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5日晚逮捕了格寿平等后，巡阅使蒲敏道骑了自行车到徐汇修院来看我，向我说，格已被逮捕，我任命你为耶稣会上海区的代会长，格被捕前也留下纸条任命我在他被捕后继任他为海州教区代监牧。我头上有了代院长、代会长、代监牧三顶帽子。蒲走后我去小圣堂拜圣体，跪着向天主说：“天主求你垂怜，我的担子太重了，我离监狱更近一步，有了这些职务注定快要入狱，请给我勇气。”祈祷时不禁泪下，毫无英雄气概。
8月初政府勒令蒲即日出境（他是瑞士人，瑞士已承认我国，政府对待他较为客气），他立即服从，但让他的秘书送给我一张纸条，说他已被勒令出境。即日起我接替他为中国耶稣会代巡阅使，于是我头上有了四个“代”，也就是说头上有四把刀悬在空中随时可落下。他这项任命进一步让我处于绝境。
蒲出境后立即飞到罗马汇报，他写信给我，总长批准我提前发4个终身大愿。耶稣会宪章规定，核心会员除了贞洁、神贫，服从三愿外加一个绝对服从教宗派遣的愿，并附若干包括不谋求会内外高职，如不当主教的愿。按耶稣会规定，发四愿者必须从进会日算起满17年。我1938年入会，应等到1955年8月30日。但非常时期，可有例外，总长例外准许我提前发愿，让我成为耶稣会的核心会员。我在1953年12月8日于徐汇大堂在徐味增神父手中和徐简谷神父一起发了愿。徐味增神父是徐简谷的伯伯，发愿后由桑神父向罗马作了汇报。
就这样我身兼4个代职，我认为每加一个高职就离监狱更近一步。擒贼先擒王，政府必先抓头头，我一个人担当可以保护他人，耶稣会、教会处境越来越困难，运动一个接一个，已无招架之力，只得束手待捕，何必把他人推入绝境，殊不知个别会士大为不满，多出怨言，说我好权，不相信人等，我听了只能苦笑。
我当了代会长后去龚处，向他汇报，并向他保证，上海耶稣会将一如既往和教区合作，并且向他表示，服从他的安排。但我向他说明我不是法律专家，起不了以前格寿平的作用，并向他说明我的主要工作应放在修院上，不能经常去他处，他表示理解。
我知道教区神父很久以来对耶稣会不满意，尤其不满意龚偏信耶稣会士，因龚不征求教区神父的意见，喜听格的话。我认为这是历史形成的，我应尽力纠正。首先我很少去龚处，免得人家认为我在操纵龚。其次龚以四川南路为主教公署，可是四川南路天主堂的院长和本堂神父仍是耶稣会士，我就向龚建议，耶稣会从四川南路撤退。经龚同意后，我把丁汝仁神父调去佘山作总铎，宋之祯不再当本堂司铎，又把沈百顺神父调去郊区当本堂。我任命梅乘骐神父为徐家汇院长，兼本堂，接替被捕的蔡石芳神父。我又向龚声明，环境容许时，耶稣会士将去海州教区工作，除了修院以外，其余的堂口工作将全部交付于教区神父。龚表示不应心急，应暂缓。以后形势急转直下，9.8事件（即1955年9月8日政府大规模镇压龚品梅集团运动开始日）马上到来。我们中大多数人都被投入监狱。
政府肃清帝国主义的行动继续进行，他们先后把物理学家卜尔克BURGAUD神父、姚赞唐神父驱逐出境。在押解桑黻翰出境时，到了广州，神父心脏病突发，死在旅途中。公安局通知广州天主堂，广州主教邓以明曾在上海念书和工作，是桑的学生，他亲自去料理，把桑的遗体安葬在广州公墓内。事后，寄了照片告诉我，我很感谢他。邓后来也被捕，释放后政府允许他仍当广州主教，他要求去香港治疗，政府批准了他。梵蒂冈国务卿CASSAROLLI特去看他，又把他带到罗马，拜见教宗。教宗任命他为广东省大主教。发表前，教宗问在罗马耶稣会总院当参赞的朱励德神父：“这样做妥当吗？”朱回答：“完全妥当。”但这个任命一发表，国内就兴起一个反对梵蒂冈干涉中国内政的浪潮，政府也不让他回国，他只能流亡在海外。他为人处事一直保持低调，谦虚谨慎，很少发表反共的言论，他的作风与龚不同，我去旧金山时，他希望见我，美国玛利诺会士NOBILETTI在旧金山显圣堂当本堂，接了我去他处，他不会普通话，我不会广东话，两人只能用英文交谈。他说自己愿意回中国，死在祖国，他希望我把他的愿望转告中国当局，我回来后向宗教局和公安部门作了汇报，他们要我告诉他必须公开表示悔改，求祖国人民原谅，邓表示不能接受这个条件。最后他死于美国旧金山。他死前发表了自己的自传，题为《天意莫测》。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好神父、好会士、好主教，是时代的牺牲品。我去旧金山时，去他墓地圣堂内在他的碑前求了天主。
龚品梅在50年代初曾秘密指定，他不能履行主教职权时，由徐元荣神父和陈天保（一叫陈辅民）神父为第一和第二接班人。到1955年他认为这两个人不合适，前一个怕事，后一个太强硬。故在修院BALIRACH神父被勒令出国前，他在一张小圣像上写了一封给教宗的信，指定李思德神父为第一接班人，张登俶神父为第二接班人。BALIRACH后来来信，告诉龚，他把信带到了罗马。龚被捕后，4人都说自己根本不知道这事，拒绝作龚的继任人，教区神父选德高望重的张士郎神父为代理主教，报了罗马，罗马福传部回信不接受张士郎，说应该按照龚的安排行事。
黎培里1951年被驱逐出境后，按照罗马指示，留在香港待变。他曾写信给龚说：“不出5年，我又将在黄浦江滨散步。”龚把信给我看，我回说：不可能。日子越久，共产党政府越强大，美、蒋回来的希望越小。龚不以为然。黎培里被驱逐出境前，政府发动一个宣传攻势，说他只是一个摩纳哥的公民却在我国发号施令，破坏“三自革新”运动。全国上下都声讨这个摩纳哥公民，铺天盖地的漫画张贴在街上。神职人员教友们不表态，只有南京教区代主教李维光，先响应号召参加“三自革新委员会”，继而发表了声明攻击黎培里。黎培里很恼火，他到了香港后去罗马汇报，要求圣座绝罚李维光，圣座批准。黎培理来信责成龚向李维光宣布他已被绝罚，龚收到通知后很为难，知道这将促使李维光更死心塌地跟共产党走，又知道自己这样做将引起政府反击。就要李式玉（二李是同学又是好友）去执行，李婉言推辞，后龚用书面方式通知了李维光。解放后遭罗马正式绝罚的只有李维光一人。教宗没有绝罚过其他人（包括后来自选自圣的主教）。
1954年6月16日即反帝爱国运动开始一周年，政府把封锁徐汇耶稣会院的解放军撤出，让神父修士们自由出入，又把格寿平释放押送出境，报上也刊登了这则消息。格到了香港，通过香港圣衣会修女亲笔写了一封短信（写在一张蓝色的小纸上）给龚，说他在狱中听到教堂钟声，说他在狱中没有说一句、做一件不利于教区的话和事。龚收到后把信给我看，表示放心，他也叫全体神父们放心。格没有出卖任何人，他毕竟是位圣人。我们就一切照常，聚会，搞地下工作，打击爱国会成员，不遗余力。1955年9月8日我们被捕后，在狱内政府给我们看了格亲笔写的交代的材料，共计800页之多，事无大小详细坦白；我又听了他的录音，才知道受骗上当。事后我想，为什么格他已坦白交代，恢复自由后不肯告诉我们，反而说自己没有出卖我们，而让我们继续盲目反抗政府呢？他坦白，我们原谅。进狱后，能坚持抗拒到底的人，是极少数。他为什么要欺骗我们呢？我们公认他是圣人，这是圣人的行径吗？他到了香港和台湾后闭口不谈往事，后来真相大白时，海外人士还不相信，认为是国人捏造，毁他的名声。后来我明白了，如果他告诉我们真相，我们会停止对抗政府，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但这是我个人的猜想，现今他已离开人世，我们又享受到宗教信仰自由，可以把它忘去）。我在狱中反思，更体会到传教士有他们的背景，有他们的立场观点，考虑问题角度和我们不会相同，在重大问题上，在生命攸关的问题上，我们应独立思考，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决不能当人家的小卒，作殉葬品。
反帝爱国运动开始后，上海市宗教局姓沈的处长找我谈了一次话，他也找了不少上层教徒谈话，大家对他印象不错。他跟我说，他抗战期间在宁波，日寇要抓他，是法国人宁波主教留他在堂内，保护了他，他一直感激那位传教士，我向他说许多传教士爱中国，并非都是帝国主义分子。
徐汇区政府一个姓李的干部（复员解放军）每两个月找我谈话一次，他为人诚恳，讲政策，但我只敷衍他，我一直没有忘记他，为他求天主。陪他一起和我谈话的姓赵，浦东赵家人，原是天主教徒，此人态度很不好，对教会特不好，也许恰恰因为自己是教徒更想在共产党前表现自己，给我的印象较坏。我一方面敷衍姓李的，另一方面拒绝政府派政治老师进修院，修生们的思想停留在1949年的水平上，接触不到新的思想，修生以此为荣并自称修院为小台湾，可见我思想的落后。
为了让修生们服从于教宗，我授意修生中的积极分子，在修生中发起一个热爱教宗的活动，其高峰就是去佘山朝圣，宣读终身忠于教宗的誓言，誓文相当长，我已记不清了。这个誓言起了作用，让许多修士坚决不接近政府，不接受教育。
维持修院存在，保证300多名修生以及十几位老师的生活，需要很大一笔钱。修院本身没有资产，外地教区送来修生又付不出学费，我请求龚拨款，龚告知周澄良神父负责此事。他向海外求助，向驱逐出境后去法国活动，半年后奉命回到香港，管理上海教区在海外经济的才尔孟求助。他在香港的阿加拉道买了一所房子并开始工作，他告知周澄良，有些外商想离开上海去美国或加拿大，他们的动产带不出去，他们愿意把人民币交给天主教会用，由周出证明去香港才尔孟处领美金。周就这样做了，这是非法套汇，违反我国法律，周向我汇报，我同意，这也是我的罪行之一。
我另一个罪行是帮助他人偷越国境。有些传教士被遣送到香港后留在澳门、台湾或马尼拉，他们想让留在大陆的中国青年去他们那儿，继续培训他们。他们找到了黄牛，出钱让黄牛帮助他们送青年出去。一位名叫HARDI的加拿大神父与我讲了，我知道，我同意他和他的同伙这样搞。我明知这是违法而且是危险的，但我想到头戴四个“代”的头衔。对外国人的惩罚只是驱逐出境。我这个中国替死鬼已处于绝境是死定了，多一条罪行少一条罪行无所谓，个人是小事，关系中国教会生存的问题才是大事呀。
为了配合反帝爱国运动，政府宣传部门用小说、电影大力宣传传教士的罪行，想方设法彻底搞臭传教士，从而打击天主教。政府翻译并大量发行《牛虻》等小说，揭露教士和教廷的伪善丑恶面目。摄制了不少电影，内容描写主教、神父们利用宗教毒害青少年，并在神工架子内布置信徒如何窃取情报，进行破坏的罪行。这种宣传攻势收效不小。1986年秋天，我们在湖南长沙开一个神学研讨会，讨论梵二会议。国家宗教局、上海统战部派高级官员参加。傅铁山、董光清、涂世华主教，刘柏年、刘建先生、罗虹伟女士等应邀参加，湖南省长也来讲话。我问一位年轻的服务员：“你听说过天主教吗？”她回答说：“听说过，他们不都是外国派的特务头子吗？怎么今天这么多首长来接见你们？省长都来了，我搞不懂。”
1870年上海代牧郎怀仁主教前往罗马参加梵一公会议，去了法国见到新成立的拯亡会，就请她们来上海帮助传教，做教育和仁爱工作。她们于1875年到上海在徐家汇开始工作，她们创办学校也搞了一个育婴堂，专收遗弃的婴儿。到1953年已有80年的历史。遗弃婴儿的父母，因为不愿人知道，在夜间把婴儿放在育婴堂门口。早晨修女起来把他们抱进院内，有的已奄奄一息，有的甚至已冻死。对病婴她们尽力抢救，抢救无效死亡的，就把她们埋在附近。80年下来，被埋在那儿的婴儿很多。凡救治的，给他们付洗，抚养他们，部分有人领养去。大多数无家可归的留下，教他们识字，学一门手艺，长大后男的分到土山湾孤儿院，女的留在圣母院工艺间。到了18岁给他们介绍对象，让他们成家，并分配给房子让他们生儿育女。
人民政府派人把这个埋葬婴儿的坟地挖开，收拢在一起的成堆白骨被拍了照，并冠以大标题刊登在各大报纸上，暴露于上海市民眼前，称为万婴冢，成为传教士帝国主义分子屠杀我国孤儿的铁证，组织学生、工人、职员、里弄居民参观、参观者义愤填膺，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分子，教徒们拒不参观，更不承认传教士的罪行。
我当时感到教友在广大群众中越来越孤立，置身于广大人民之外，日子真不好过。高考了，教徒青年都落选，入不了大学，找不到工作。我有一个感觉，罗马教廷在300多年前禁止中国教友尊孔祭祖，遭到教禁，一部分转入地下，一部分放弃信仰，福传事业遭受极大挫折。现在不准教友拥护共产党，不准教友加入共产党组织的社团，不准看共产党办的报纸、书刊，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吗？
我发觉梵蒂冈只听被驱除出境的传教士的汇报，根本不了解新中国的宗教政策和中国教会所处的困境。在中国抗美援朝的高潮中，梵蒂冈却任命一名美国人名叫FAHY的耶稣会神父为江苏扬州教区的主教，要中国教友服从一个美国人的领导，真令人啼笑皆非。我认为中国政府也不了解教会，他们只咨询胡文耀、杨士达、汤履道几个人，而这些人并不真正了解教会，向政府汇报时怎能反映真实情况呢？对政府的决策没有用处，反而起误导作用，总之，双方都不“知己知彼。”
我于1951年初春回国，1955年被捕，在外4年半。这一时期，我由教师到代院长，到代会长，到代巡阅使，到代监牧，我感到形势越来越紧。无可奈何，我参加不了上海教区的决策层，也左右不了局势，深知自己已被置于绝境，我只准备被捕，死在狱中。
我的观点和龚品梅有所不同，我的作用和当时很活跃的王仁生、朱树德、陈天祥、朱洪声、陈云棠也不相似，但作为耶稣会士，我和他们基本上保持一致。凡来问我者，我一定说不要加入爱国会，不可脱离教会。我作风比较低调，不太抛头露面，不张扬，我只想争取时间，培养好接班人，让他们继续我们的事业。但事与愿违，政府已忍无可忍，决心把反抗者一网打尽，修院不能幸免。徐汇区政府姓赵的干部做修院20个职工的工作，不停地召集他们开会，组织天主教职工联谊会，为他们争取福利。他们全心依靠政府，向政府请示汇报，工人阶级要作领导。政府又先后公开抓了两个修生，先是艾祖明，后是施逵生，隔了几个月先释放后者。政府通过他们进一步掌握修院内部情况，搜集资料、证据齐备了，就可以采取行动。
我有一个朋友是江阴人，是原震旦大学附中的教导主任，他属南京教区，他和最先拥护爱国会也是唯一被罗马绝罚的李维光代主教很好。他于1955年夏天去看李，李说了几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友人告诉我，可以推测另有运动即将到来。政府又抓紧逮捕人，君王堂一个女青年教友名叫孙国华的也被抓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更大的打击将扑向天主教了。
1954年教区似乎较为平静，我觉得政府正在酝酿较大的行动，使我紧张的是政府大张旗鼓地镇压取缔反动道会门，尤其一贯道，揭露其罪行的大型展览会，组织群众参观，学校、里弄重点组织天主教徒去参观并要他们参加座谈会表态。1955年初开始肃反运动，毛泽东亲自主持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报上刊登胡风反动集团的材料，一批又一批刊登胡风的反动言论和来往的书信摘要，这些信件等由胡风的好友舒芜提供。用心看这些摘要及按语，感到恐惧，心想怎么，持不同意见，思想分歧都成了反革命罪行；信件内容，去头去尾就成为罪行铁证，这是清朝时代兴起的文字狱呀，同时意识到，我们的末日也快来到，但也强作镇静，在修生前丝毫不露，深怕影响修生（按：关于1951—1955年这段历史，先在徐汇后去台湾的法国耶稣会士JEANLEFEUVRE雷焕章神父出版了一本法文书《上海城市儿女》，详细叙述了斗争经过，可供参考，该书数度再版，可称畅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