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公安部派来了两个干部找我谈话，一名是王翔，另一名是李静，王会英语并用英语问我几个问题，回去了。由于邓小平又上台，公安部又要成立翻译组了。王春先祝贺我说：“既然政府要用你，你将去的地方，条件一定会好些。”我心中也有这个想法。
8月新乡劳改第四大队，派了一名姓张的警察将我送到保定市河北省第一监狱，把我交给了监狱，安排在其他就业人员中间。一长排平房，就业可以带家属，一家一室，我和两名没有家属的就业放在一室，每室隔成两间，前面大，向南，后面小，向北。我在小间内，有一张床，另有一个小架子可以放一个箱子，其余什么也没有，把被卷起来就是我写字、吃饭的桌子。有一个小板凳可以坐，我在这间小房间待了一会儿，感到这里的居住条件比秦城、抚顺、新乡差得多。调来翻译的就业陆续报到，有：宋天婴女士，她爸爸原是美国化工博士，皈依了基督教，成为牧师，颇著名，当时基督教有北王南宋之称。周炳绵（女），辅仁大学外语系毕业，丈夫赵春澄陪同前来。有姓薛的基督徒，另一名女的也是基督徒，他们两人后来登记结婚。有一姓林的台湾人，说是派遣特务，刑满释放就业，后经竺大夫介绍和一位姓王的女教师结婚，女的带来两个女儿，不肯叫他爸爸。四年后，林在日本的哥哥前来看他，此人在日本做很大的买卖，经他介绍，几个日本企业家在河北投资开公司，河北省政府让林任河北政协常委，后又当全国政协委员，他妻子前夫的两个女儿变了态度，对他特孝，林把她们送到日本上大学。另有一个混血儿是策绍明，会法语，一个姓毛的，这两个人专打小报告，深得领导信任。陈仕良会法语，陈焕章唐山人曾是修士，念过哲学会法文。王骥良会德文，他的父亲曾是汪伪的和平军军长。一个姓白的，会日文，借出去做翻译，常和日商在一起，从日商手中拿些东西，包括黄色书刊（才改革开放时，外来东西希奇），送给干部，有些干部高兴接受，上级发觉后说，他腐蚀干部，把他收回翻译组，不准再外出。一对姓沈姓钱的夫妇，他们带一儿子，12岁了，早上还要妈妈为他洗脸刷牙。一位姓彭的，带有妻女。一位姓徐的，一位姓赵的。一位姓谢的，解放前作证券生意，后来深圳开股市，他去那儿，赚了几千万元，有钱后生活又腐化。王翔原在公安部工作，批斗右派时，他保持沉默，定他为同情右派，调离公安部，送去青海管劳改分子。认识了上海人沈保义与施耀第，把他们两人也调来保定，我们总共有24人。我们人到齐了后，副监狱长向我们训话，强调说：“我们就是外行领导内行，我不懂外文，但能领导你们，知识分子不能翘尾巴。”等等。
我们分成日文、俄文、英文、法德文四组，每组有一小组长，我是法德文的小组长，我自己不翻译，做审核工作，译出稿件出差错，审稿者负责。沈保义，上海人，曾是龚品梅的秘书之一，受牵累逮捕判刑劳改，他和朱洪声神父交往很深，来保定后与朱神父频频通讯，朱刑满释放后回到家里，他成为罗马、香港耶稣会的代表，联系国内的神父教友向外请示汇报。沈向朱汇报说，领导信任我，让我当了组长等等。朱向罗马汇报，我已叛变，投降共产党并成为党员，所以得到重用。香港、罗马信以为真，认为我是叛徒。香港的耶稣会士劳达义（匈牙利籍）在他创办的“中国分析”和其他报刊上写了文章诋毁我，影响很大。我的干妈来中国看我后去罗马总院，想告诉他们我的真实情况，耶稣会副总会长说，我们不承认金，他是叛徒。我出狱后，去国外访问，耶稣会把我拒之门外，这情况到1993年才改变。使我内心受到极大的创伤。具有讽刺性的是，朱洪声1981年被捕后在监狱也做翻译工作，并因卖力工作得到减刑的奖励，“苍天在上！”
我们本认为王翔会管理我们，我们想错了，他平反后，回到北京，仍不被重用，公安部派了一个名叫邹远的副处长来管理我们，他为人苛刻，一般就业享受医保，看病、医药费全部报销。邹远决定：翻译组的人每月只能报4元，其余得自费。翻译组人员外出过夜必须请假，他身在北京，每10天来保定，向我们作长篇训话，训叱我们。邹远这个人对其他人也苛刻，他用我们翻译所得的钱上交作为他的功绩。他买了一辆面包车，他一个人专用，他用后，乘人不备时，在车的轮胎前用粉笔在地上画了一条线。一次他问司机，你昨晚用车了吗？司机说：“没有呀！”他领司机去看车子，说：“车子会自己移动吗？看这线。”司机无话可说，只得作检讨。
70年代末，80年代初，外文人才奇缺，我也借出去作德文翻译。冶金部在保定的分公司所属的航空遥测厂，向德国订购了一套航空探测地下的仪器，由德国派技术员来安装。整个保定市没有一个人懂德语，该站向翻译公司把我借了去当翻译。该技术员把仪器箱打开拿出仪器，把两个关键部件换了位置，如果国外技术员不来，我们自己安装仪器肯定不会运转。1980年没有手机，保定市不通国际电话，他要向总公司请示，我陪他到北京长安街，西单附近的长途电话局去打电话。科学发展快，今日中国的小孩子们都拿着手机，可以边在马路上走，边和远在美国、欧洲的亲友长谈。
后来我借到位于保定的河北大学教法语，沈保义则借到河北省博物馆整理河北献县教区的档案，上海的教区档案被格寿平全部销毁，献县的全部保存下来。以后，沈保义和陈仕良被借到满城直升飞机制造厂，去翻译从法国进口的黄峰牌直升飞机的说明书。
凡向翻译公司借译员，必须向翻译公司付钱。我们虽不拿一分钱，也很乐于被借，因为人家把我们当作客人招待，受到尊重。不像邹远，不把我们当人看。我劳改27年，条件最差的单位是保定翻译公司，省第一监狱的就业，药费全部报销，而我们翻译组的人每月只能报4元钱，多的只能自己掏腰包。我当时有糖尿病，血压较高，用药多，一个月的药费远远超过4元钱。天无绝人之路，监狱一名女大夫姓竺名开一，富有同情心，她原在协和医院工作，她丈夫姓王，原在公安部工作，反右时不开口批斗人，说他立场有问题，把他调离公安部，发配到河北保定监狱工作，竺大夫也跟到保定。她向我说：“你们是知识分子，怎么邹远对你们如此苛刻，你们条件还不如一般就业的，你用药多，每月估计需20来元，你还得吃饭呀！这样吧，你需要的部分药，我开我家人的名，由我领了叫人给你送去。”绝处逢生！我十分感谢她，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竺大夫夫妇两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由于文化大革命他们子女都上不了大学，三个人都做了工人，一个儿子作鞋匠，一个儿子当厨子，女儿名叫王静函，在胶片厂有害车间当工人。我离开保定后一直和王家有来往，竺大夫和王静涵以及她的女儿曾去上海佘山探望我。我当了政协常委去北京开会时，竺大夫尤其是王静函多次去北京看我，她们是我患难时的好友，他们雪中送炭，我终身不会忘记她们。
在保定的河北省第一监狱劳改的还有刘冠东，他是神父，被捕服刑时当木工；周山夫神父，原是医生，在监狱内为犯人看病，他为我做心电图诊断我的左传道阻滞，他嘱咐我应小心，不能劳累过度。还有徐水的师恩祥神父，再有张家口教区的主教张可兴等。他们相继刑满恢复自由，周山夫以大夫的身份走街串巷，发现不少天主教徒，既为他们看病又给他们讲道。保定教区的主教座堂，坐落在市中心最热闹的裕华园旁，教堂已开放，但自选自圣的主教王其威早已结婚，政府给他工资每月200元（在当时是很高的待遇），他不好好传教，常带着妻子到处走动，为教友们所不齿，每主日去教堂望弥撒的只有一二十人。周山夫联系到姓师的一家，条件较好，住在保定北部有一个大院，房屋也宽敞，周山夫和这家主人商量后把他的家作为一个传教点，周山夫领我去，见他家的厅装饰像圣堂，院内已停了一百余辆自行车，厅内挤满教友，虔诚地朗诵经文，其中青年很多，我看了很感动，这种情况我已20多年未见呀。周山夫请我做弥撒，他自己听神工，弥撒时我热泪盈眶。隔了几个月，教宗任命的原保定范学庵主教也刑满释放回家，他深受教友们爱戴，来参加弥撒的教友更多，星期六下午加了一台弥撒，仍感到不够。
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去北关师家见到了范，他很高兴，给我看了一张小的圣像，背面用拉丁文写的几行字，范说，这是罗马福传部发给中国教会的秘密指示，其内容为：“任何一位忠于罗马圣座的中国主教，可以把任何一位忠于罗马圣座的神父祝圣为主教，该主教在整个中国有管辖权，不必预先请示报批。”等，我说：“这个权可大了！”范说：“这是在非常时期作出的非常授权。”以后我知道范先后祝圣了周山夫、刘冠东、师恩祥、连新生、陈建章、贾治国（当时还不是神父）等人为主教，这些人又秘密去外省祝圣主教，中国地下教会正式诞生了。然而地下主教都单独自由活动，没有统一领导，个别地区，有好几名地下主教去活动。不需要征求有关方面的意见，也不开会集体商量，各自秘密地祝圣他们认为合格的神父为主教，有些教区，突然冒出了两名或三名主教，造成混乱。这些主教理所当然地秘密祝圣神父，他们并不需要认真学习神学与伦理学或其它学科，更不需要长期考核，他们说，抢时间也，一时中国教会颇为混乱，这是罗马圣部所始料不及的。
我每星期日下午按时去北关师家听告解。有时举行圣祭，有时参与其他神父的弥撒（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已有梵二会议，也不知道礼仪已改革），我认识了好多热心的教友，其中我最熟悉的除了主人师家外，认识了赵家和宋家。赵先生住在北关桥旁边，是个打铁工人，为人耿直、豪爽但脾气急躁，对他的母亲很守孝道，在家中是老人说了算。赵先生的太太姓王，很贤惠，上面孝敬婆婆，下面要教育四个女儿和一个最小的儿子（祖母极溺爱他），还要侍候丈夫，任劳任怨，从无怨言，真是女性中的楷模。大女儿叫建新，非常懂事，下课后出去拣破砖，卖给人家，贴补家用，小女儿叫丫丫，中间的一个叫小红，另一个我忘记名字了。弥撒后他们全家邀我去他们家吃饺子。姓宋的一家，先生是面粉厂赶大车的，他有七个儿女，二女儿叫翠梅，才高中毕业，当时我在保定河北大学兼教法文，每周两节课，每次下课后她骑了自行车等在校门口，接我到她家中吃饭，家常便饭但充满尊敬神父之心，我喜爱这两家人，迄今没有忘记他们。
我回上海后仍和他们保持联系，宋翠梅和赵建新由于信仰天主教，未能考上大学，今天她们的儿女都已大学毕业，确实可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