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让我选择，我是宁可坐在书桌前翻阅图文并茂的名胜古迹，也不愿长途跋涉亲自走访这些伟大的景点的。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种说法，对我似乎不起什么作用。原因何在？大概不能全部归咎于懒惰。
我是务实的人，不做没有把握的事。若要前往某处旅游，一定要好好准备，就其地理环境、历史背景、文化特色，研读相关材料，务必要使自己产生熟悉感，以求到了现场可以很快融入其中。若非如此，则设法在一个地方居留数月，从生活中的细微末节去体认异国或异地的独特风味。我最近即将在天下文化公司出版的 【那一年，我在莱顿】，就是荷兰之旅的结晶之一。
眼看着千禧年接近尾声时，心中盘算的是廿一世纪的新生活策略，就是减少演讲的奔波与劳累，认真念些书与译些书。正在此时，竟有机会赴罗马一趟，实在让自己都觉得诧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国驻教廷大使戴瑞明先生是一位勇于任事的外交人才。目前我国在欧洲设有大使馆的只有教廷。教廷是天主教的总部，带领全世界八亿信徒，而其所占之地只是罗马市的一隅，只是一座城堡而已。戴大使在教廷是 「中国」大使，因为教廷向来把两岸看成一个中国。名义上如此，实质上担任此一大使职务者依然不易推展工作。譬如，你若公开宴请各国大使，则该国若与台湾没有邦交，通常都会婉拒。理由很简单：保持距离，以免得罪中共。
戴大使于是联络几位态度较为超然的大使，共同发起组成「亚洲大使团」。这个团体的活动是促进文化交流。 「文化」一词在梵蒂冈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沟通符号。教宗的文告里就充满了文化意涵，所谈的常是各文明、国家、种族、社会的和平、友爱与共同福祉。那么，亚洲各国不妨提供积极的建议，至少可以各就其文化背景来呼应教宗的理念。
亚洲大使团于一九九八年成立；九九年召开第一届研讨会，主题是「文明间的对话：走向和平与团结之路」。代表我国发表论文的是沈清松教授。两千年召开第二届，主题是： 「文明间关于人权的对话」，由我代表提出论文。这两届会议各有三篇论文，我国皆不缺席，由此可知戴大使如何勇于任事了。兹以我自己为例说明。
像我这么排斥旅行的人，究竟是怎么被说服去开会的呢？戴大使很有耐性，先后传真五、六份资料，打了六、七通电话，告诉我他是如何构想整件事的，讲到最后让我觉得好像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若是还执意拒绝，简直是罔顾民族大义了。一冲动就答应了；一答应就后悔了。试想：会议订于十二月中旬，年关将届，学校尚未停课，并且立即就须准备一篇英文论文；然后，在约定的日子，一星期之内要搭乘来回卅四个小时飞机，而上场发言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五分钟。
大使为了增强我的动机，预先传真一份行程表，意思是我在会后可以参访名胜古迹，包括庞贝古城，那坡里，苏连多，罗马四大教堂，佛罗伦斯，百花大教堂，梵蒂冈博物馆，西斯汀教堂等。哲学系的两位助教看到这份传真资料，不禁羡慕之至。我心中想的是：到时候再说吧！如果太麻烦就算了。
我的猜测并没有错。我抵达罗马的当天晚上就是举办研讨会的时间。又要调整时差，又要准备英文讲词，实在很辛苦。第二天，大使馆的丁秘书带我拜访梵蒂冈中文电台，不仅得遇卅年前的学长江国雄副台长，而且接受一连四集的访问。第三天上午，丁秘书带我拜访罗马大学汉学系马西尼教授；下午再转到传信部「信仰」通讯社与社长晤谈，并承他邀请写一有关孔子人生信念的小文章，列入大陆的通讯稿中。第四天起应该是轻松的旅游计划了。戴大使以他一贯认真的表情说：「我们会找旅行社，安排你参加固定的旅行团，有英文讲解的导游。这些外地每天来回大约六、七小时。」我听他这么说，自然露出尴尬的笑容，心里想的是「Give me a break！」饶了我吧！
幸好，大使口中的旅行社负责人，正是我卅年前的另一位学长蒋廷信。廷信与我情同手足，知我甚深，早就提醒过了丁秘书，说不必担心为我安排旅行的事。我既然来到罗马，达成了既定的任务，接着应该让我自在一些了。我的要求很简单，只有两件事：一是去梵蒂冈旁边的圣物商店，买一些精美的圣像，以便分赠亲友；二是开车绕行罗马一圈，对各个古迹行注目礼。
离开罗马前夕，大使约我晚宴，被我婉拒了。那几天与亚洲大使团等人的数次宴会已经无可挑剔了。我选择与老友相聚。蒋廷信于是约了江国雄与姜仁棠一起请我，可惜江兄另有要事。姜仁棠也是我卅年前的学长。这顿饭真是很有兴味，大家谈的是昔年趣闻，穿插着许多老朋友的消息，情绪时而感慨，时而欣喜，时而怅然。卅年实在不是一段短的时间呢！能与老友欢聚，使我的罗马之行画下完美的句点。当初我在考虑要不要接受邀请去罗马时，心中也曾闪过 「可以见见老友的念头」。后来才发觉，对我而言，这个动机其实是更重要的，是值得我长途跋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