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于四月十日蒙主宠召，享年七十五岁。以今日的平均寿命来看，七十五岁不能算老，所以我们做子女的即使这两年经常陪着父亲挂急诊、进加护病房，仍然存着乐观的心态，想要等父亲体力稍加恢复就安排他去大陆老家探亲，或者安排上海的亲人来台湾相聚。可惜，父亲还是提早一步离我们走了。这时想起「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只觉得惭愧与无奈。
母亲请求通化街的本堂王神父为父亲奉献了一台弥撒。哥哥是长子，依照传统的习俗为父亲做七，每隔七日就请王神父来家中举行弥撒，一连七个星期日，家人团聚念经祈祷，感觉父亲的身体远离我们，而精神反而更亲近了。从父亲在医院中昏迷不醒两个星期，最后急救无效由医生宣告死亡那一刻起，我心中的情绪十分模糊，悲伤中带着平静，疑惑与信念忽隐忽现。一方面好像很难接受父亲过世这个残酷事实，同时又为父亲的解脱痛苦觉得安慰，而最根本的想法则是：像父亲这样虔诚的教友，一定很快回归天国，得享永福。
或许是对这一点深具信心，我这一个多月以来即使想到父亲也不曾痛哭。然而，回家探望母亲时，面对父亲的遗像，总是忍不住红了眼眶。我想起父亲生平的点点滴滴，越想越是敬爱之情洋溢心中。
父亲是上海徐汇中学的毕业生，二十一岁考取财政部所属的海关灯塔部门，随政府迁台之后就担任灯塔管理员的工作，三十多年间走遍了台湾的每一座灯塔。灯塔的工作并不繁重，主要是由同仁轮流排班守夜，维持灯塔夜间照明的任务；父亲是主任，另外增加一些文书报告的业务。但是，这项职务除了每年两次轮调外岛（如基隆外海的澎佳屿）之外，待遇非常微薄，不足以养活七个子女。父母亲自豪的事之一，就是让这些子女念公私立大专，高国中直至幼稚园，都不曾向人借过钱。那么这些学杂费与生活费是如何支应的？
除了省吃俭用之外，父母亲想尽办法生财，方法包括养猪、养鸡、养鸭、养鹅，向人借田借牛种地瓜，以及合伙经营瓦窑及制面条等等。父亲的英文及法文都不错，打字又快又好，有一阵子他为杨梅教区的甘主教打信封名条（应该是向外国教友请求募捐的资料），以此赚取一些工资。父母亲那时自然也为金钱烦恼，但是他们从来不曾失去信心与希望。其中的秘诀并不使人惊讶，那就是他们的信仰。自我有记忆开始，每逢星期日早上，全家人就换上整洁的衣服走向教堂。望了弥撒之后，教友们闲话家常，神父修女在旁鼓励打气，真有大家庭相依为命的归属感。
父亲在教堂总是特别开心，显得比平时能干。他会做的事还真不少，从辅祭读经到带领唱圣歌，无不中规中矩，娴熟流畅。早期还是以拉丁文做弥撒时，父亲是少数能与神父一唱一和、对答如流的教友。看在我们子女的眼里，实在崇拜极了，同时也深感光荣。以信仰为轴心，生活上的压力不难化解；然而，母亲还是积劳成疾，在五十岁时因脊椎病痛而动手术，结果不甚失跤，自此无法行走。母亲瘫痪之后，父亲只要不出差就亲自照顾，后来更提前八年退休在家全力照顾。二十年之间，父亲为了照顾母亲所耗的心血是无法想象的，但是我们从来不曾听过父亲一句抱怨的话。
父亲常常五点起床，为母亲翻身之后，就走路去通化街教堂望弥撒。回来的路上顺便买些菜，盘算今天有几人吃饭，包括明天孙辈的便当等。他在照顾母亲时，也尽力照顾了孙辈，遇有空闲就拿出念珠来念玫瑰经，所以心情常保平静与喜悦。王神父是善尽牧职的好神父，每星期五都会来家中为母亲送圣体，十数年不间断。父亲在教堂也是热心参与信仰活动的教友，除了固定的宗教节庆之外，一直是圣母军与基督活力运动的成员。王神父说，父亲在宗教节日的读经对白中，总是扮演耶稣的角色。父亲病重后，教友们还向父亲表示关怀，说：「怎么耶稣不见了？」
我这些日子想念父亲时，常为一件事自责，就是没有促成他去欧洲玩。表面上，我们认为父亲为了照顾母亲，既无法分身出国，也不愿一人独游；事实上，还是我们子女不够体贴，没有想办法让父母亲一同出国去玩。我的意思是：父亲在中学时代就能以法文自由与人交谈，天主教又蕴含了丰富的欧洲文化，怎能不让父亲向往呢？但是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从来不知道表达自己的愿望，或争取自己福利，却总是默默付出与尽责。大姐说她不论帮父亲任何一点小忙，父亲都会说谢谢，实在令她觉得不安。身为父亲，他从不教训子女，说子女应该如何。子女做得不好，他加倍祈祷子女做得好，他感谢天主也向子女表示谢意。
我们兄弟姊妹七人都说：「这样的爸爸，去哪里找？」父亲走了，母亲伤心欲绝。我们安慰母亲时，说了许多话，最后大家觉得最真诚也最有效的一句话是：「我们会努力像爸爸那样的照顾您！」母亲听了就安静下来，心里想的究竟是「你们可能做得到吗？」还是「好吧，给你们机会试试！」这就要看子女往后的表现了。愿父亲安息于主怀。
父亲于四月十日蒙主宠召，享年七十五岁。以今日的平均寿命来看，七十五岁不能算老，所以我们做子女的即使这两年经常陪着父亲挂急诊、进加护病房，仍然存着乐观的心态，想要等父亲体力稍加恢复就安排他去大陆老家探亲，或者安排上海的亲人来台湾相聚。可惜，父亲还是提早一步离我们走了。这时想起「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只觉得惭愧与无奈。
母亲请求通化街的本堂王神父为父亲奉献了一台弥撒。哥哥是长子，依照传统的习俗为父亲做七，每隔七日就请王神父来家中举行弥撒，一连七个星期日，家人团聚念经祈祷，感觉父亲的身体远离我们，而精神反而更亲近了。从父亲在医院中昏迷不醒两个星期，最后急救无效由医生宣告死亡那一刻起，我心中的情绪十分模糊，悲伤中带着平静，疑惑与信念忽隐忽现。一方面好像很难接受父亲过世这个残酷事实，同时又为父亲的解脱痛苦觉得安慰，而最根本的想法则是：像父亲这样虔诚的教友，一定很快回归天国，得享永福。
或许是对这一点深具信心，我这一个多月以来即使想到父亲也不曾痛哭。然而，回家探望母亲时，面对父亲的遗像，总是忍不住红了眼眶。我想起父亲生平的点点滴滴，越想越是敬爱之情洋溢心中。
父亲是上海徐汇中学的毕业生，二十一岁考取财政部所属的海关灯塔部门，随政府迁台之后就担任灯塔管理员的工作，三十多年间走遍了台湾的每一座灯塔。灯塔的工作并不繁重，主要是由同仁轮流排班守夜，维持灯塔夜间照明的任务；父亲是主任，另外增加一些文书报告的业务。但是，这项职务除了每年两次轮调外岛（如基隆外海的澎佳屿）之外，待遇非常微薄，不足以养活七个子女。父母亲自豪的事之一，就是让这些子女念公私立大专，高国中直至幼稚园，都不曾向人借过钱。那么这些学杂费与生活费是如何支应的？
除了省吃俭用之外，父母亲想尽办法生财，方法包括养猪、养鸡、养鸭、养鹅，向人借田借牛种地瓜，以及合伙经营瓦窑及制面条等等。父亲的英文及法文都不错，打字又快又好，有一阵子他为杨梅教区的甘主教打信封名条（应该是向外国教友请求募捐的资料），以此赚取一些工资。父母亲那时自然也为金钱烦恼，但是他们从来不曾失去信心与希望。其中的秘诀并不使人惊讶，那就是他们的信仰。自我有记忆开始，每逢星期日早上，全家人就换上整洁的衣服走向教堂。望了弥撒之后，教友们闲话家常，神父修女在旁鼓励打气，真有大家庭相依为命的归属感。
父亲在教堂总是特别开心，显得比平时能干。他会做的事还真不少，从辅祭读经到带领唱圣歌，无不中规中矩，娴熟流畅。早期还是以拉丁文做弥撒时，父亲是少数能与神父一唱一和、对答如流的教友。看在我们子女的眼里，实在崇拜极了，同时也深感光荣。以信仰为轴心，生活上的压力不难化解；然而，母亲还是积劳成疾，在五十岁时因脊椎病痛而动手术，结果不甚失跤，自此无法行走。母亲瘫痪之后，父亲只要不出差就亲自照顾，后来更提前八年退休在家全力照顾。二十年之间，父亲为了照顾母亲所耗的心血是无法想象的，但是我们从来不曾听过父亲一句抱怨的话。
父亲常常五点起床，为母亲翻身之后，就走路去通化街教堂望弥撒。回来的路上顺便买些菜，盘算今天有几人吃饭，包括明天孙辈的便当等。他在照顾母亲时，也尽力照顾了孙辈，遇有空闲就拿出念珠来念玫瑰经，所以心情常保平静与喜悦。王神父是善尽牧职的好神父，每星期五都会来家中为母亲送圣体，十数年不间断。父亲在教堂也是热心参与信仰活动的教友，除了固定的宗教节庆之外，一直是圣母军与基督活力运动的成员。王神父说，父亲在宗教节日的读经对白中，总是扮演耶稣的角色。父亲病重后，教友们还向父亲表示关怀，说：「怎么耶稣不见了？」
我这些日子想念父亲时，常为一件事自责，就是没有促成他去欧洲玩。表面上，我们认为父亲为了照顾母亲，既无法分身出国，也不愿一人独游；事实上，还是我们子女不够体贴，没有想办法让父母亲一同出国去玩。我的意思是：父亲在中学时代就能以法文自由与人交谈，天主教又蕴含了丰富的欧洲文化，怎能不让父亲向往呢？但是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从来不知道表达自己的愿望，或争取自己福利，却总是默默付出与尽责。大姐说她不论帮父亲任何一点小忙，父亲都会说谢谢，实在令她觉得不安。身为父亲，他从不教训子女，说子女应该如何。子女做得不好，他加倍祈祷子女做得好，他感谢天主也向子女表示谢意。
我们兄弟姊妹七人都说：「这样的爸爸，去哪里找？」父亲走了，母亲伤心欲绝。我们安慰母亲时，说了许多话，最后大家觉得最真诚也最有效的一句话是：「我们会努力像爸爸那样的照顾您！」母亲听了就安静下来，心里想的究竟是「你们可能做得到吗？」还是「好吧，给你们机会试试！」这就要看子女往后的表现了。愿父亲安息于主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