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间我收到荣德先寄给我的一本最新德文字典，我翻阅一下内有我的朋友GEORGMEISTERMANN的名字，说他是著名的抽象派画家。我很高兴他已出了名，但字典上没有他的地址，我只知道他是SOLINGE地方人，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信封上只写德国SOLINGE市G.MEISTERMANN收，他居然收到了，可见他的知名度，其实他已离开故乡，迁居科隆。但我第二次去信时，信退回说查无此人。其中是否有天主的安排，特意派他们来照顾我，我认为是天主上智的奇妙。一个月后收到了他的回信，他说他们一直怀念我，他又说，曾耐心教我德文的女儿DONATE患了癌症已于1968年去世，遗下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已长大。又说他妻子正在埃及，待她回来后准备到中国看我，一个月后他夫人也来了信，说打算跟一个旅行团来中国看我，又过了一个月他们来信说已定了，过两个星期跟瑞士一个旅行团到北京。我向邹远汇报，邹说：“怎么？好不容易把你的社会关系搞清楚，怎么冒出德国人来，不准。”我说：“他们是著名人士，专程来看我，不让看，恐怕不妥吧。”他说应向上级汇报，邹后来说，公安部政保局副局长刘钧同意了，但当时保定尚不是开放城市，外国人不能去保定。他说：“你去北京和他们聚三天吧。”我先到北京，邹远向我上了一课，详细交代我应该注意的事项。刘钧接见我时却说：“接待外宾，应落落大方，自自然然，不必拘束。说真话，他们了解我们，问你的过去，实话实说，问你国家情况不要说得太好，说过了头，人家反而不信，你有民族气节，我信，你不会把国家事情说得坏，放心！我信你。人家给什么，客客气气收着。”我觉得刘钧这个人水平很高，很佩服他。
他们到的时候我去机场接他们，整整30年未见，一旦重逢，欢乐无比，他们紧紧拥抱我说，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打探你的下落，我们小女儿MONIKA曾在德国驻香港领事馆工作，她也想方设法打探，但都说无人知道你在什么地方。他们住在北京饭店，我说：“我只能陪三天。”他们说：“不行，我们不远万里专程来看你，你必须全程陪同，你的费用我们已代付了。”我向邹远汇报，他转告刘钧，刘说：“既来之，就陪之。”我去国际旅行社，请他们给我安排，他们一口拒绝，说不能，一路上的机票，车票，旅馆房间都已订好，不能追加。我向画家夫妇说了，他们说我们自己去讲，他们两人和瑞士旅游公司的领队和我一起去国际旅行社，接待的人见是外国人来了，就站起来笑脸相迎，说：“这事好办，我们通知各地旅行社增加一个名额就可以。”
他们带给我一个打字机、一架收录两用机、一块够做一身西装的高级衣料、一个古老的十字架、一本德文拉丁文对照的弥撒经本，他们想的很周到，我欣然收下。在北京时，张伯辰在北京烤鸭店宴请了他们，他们很喜欢她，以后来信也总是提起“毛毛”（伯辰的小名）。
第四日我就跟他们的团出发，先坐火车到南京，坐的是卧铺，我过去坐火车总是买硬座的。在南京玩了两天后又去无锡、苏州，到了上海，住在上海大厦。当时这类宾馆只接待外宾，我在走廊里时，一个服务员很不客气地对我说：“你在这儿干吗？快快离开！这儿是你待的地方吗？”我把房间钥匙给他看了，他才不出声。友谊商店也不让中国人进去，我想，我小时，上海外滩公园门口挂了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我们感到奇耻大辱，怎么解放多年，又回到外国人统治的情况呢？我大惑不解。我离开上海20多年，走在大街上感到上海面貌一点儿也没有变，没有什么新的建筑。在上海时，荣德先在静安宾馆宴请了他们，他们特别喜欢朱兆庆，说她就是他们想象中的中国女性。坐火车离开上海到杭州，从杭州去广州乘飞机，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
在广州参观了两天，临走前夕，他们到我房间里来，郑重地对我说：“我们见到了你，放心了，我们想你的国外的亲友，尤其是你参加的耶稣会会士也一定会高兴，回国后我们会去罗马耶稣会总院告诉他们你的近况。”我非常感谢他们的好意。我被捕后一直怀念耶稣会，为全世界的耶稣会会士祈祷，我也深信耶稣会不会忘记我，一定在为我祷告。他们又向我说，你的脸色不好，肯定营养不够，你穿的太寒酸了，我们决定每月汇给你200元，专为你添置衣服，增加营养之用。汇寄你人民币还是马克？我谢谢他们，说还是人民币好。回去后他们每月准时汇200元人民币。当时一个科长月薪才50来元（茅台酒每瓶8元），我变富人了。末了他们拿出2250元外汇券说，他们回国后这些也没有用，拿去用吧，我收下。送他们到广州车站，他们去香港，他们紧紧拥抱我，要我自己保重身体，我含泪看他们的火车驶出车站。他们已为我购买了回上海和从上海到北京的机票。我飞回上海想探亲访友，先后在荣德先、翁方滢、朱兆庆家里住几天。我想去见朱洪声，告诉他应该谨慎，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民政府的掌握之中，但朱拒绝见我，我很失望。陈云棠在他的侄儿家见了我，并请我吃了饭。其间，香港来了耶稣会负责人，要和朱洪声、陈天祥、陈云棠、蔡忠贤等人谈话，他们找了一家自认为极可靠的友人家中开会。据说，会开完，会谈的录音带就送交公安局了。隔了两个月朱洪声等人被捕。有上海教友说，金鲁贤这个叛徒，来上海刺探了朱等情况出卖了朱等人，导致朱被捕。我又蒙不白之冤。朱有一个习惯，凡来信都编号登记存档，凡写出去的信必自抄一份保存。逮捕时这些信件由公安部门搜去。凡和他有关系的人重点审查，甚至被捕。事前友人劝朱小心，他回说：“放心！共产党不敢碰我。”他够疯狂的了。
陪德国友人的15天，是我27年中天主赏赐我的又一大恩宠，这也对我的下半生也起着重大的作用（下卷将提到），我感谢天主。
在上海时，由袁思德神父的妹妹袁思贞陪着，去佘山朝圣，中山堂已开放，山上大堂仍被他人占用。回到北京，刘、邹接见我，我把经过简要汇报，我的外汇券说要上交，邹准备接，刘阻止说：上交什么？给你的你自己用吧，我很感激刘。
回到保定后，我为对我很好的赵、宋两家的女儿买了三辆凤凰牌自行车（每辆150元外汇券）报答他们，他们说，骑了凤凰牌车在街上飞跑很是风光。当时81年的情况就是这样。
不久，我收到画家的来信，在信中他说，他们兴冲冲地专程去了罗马，要求见耶稣会总长，总长叫他的助手JOSEPHPITTAU接见他们，这人厉声说：“我们不愿听到金鲁贤这个名字，他在监狱中投降了共产党，是名叛徒……”我读了此信，心如刀割，友人们不远万里来探望我，耶稣会居然这样对待我！我只能向天说：“天主，你是全知的，你知道我，我相信你，众人抛弃我，您决不会弃绝我，您是最忠诚的，我信您。”
期间，公安部把我们20几名翻译员转成干部，每月工资调整，我从50元上调为70元（我们仍属邹远管理）。德国画家真的每月汇来200元，这样我每个月就有270元的收入。我添了新衣服，每月买些零食，尤其是蛋糕与巧克力糖，可惜好景不长，进一步确证我有糖尿病，已相当严重，小便4个加号，不准再吃甜食，大呼奈何！医生开了病假，让我半天工作半天休息，日子也过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