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8日圣母诞生瞻礼那一天，也是我发初愿的纪念日，晚上9时半，我正在房间内看书时，忽然修院大门开了（工人们早已奉命做好准备），一批便衣冲进修院，分头抓人，有四个人冲进我的房间，向我说：“你被捕了，跟我们走。”我被押上一辆小汽车开走了。我看见严永良也被抓，当时我想他们为什么抓严？他从不外出活动，怎么连他也抓了，这次规模大了。事后才知道，这是全国规模的大逮捕，从东海之滨到天山之麓，从中苏边境到海南天涯海角，凡属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凡与龚有事实上或只是在思想上有联系的都悉遭被捕，无一幸免。以上海来说，逮捕者数以百计，以后又陆续被捕，数以千计。
在逮捕我的同时近百名警察冲进修院搜索，逮捕神父、修士，把全体修生集中在礼堂内宣布各种措施，在四川南路主教府和其他教堂逮捕了龚品梅等人，凡是教区中重要人士无一漏网。
警察把我们押上停在院门外的小汽车，两名警察把我夹在中间，一路上我想：“这日子终于来到了，求仁得仁，又何怨哉！我的使命已完成。在中国的耶稣会、修院不需要我操心了，一切托付与天主手中吧！”
汽车开到（后来我知道的）上海第一看守所，几个警察问了我的名字验明正身，作了纪录，搜去所有东西，包括念珠，胸前挂的圣牌，衣服上的钮扣也被摘去，把我推进一个小房间。里面已有两个人，房内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床。看守告诉我不许向人说出自己的姓名，给了我一个番号，说你今后就叫这个，以后每到一个监狱换一个番号，番号多了也记不起了，漫长的监狱生活中，我只是一个番号。
我坐在地上收敛心神祷告，4年来一直等待的日子终于到了。我把修院、耶稣会托给圣母，自己真的不必为之操心了。我特为修院学长、周静海、游国杰以及青年学生刘彤霞、诸正民祈求，求圣母保佑他们，祷告后便睡着了。
早上6点钟被叫起来，同室一个囚犯很健谈，说自己是杜月笙的徒弟，这是他主要的罪名。以后相处熟了，知道他是票友，特爱京戏，和京戏界熟悉，与马连良、周信芳、孟晓冬、梅兰芳是朋友。
过了两天就有警察来提审我，要我交代罪行，讲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在看守所将近5年，主要提审员（叫审讯员）名叫黎真（从他每次审问叫我在记录上签字时所见到他的签字而知），记录员姓汤（女）。黎的水平不错，掌握政策较好。我释放回来后向宗教局浦作同志和公安局虞月新同志说，我对他印象相当好，他们说不知道怎的，局里一直没有允许他入党，很不得志，他也不愿再踏进公安局大门。我后来创办光启社缺少人，浦作同志说黎真中文修养好，他现在闲着，可请他来当编辑，我说欢迎，浦作后来告诉我他婉言谢绝了，我想对呀，一个审讯员怎能同一个阶下囚共事呢。据说黎无儿女，领养了一个女儿，女儿在美国对他很孝顺，最近听说他已死了，死前几年患老年痴呆症，很可怜。
这儿顺便说一句，许多人问我，狱中受过刑吗？我说：没有，只记得有一次审讯时（上面高高坐着五个警察，我坐在地上的一个小板凳上），我一直不说话，有一名审员高声喊道：“来刑具。”进来了两个人拿着手铐脚镣，掷在地上，噔噔有声，这个审讯员说：“上！”两个人走上来，黎真站起来说：“今天审讯到此结束，押他回去。”可能他们事先商量好的，吓唬我一下。
几次审讯没有收获，政府就把我搁在一边，两个多月不再提审。一次把我带到另一屋内，有电线拉进来通到外面，要我听宽大释放大会实况。发言的人中有我的堂叔叔金爱德医生，他原本很反共，会上却很进步，判若两人。接着宣布宽大释放刘彤霞。下一天审讯员问我对昨日大会有何感想，我说，她进步了，自由了，是好事。黎真说，你得抛弃幻想，你外边的亲信只有两条路走，一条是检举揭发你，一条就是被逮捕。我回说，还是检举揭发我好，我不希望他们来。我9.8后没有再见过刘彤霞，她不愿看我，后来我知道她与一位同学廖鸣琴结婚，廖是好的教友，但我一直为她求天主，愿天主保佑她。
另一次把我带到一室，见有电线拉来，我知道又是让我听公审大会。先是有人被宽大释放，接着是宣判——圣母军头子沈多森，多次加刑不知悔改，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认识沈，他的侄儿沈士伟、沈乐平、沈乐天都是修士，他自己是英语老师，有妻有儿。但他是圣母军华东区的副总会长，正会长是个女大学生名叫陈瑞璋，她一见形势不妙，就逃往海外，入了耶稣圣心会当修女，修会培养她成为英语专家，精通莎士比亚。80年代政府邀请她来大学讲学，待遇很优越。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她走，沈留，结局天壤之别。听了转播以后，沈的形象一直在我眼前晃来晃去，我想到他年轻的妻子和幼小的儿女，几夜无法入睡。
附记：1963年初劳改局从全国各地监狱调集24人做翻译工作，我也被转到秦城监狱（下面将提到）。同组的犯人名叫张荫桐，原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因不满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因杨没有重用他，对他不公正和老婆一起企图到香港去，老婆把黄金藏在头发中，在偷渡时被双双抓住同时判刑。他说与雕塑家张充仁是联襟，他说他在上海提篮桥监狱中，和沈多森关在一起，他说沈攻击政府的话他都向管教一一汇报了，不知沈的加刑和他有无关系？我听了心想“呜呼哀哉知识分子！”我一直对他有看法，与他说话比较小心。回上海后，一起劳改后平反释放恢复原工作的章民泰请同在一起劳改的杜沧白、孙静功等聚餐，我见到了张，内心厌恶他，以后听说他患了老年痴呆死了。
听审判广播后，审查员来的次数增加，每天晚上8点整，当其他囚犯睡觉时，他们便来提审。他们高高在上抽烟饮茶，我坐在下面又渴又冷。清晨两点钟放我回去，脑子乱糟糟的无法入睡，早上6点钟，看守叫起来端坐不准动，一连6个月，180天天如此（星期日例外）。这段日子不好过，但也过了，世上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
由于拒不交代，审讯员就把他掌握的资料发给我看：首先看的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最最尊敬的老师，我和他无话不谈，事事共同商量的陈云棠神父写的，我看到的大标题是：《揭发反革命分子金鲁贤罪行的补充材料》，厚厚一本。我心想，天呀！补充材料就那么多，原来的谅必更多。又想不好了，我还能瞒什么？我翻阅了一下，震动极大。
抛给我看的第二份材料是龚品梅写的坦白材料，也是相当厚的一本。
黎真问我，你看了还想什么？还能隐瞒什么？还不早早交代。
我先交代我认为确实是违法的事：非法套汇，资助青年偷越国境。对之审讯员不太感兴趣，他再三启发我，不可避重就轻，必须交代重要的。他见我还是顽固不化，就抛出了格寿平的坦白书，是他的笔迹，我熟悉的，整整齐齐写了800页，什么破坏土改，破坏抗美援朝，破坏参军参干，破坏圣母军登记等等。其中重要的一条是：“我秘密地组织了一个‘神父中的爱纪伯’。”包括陈天祥、朱树德、金鲁贤等7人，作为对抗人民政府领导的运动的核心。天哪！这个格寿平，怎么胡编起来？我们哪儿有“爱纪伯”这个秘密组织？耶稣会不是不许会中再有什么组织？格为了救自己的命，不惜把反革命组织这顶帽子扣在我们7人头上，居心何在？他难道不知道这顶帽子的严重性吗，怎么异族人总是有异心呢。
政府审我的中心就是彻底交代“爱纪伯”，越详细越好。这个秘密组织的宗旨、人员、领导、行动纲领、内部纪律，如何策划，时间地点。如何私通外国，如何在上海，在中国开展反革命活动，如何向龚、格请示汇报，如何煽动公青对抗政府？我心中只想：“冤哉枉也！”平空而来的“爱纪伯”叫我怎么交代。
我们的确有7个人，年轻，有活力，能讲道，有吸引力，能号召教友。这7人应是陈天祥、王仁生、蔡忠贤、朱树德、朱洪声、陈云棠和我。今日这7人中只我一人存世，但我们没有成立什么组织，更没有什么头头，我反复思考，“爱纪伯”这个名称从那儿来的呢？原来“爱纪伯”是一个法文字的译音EQUIPE,意为船队，广义为队，班，组。实际是一个班吧！我们7人，陈天祥是格寿平秘书，王仁生为伯多禄本堂，蔡忠贤为徐家汇本堂，朱树德、朱洪声为君王堂正副本堂，这三个堂正是上海教区最重要的堂区。没有学校以后，教区的重点放在堂区上，他们几名本堂神父全力工作，有时请我和陈云棠去协助讲道，我们在课余之下也乐意去堂口，这几个堂口影响到全教区。大专学校院系调整，高考统一分配，有些公青分配到外地去，他们仍请陈云棠、陈天祥等为“神师”，于是上海的公青影响了全国天主教会，这是事实。
我交代罪行：我破坏抗美援朝，因为我私下向人说过：“不是南朝鲜先攻打北朝鲜，而是金日成先攻打南朝鲜，他开始先动手，把南朝鲜赶到海边，几乎把南方军队全部赶入海中，这时美国才出兵。不是派兵去救釜山的军队，而是从后方仁川登陆，再南下把北方军队的后路挡住，麦克阿瑟这招棋高明。”这明明是破坏抗美援朝。关于美帝细菌战，我对人私下说：“细菌战者用细菌也，报上刊登美帝在冰天雪地中从飞机上投下许多苍蝇，都冻死了嘛，怎能说是细菌？”我又说：“中国政府这样宣传不是笨拙吗？”我破坏“三自运动”，我经常对人说：“不可参加爱国会，不可脱离教宗。”我破坏圣母军登记命令，我对那些问我的圣母军说：“登记了承认圣母军是反动的，你也承认自己是反动分子，你以后必须绝对听公安局的指令。”我破坏参军、参干，有人让我拿主意，我说：“年轻人多读书多学些本领才是正道。”我破坏反帝爱国运动，因为我说了：“不是所有传教士都是帝国主义分子，有的很爱中国，很爱中国人的，比如远的像利玛窦、汤若望，近的像刚恒毅总主教、雷鸣远神父等。”我破坏统购统销，因为我怕修生按粮食定量吃不饱，就私下囤积了大米。审讯员说：你看，你处处与人民为敌，是人民的罪人，我说：“我低头认罪。”审讯员说，不能笼统地交代，必须交代具体人，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否则只是蒙混过关，态度不端正。
这些交代不能满足审讯员的要求，他要我承认我从罗马回来是受教宗庇护十二世亲自派遣破坏共产党的人民民主专政，企图颠覆新成立的共产党政权。要我承认是个国际特务。他给我看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条文：“凡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者判无期直到死刑。”我说自己不是帝国主义走狗，更没有资格和帝国主义勾结，我与帝国主义没有关系。黎审讯员说：你还狡辩，我们有你做间谍的铁证。逮捕我时警察搜查我的房间，把我的东西全部拿走，包括我父母亲、姐姐的照片，我的信件，我的日记，说这是反革命罪证。内有一封信是东台安丰一个张姓教友写给我的，信中他说，今年种棉花可赚钱。审讯员说：“这不是经济情报吗？”另有一信是在苏北大丰的一个法国神父DEBASHER写的，信上说：“奇怪，这儿从来没有飞机飞过，今天有飞机飞过，罕见的。”审讯员说，这不是军事情报又是什么？你不是特务又是什么？我听了哭笑不得。罪名严重得很，可判死刑，我当时下定决心，如能活着出去，今生再也不留信件。我82年释放回上海已26年，我没有保存私人信件。我曾有写日记的习惯，我喜欢拉丁文，拉丁文更能表达我的思想。一天审讯员向我说：“你这个人真不老实，写日记还用外文，我们请人费力译了出来，可是没有有价值的内容。”我释放后不再写日记，写日记本是写给自己看的，有思想记在心里就够了，往事如烟，写它干吗？
我是教宗特派的间谍？我在罗马两年，身份是学生。在罗马的各国留学生成千上万，我没有资格去看教宗，我只在伯多禄广场中杂在十几万人中间远远看到过庇护十二世，以我个人身份，连耶稣会总会长也不愿单独接见我。我回国前去总院，人们安排我吃饭时坐在他旁边（当时总院用饭不准说话的，出饭厅时他停下跟我说了两句话就算待遇了）。教会内部很讲究身份，地位低的人不受尊敬。
审讯员说：你的材料逮捕以前已掌握，逮捕后加上你的友人的交代和揭发更是清清楚楚，你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你的交代对我们用处不大，只用以证实那些资料以及观察你的态度而已。政府不打无准备之仗，通过张伯达、才尔孟、格寿平以及先你被捕的人或觉醒后靠拢政府的，摸清了底才动手抓你们的。
一次审讯员来提审，极严厉地说我很不老实，隐瞒了主要事件，不肯交代，他看我不理睬他就说，我指的是四川南路地下埋有黄金之事，我说，不知道。他说，龚交代了，并画出地点，他们掘出来，有1000两黄金之多。龚品梅释放后他对我说，他要向公安局要回这1000两黄金，因为审讯员向他说明，如果他主动交代，将来一定会还给他的。我把龚的话反映给公安局，他们回说这笔钱在判龚刑时，判决书上说把它充公了。事后我问龚，为什么政府没有搜查到这批黄金，他说，才与他手下的杭修士把金钱放在红酒瓶内外面涂了沥青，探测器探不出。
我在看守所时的思想动态政府也全部掌握。5年时间中有4年多我和一个青年关在一室，他叫林耕康，他的岳父是小儿科医师，在留学时娶了德国女子。所以他的妻子是混血儿，他会一些德文，也会俄文。他喜欢足球，常去徐家汇中学看球，认识王方神父，他父亲曾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局长，认识陆伯鸿。我们有共同语言，我们谈得很投机，别的囚室不许互相交谈，我们囚室管理员也不来干涉，我们两人无话不谈。我的情绪不是一平如镜，有时低落，有时发泄对共产党的不满。审讯员审问时总是耐心教育，我奇怪，回来问林：“怎么政府这样了解我，掌握我的思想动态，难道在我们室内有窃听器？”他四面察看后说，不会有吧。判刑后我转押到提篮桥监狱，旁边一个囚室，有一个讲德语的俄国犹太人，我们用德语交谈，他很高兴。他说他在看守所，同室一个青年能讲俄语也讲德语，后来发现他是政府派在他身边的人负责了解他，并不时向管理员汇报他的情况，一问长相和林耕康符合。隔了一年，又来了一个俄国犯人，他也说同室犯人是个政府派来了解他的人，描述长相也像林耕康。我恍然大悟，自以为是我的知己者乃是特务也，后来一想，他争取从宽发落，做此工作，情有可原无可指摘。
我释放回上海后，林耕康来看我，说他一直怀念我，又说，他没有得到宽大处理仍判刑15年，刑满释放才知妻子已改嫁，长兄与他划清界限不收留他，并吞没了他的一份家产。他已再婚，有了儿子，在浦东一所中学教英文，深得好评，业余时间还作家教，其中，公安局的翁处长也请他去做家教。我恰好缺少英文老师，就请他在修女院教英文。我见到翁处长，他说他儿子由于林的辅导进步很快，翁又说此人也可怜，希望我多多照顾他。我去了他家，在杨树浦一个老房子的亭子间内，妻子、儿子挤在一起。儿子大了，我让沈保智神父给他在浦东找了一间空房，他搬去住了，我又聘他为光启社译员，以后他辞去了工作不再来看我，但我仍同情他的遭遇。
交代了罪行，审讯员开了一个名单，叫我写他们的材料，凡与我接触过的人，我都得写，重点写他们的问题。公安局掌握了与我接触过的所有人，包括只见过一面的人。比如：朱大成医生，我和他没有来往，只是一次，在复兴路、思南路转角逢到，寒暄了几句，公安也知道。我想：共产党做事那么细、那么认真，真令人佩服。后来一想我是个要犯，我是“派遣特务”，政府怎能不重点监视我呢？后来我见到过公安的两名高级领导，一名是50年代初上海公安局的政保处处长，一位是姓顾的，本在上海公安局后调北京任公安部副部长，他们说：“你一踏上大陆，我们就密切注意你！”
我一直处在天罗地网之中，但自己丝毫没有察觉，好愚蠢呀！实际上，我们都好愚蠢。我得出结论，凡自作聪明，在暗地里搞秘密活动的，都是傻瓜。
要写的名单很长，不少人只见过一面，我得搜尽枯肠细细回忆，我尽力写，在材料收尾处我总是加一句，“此人无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是他认识了金鲁贤。”审讯员多次对我说：“知道了，这句废话，不必写。”但我仍写上。我想，他们认识了我就生了麻烦，要交代，我确实是个害人虫。以后如一旦有了自由尽量少接触人，免得连累他人。我释放回申后，起初很谨慎，少接触人，后来忘了又大量和人往来。
我对3个人怀有内疚。蒲敏道被驱逐后，瑞士领事馆来人说，蒲寄存在他们那里的20根金条(合200两金子)，遵他嘱，交还给我。我知道放在身边不妥，交给了荣德先保管，另有一些则分别寄存在顾梅圣、姚德芝家中。这事我向陈云棠说了，我想自己逮捕后陈将接替我，陈已交代，我隐瞒不了。在看守所我交代了，政府叫我写了纸条向他们要走。这就为他们造成麻烦，我出来后向他们深深道歉，他们原谅了我，宽恕了我，和过去一样，认我这个朋友，我感激他们，顾、荣二人已归主，姚现住在美国檀香山。她是我好友李俊仪的妻子，李也因龚的事，被捕入狱，当时他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吃奶的女儿，姚一个人既工作，又抚养小女儿，他们的大儿子用心念书，勤恳工作，当上江苏徐州市的副市长，后为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很孝顺。
1957年春，中国政府气氛发生变化，费孝通说是早春天气，政府准备释放我们，先有张家树和早已释放的陈辅民、周士良3位到南市看守所探望我和我长谈，介绍上海教区的大好形势。接着一位不知名的高级干部来看我和我长谈。看守所内，警察召集了我和同时关押的沈增礼、周静海等10人开一个座谈会，畅谈心得，讲些什么我忘了，只记得沈增礼的话，他说：“今天是圣神降临瞻礼，还是让我们祈求天主圣神光照我们吧！”最近我见到了他，并提及此事，他说已记不得了，我却一直记在心中。他真是一个好神父，那时有一名管教人员也向我说：“你快回去了。”
风云突变，反右开始了。平时我们看不到报纸，一天小窗外塞进一张报纸，内容是批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我记住了章罗联盟。罗隆基的名字我知道，他曾是天主教益世报的主编，益世报的董事长是于斌。1945年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我国调解国共关系。罗去见马,谈了许多反蒋拥共的话,事后马问于斌，罗的话代表多少人,于回说只代表他个人。于又说：“蒋独裁，在他执政时，民主是多少的问题，共产党胜利后，民主是有无的问题。”马歇尔不置可否，于曾用6个字总结他的一生，爱国、爱教、反共。
到了9月，一天又塞进了一张报纸,“解放报”,整版一篇文章，题为《射向共产党的十支毒箭》，报道朱孔嘉、顾京熙、董贵民几名大右派如何恶毒攻击共产党，其中心内容：龚品梅是好人，逮捕他错了，应立即释放。我心想，早春天气又变成隆冬腊月了,安心待在狱中吧。伙食也变了，每天早、中、晚小窗口塞进来的铝盒内只有白薯,水煮的,不放盐,没有油，更没有糖。开始几天我很高兴,我喜欢吃,但一个多月下来，不对，感到烧心，胃酸冒出来。自然而然地从嘴角流出来，这样连续92天，再给我们送来饭时，感到米饭真香！
这种日子过了一年，形势又有好转。监狱内，管教宽，管教严，伙食好，伙食差，都和外面的阶级斗争息息相关，这也是毛泽东所说的“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管教宽了，犯人室内可自由交谈，放风次数多了（所谓放风，就是把犯人领出囚室，到外面，到没有屋顶的小屋晒太阳），洗澡的次数也多些，伙食也好些，可开大账了（即可托管理员购买东西）。管教严了，囚犯间不许说话，只能缄默反省罪行，不开大账，不洗澡，不放风。1959年上半年气氛又松了，审讯员也和颜悦色了，日子好过了，可是到了9月忽然扩音器广播，高举三面红旗粉碎右倾反动分子的猖狂进攻，打倒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这些内容反复地广播着。我心想，彭德怀不是志愿军司令？张闻天不是党总书记吗？真搞不清楚，可是接下来管教严了，伙食差了，可见外面阶级斗争又激烈了。
对我的管教也时严时宽，我不回答问题，拒绝写材料时，管理员就把我放到大房间去，20人甚至30人的房间内。记得一次，转到一个很大的房间，有32人，安排我坐在一个大马桶旁边，晚上睡觉时当然也躺在马桶旁，所有房间都没有抽水马桶？32人挤在一起，没有多大空间，不能平卧，只能侧躺，别人大小便时，走来，踩在我身上，揭开盖子撒尿，拉屎，臭气扑鼻，尿声朗朗，难以入眠。才想睡去，另一个人又来上马桶了。又没有放风，更没有洗澡等。宽时调到较小的较清洁的房间，又放风又洗澡，可送进东西包括食品，有时还能看电影。看电影的经过是这样的，当人们都坐在大厅内了，电影开始放映了，厅内漆黑一片，就把我领到第一排中间坐下看，电影快放完时先把我领出，看不清任何人。有一次我坐定不久，一名警察领进一个人，在我右边坐下，我一看却是龚品梅，喜出望外。正想和他说话时，另一名警察迅速把他带走。不知龚发现了我没有，否则他会纳闷，为什么才领入又领出，这是1955年9月8日逮捕后到1982年为止我仅有的一次见到龚。
共有3次被从严管理，分到人多的室内。有一次我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心中着实高兴了几天。囚室中一个青年室友姓裘，香港人，加入过英国皇家海军，在英国受过训，他来上海被作为特务而被捕关到南市看守所，他说他已进了天主教领了洗，曾经和他同室的王仁生神父耐心教导他，他说完全信了基督。我问他在狱中怎样领洗呢？他说情况是这样的，犯人不是每天拿着搪瓷杯子作为洗脸用的吗？我们洗头必须两人合作，先细心滴水把头发弄湿，然后抹肥皂，最后用水滴冲洗干净。他洗头时叫王合作，冲洗时，王口中念了“我洗尔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这样就领了洗。我赞叹一声，又加一句，这事危险呀！政府发觉要加刑的。裘说，王不怕。我心中想：“王仁生确是一个好神父，在监房内还在做福传工作！”后来一想，裘这个青年，为什么管教把他放在我旁边？是不是政府叫他来引我上钩的？我又怀疑起来，不久我调离了他，不知裘的下落，王仁生判刑后死在劳改农场。王仁生求仁得仁，愿他在天上为中国教会邀得大量恩宠！
对我的管教或宽或严，除了大气候外，实际掌握在审讯员手中，看守所和公安局预审科完全配合，预审员说了算。我这个人修养不够，不会控制自己的感情，为此失误较多。古人说，大丈夫能屈能伸，我可不是大丈夫，做了阶下囚，还不能时时处处低下头来。一次我对审讯员态度不好，他对我说：“你这个人怎么了？冲我发起脾气来！你不知道你的生命握在我手中？我这支笔这么一写，可以让你无罪释放，那么一写可以判你死刑的。”我默不作声了，心想共产党还有法律吗？后来一想解放初期，共产党只颁布了两次法律：一是新婚姻法，二是惩治反革命条例，其余都靠红头文件来治国，什么事首长说了算，我不服气也得服。
一个犯人逮捕后，家人都焦急送衣服日用品进去。我没有家人，没人送东西，公家发的日用品，每月15张草纸，一块肥皂的四分之一，犯人必须自备面盆，盛洗脸水和饮水的搪瓷杯。起先政府发给我的草纸和肥皂，我不够用，管教员说得向审讯员说，让他想办法。审讯员说，你写封信我叫人去取。我写了一封信给修院交给审讯员，他隔几天对我说，张家树声明与你划清界限，不给。我说这是我的东西，为什么不给？审讯员：他们觉悟高呀！你还是写给你的亲戚吧。我有亲的伯伯，亲的舅父，亲的姨母，我写了几封信，交给审讯员，一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隔了好久，审讯员对我说：“我们去了人，这些人拒绝收信，说与你毫无关系。你有朋友吗？写给朋友吧！”我考虑一下，给荣德先写了信，隔不多久东西送来了，很丰富，还附有几十元人民币。原来监狱内有时“开大账”，有钱的犯人可托管理员买些东西，无钱的犯人只好瞪着眼看。审讯员许我每两个月写一次信，出狱后，我才知道荣德先的丈夫朱义生，也因华理柱的案件逮捕，也在狱中，她得送两个人的东西。审讯员问她，不划清界限吗？她回说：“政治上划清，感情上不划清。”我调到北京秦城监狱后，她邮寄给我，直到文化大革命，她也被抄了家，被群众监督，每天得扫里弄。工资扣到每月40元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才中止给我寄钱、寄物。
我出狱后知道有些神父被捕前就妥善安排好送东西的事。其中吴应枫布置得更好，叫人送圣体进去，他大有安慰。有一次他弄巧成拙，他在写信出去时，加上一句，“上次送得很好，下次照送。”信通过管教员检查，管教员敏感地认为内有文章，下一次送时，检查特严，最终发现面包里夹有小“圣体”，送者原是北桥普慈疗养院的护士，当场被扣留，押回医院批斗开除，失业。吴被判刑后去安徽劳改，死于农场。
犯人接到接济有很大安慰，我判刑后被押送到提篮桥一号监。一天我去打水时见到了我的学生秦国良，他叫我声“院长好”，显得很高兴。有人见了汇报给管教员，后来我知道，秦为此遭到禁闭，家人停止送东西3个月，我真对不起秦。后来他被送往青海劳改，刑满留场，先为地下神父，现已上来，政府承认他为神父。他回上海时从未看过我，我托人向他问好，他也不理我，但我一直为他祈求。我们这些人最容易牵累人，言行必须加倍谨慎。
许多外国友人问我，我怎样度过这么漫长的岁月，还问我能做弥撒吗？有圣经看吗？我认为外国人认真天真，在共产党的监狱怎么会允许犯人做弥撒呢？一入监狱，所有东西都抄走，不能携带宗教标记，念珠、圣牌都搜走，看守所内身边没有书本，更没有圣经、弥撒经。
但是我心里可以祈求，这个，共产党拿不走，我几乎终日祈祷，但不能出声，一出声同犯会汇报。也不能动嘴唇，嘴唇一动，看守的警察知道我在祈求，就警告我。我天天心中唱弥撒，拉丁弥撒，我心中念玫瑰经，上午十五端，下午十五端（当时还没有光明五端）。我有时拜十四处苦路，我背诵福音，尤其若望福音。我初学时，看过圣衣会修女圣三仪撒伯尔的传记和她的著作（上面已讲过）。她热爱天主圣三，她曾说：“有天主圣三在我心中，我好似在天堂。”我在初学时，不太幸福。但修女这句话深刻在我心中，我苦闷时就默想这句话，得到安慰和力量。进了监狱，我一无所有，和外界全部隔绝，据审讯员说，我的处境是众叛亲离，孑然一身，一贫如洗，但天主圣三没有抛弃我，他在我心中，任何世界上的力量不能把圣三从我心中夺走。在外面我很忙，我心分散，分在许多人身上，分在许多事物上。现今我应收敛心神集中于天主圣三了，天主给了我这个机会，我应感谢天主。“天主圣三在我心中，我好似在天堂。”这句话伴随着我20多年的劳改生活，支持着我。我的身体、我的精神没有垮（按：我出来后获知该修女已列入真福品，她也发灵迹治好了我的好友德古律枢机的病，枢机虔诚恭敬她，我很高兴，我去里昂时，枢机亲自陪我去修女修道的圣衣院。2003年我又去过该院，迄今我和该院通信）。我出来后心又分散了，不专心放在天主圣三上了，自我原谅说：爱天主就在爱人呀，爱了人才算爱天主呀。总之，我在监狱时私下背诵弥撒经文有时比现在公做弥撒时更专心致志，我退步了，“上主求你垂怜！”如果没有提审不写什么材料，杂居在犯人中间似乎也能过隐修生活。
附带说，我交代后，审讯员录了音，一则，怕我翻供，二则，放给外面的人听。我同意他们放给人听，叫他们别对抗政府，我不希望他们进来饱尝铁窗之苦。进监不是好玩的事，进监不等于致命。人家不让你致命呀！逮捕你时，其理由不是信德方面的问题，而尽量和政治挂钩的，不可随便号召教友致命，致命不是呼口号可达到的，喊口号最响的人，不是流亡美国吗？
1960年似乎外边的形势好了，我个人在看守所的待遇大大提高，每天让我放风，带我去洗澡，每天有荤菜，审讯员对我和颜悦色，向我说已释放了梅乘骐等人，希望我出去后引导教友爱国爱教。就在这时国民党狂叫反攻大陆，中国政府将严阵以待，同时认为不能把像我这样的人放出去。有一位女警官来看我说：“错过了这次良好机会，没有关系，好好争取吧。”我当时的思想：“一切都有天主上智安排，为爱主的人，天主安排总不会错。”到了6月政府对我正式开庭宣判罪行，事后感谢天主没有放我出去，6年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红卫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对所有宗教工作者狠批、武斗，放出去的梅乘骐等遭到毒打，22年后我释放回到教区，张家树对我说：“你回来正是时候，好事到了，我60年圣主教后，只是摆测字摊。”我说：“怎么解释？”他说：“我做主教后政府只叫我做两件事：写材料，交代自己，揭发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