上世纪末病死)、吴端(大学毕业后在中学教数学)、李庆贵(震旦医科毕业留校工作)、卢树馨(圣母军,被捕后去青海劳改,回上海,在二工大教外语同时为光启社义务工作,译有圣咏和部分保禄书信,她精通中、英、法文,译文既忠实又漂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她热心敬主,谦恭待人,使人钦佩)、董纪曼(释放后去香港定居)、谢石璇(后与任大鹏结婚去美国定居)、江泽玖(曾在外国语学院教书)、陈佩琛(不详)。DEBREUVERY回国后,托给甘易逢RAGUIN神父。他去台湾后,ALIS潘英生找我,希望我做她们的神师,我同意,她们每月轮流去修院,我向她们讲神修,有时我也去她们的“家”,他们的组织名为“家”。

    朱树德也办起了一个“我乐之缘”的组织,人数不多。

    政府就龚的为人咨询了爱国会成员胡文耀和杨士达等人,他们都说龚后有法国人,他明显由法国人在操纵,为此必须除去这批法国人。政府重视并重用杨士达,杨升为二医大教务长,兼徐汇中学校长,在上海,在全国爱国会中杨起较大作用。

    1952年11月公安局逮捕了才尔孟,拘留他两个星期,在他交待清楚问题后,押送他出境。他先回法国到处演讲,一年后回香港在阿皆老道买了一所房子,成为上海教区驻香港办事处主任。政府逐步摸清上海天主教的内情。

    重要的一击发生于1953年6月15日晚上,政府出动军队,包围了徐家汇耶稣会总院和耶稣会神学院以及蒲石路君王堂,逮捕了格寿平、美国耶稣会士翟光华、斐有文、朱树德并带走了朱洪声。在徐家汇也带走了格的机要秘书陈天祥。驱逐了耶稣会总院院长贝国梁,封锁了上述地点,软禁里面的所有神父修士。在金陵路亚纳公寓抓走了林仁与田望霖,他们是朱开敏主教的顾问,不断向黎培里汇报的比利时籍的神父。第二天报上大标题报道了这个行动,称之为反帝爱国运动,以此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影响。为了吸引较多的教徒,把“三自革新”运动改名为反帝爱国运动。在市内办了一个大型的帝国主义罪行展览会,组织群众尤其教徒去参观,但效果不显著。震旦在大专院校院系调整后成为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简称二医大)。当天天主教的学生知道消息后成批赶往君王堂与徐家汇,带了面包等食物,说是为被软禁的神父修士们送食品,要求进入,几经劝阻,学生坚持不散。

    这儿讲两个插曲,对我,颇具教育意义。被软禁在神学院的有一名神父叫王楚华,一天他越墙逃了出来,跑到松江找当时的总铎张瑞麟,张把他安置在一条小渔船上,后感到不是长久之计,把他介绍给昆山小横堂本堂王友兰神父。王友兰把他介绍到一家沈姓渔民教友家中藏起来,王楚华想通过黄牛逃到海外去,到了广州正在偷越国境时被边防警察抓住。他交代坦白了,使收留他的家人遭到极大痛苦。王判了刑,刑满释放后由他在美国的妹妹设法接到美国去了。但他如愿以偿后却没有对因他受苦的沈家有丝毫表示。另外有一个神父王继文,逃到姓张的教友家中躲起来,隔了两年被公安查到,张家为此吃了许多苦。我上面说的教育意义即一人做事一人当,千万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保护自己,牺牲别人,令人冒险,连累他人。

    反帝爱国运动开始后,天主教学生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在二医大,在一次进步学生与“公青”学生争辩激烈僵持不下,甚至发生冲突时,进步学生之一杨增年从楼梯上端猛地一跃跳下,以冲散群众,踩在同学身上,猛勇无比,受到政府嘉奖。杨在徐汇中学念书时,深得张伯达校长的赏识,领洗入教,张重点培养他,送他进震旦学医;解放后他觉悟得快,院方重视他,视他为进步学生的骨干。“文革”期间,红卫兵因他曾是教徒,狠批他,说他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特务。在红卫兵鞭打之下,他只得坦白他是不暴露身份的特殊党员,他的档案材料应存特殊档案内。查核从实,放他过关了事。后他逐步上升受到重用,直至担任上海青联主席,1983年升为上海市宗教局局长,又升为统战部副部长。他把妻子儿子都送去美国,不久他自己也违背组织纪律私自去了美国,留在美国不回,被开除党籍。他在美国没有正式工作,做家庭护士,最近死在美国。

    政府逮捕了公青学生中的龙家平等。李文之感到自己也会被抓,去四川南路天主堂找傅鹤州神父,傅把他送到朱学幼的家中去躲起来(按:朱在华商电业公司当科长,他的大女儿叫朱雪瑾,儿子名叫朱锡藩,即参加耶稣会地下初学院者)。由于李文之在朱家仍与同学联系,同学去朱家多了,政府发现情况把李从朱家抓出。李文之在狱中接受教育,深悔自己的过去,交代问题彻底,又检举揭发他人表现良好。9.8事件后,朱家为此受连累。龚被捕后,李从狱中放出。在大会上,控诉龚、格和金毒害青年的罪行。李加入爱国会,成为爱国会最坚强最积极的成员。她确是共产党改造顽固分子的成功典型。李50多年如一日地为爱国会工作,现已80高龄仍在爱国会上班,每天第一个报到,最后一个回家。

    接着政府又逮捕了伯多禄堂王仁生神父、徐家汇蔡忠贤神父、四川南路若瑟堂傅鹤州神父。神父少了,有些青年就来找我,要我为他们的神师指导他们,我收了几名,其中有诸正珉、刘彤霞及刘的弟弟刘同范等。刘同范于1954年被逮捕,刘彤霞和诸正珉在我被逮捕后也被捕。刘觉悟较早,不久就被释放。诸正珉判刑后去青海劳改。政府拨乱反正后,释放回上海,给她们补发了二医大毕业证书,安排工作,现均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