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Philosophy）一词，往往给人抽象的感觉。如果由字源来看，它的希腊文是指「爱智」。既然称为爱智，就表示这种活动一直在进行中，虽然以智慧为对象，却永远无法真正获得智慧。苏格拉底说：「我非智者，爱智而已。」正是此意。柏拉图进一步说明：人无法享有智慧，是因为身体的限制。身体的感官只能把握事物的外表现象，至于本能、冲动、情绪、欲望，则与永恒而美好的智慧更是背道而驰。于是，哲学家为了达成爱智的目标，必须努力「练习死亡」，亦即「死于身体，以求活于心灵」。只有摆脱身体的控制，心灵才可能向上提升，领悟柏拉图所向往的「理型」的世界。
为了明白「爱智」，可以先分析「爱」这个字。希腊文的「爱」有三种说法：一是友爱（Philia），二是情爱（Eros），三是博爱（Agape）。友爱是温和而理性的，虽有欲望但少冲动，更不会盲目而行。情爱生于本能，显然比较原始，现在这个字常用来描写男女之间狂热的恋情。至于博爱，则是宗教界所熟悉的名词，因为它超越了本能，也不求个人利益，而是受到神启之后的伟大表现。那么，哲学所谓的爱智是哪一种呢？答案很清楚，是友谊之爱。有爱而无情绪上的狂热，既温和又理性。与理性相对应的「真实世界」，就是理型。
许多人以为柏拉图的理型是一个人心中想象而成的，亦即纯属主观的产物，于外在客观世界并不存在，而且离开了思想的主体也无法单独存在。这种看法是不对的。依柏拉图所说，我们在世间所见的一切所谓客观存在之物，无不经由「感官」才被我们所知；但是，感官所得的东西不是一直在变化中吗？既然在变化，又怎能说是可靠呢？因此，真正可靠的、永恒不变的东西，显然以理性去把握。理性由于认识了真实之物（理型），才能以它为典型来判断感官所见所闻的是什么，并且由此分辨真伪。譬如，我见一个人勇敢救人，那么，我必须先对「勇敢」的理型有所认识，才能判断他是勇敢的。换言之，我们只能看到勇敢的具体行动，如果要理解什么是勇敢，则须知道「勇敢之所以为勇敢」，亦即勇敢之理型。
那么，柏拉图的说法究竟对不对呢？一般而言，哲学家的理论一定有其依据，亦即「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是问题在于：这套理论适用的范围未必是普遍的。理型论用于人类的价值世界（如真、善、美、正义、节制、虔诚、勇敢等），可以说得透澈；但是用于日常生活的世界，则有脱离尘俗的倾向。当然，就人生难免一死，最后只有灵魂继续存在而言，柏拉图可以自圆其说；但是，这样一来，人生真的成了「练习死亡」的过程，岂不是言过其实吗？难道人生所具体经历的一切，都是虚幻不实的？这种观点与一般人的体验，似乎颇有差距。事实上，在柏拉图创办的学院中学习达廿年之久的亚里斯多德，在他自己的哲学体系中，就对恩师的立场加以修正，并且开展出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研究的初步规模。
西洋哲学史的演变与发展，就在各种理论此消彼长的接力赛中，亦即在爱智的道路上向前奔驰。欧美先进国家的中小学生已经接触了这一套资料，逐渐培养成独立思考与深度反省的习惯。譬如，近年大为畅销的《苏菲的世界》，在台湾也有不少读者。它的内容是描写一位十四岁的小女孩学习了解西洋哲学的过程。十四岁只是国中二年级的阶段，但是我们的大学生们在读过这本书后，有多少人看得懂呢？所谓「看得懂」，是针对书中直接引述的哲学理论而言。这些理论都有各自的时空背景与参考经验，现在截取一段放在书中，当然不易看得懂，更何况还有翻译上的问题。哲学作品的翻译最常给人的感受是：「凡是读得懂的地方，都不太重要；凡是重要的地方，都读不太懂。」
同样的，最近出版的另一本书，叫做《哲学家的咖啡馆》。这本书是一位十一岁的德国女孩，在两年之内与一位老师通信的资料。信中虚拟了一间咖啡馆，其中来往的是西方历代的哲学家。小女孩以她单纯而清晰的思考能力，针对某些哲学家的说法，提出质疑与讨论，结果竟然使这些古代大哲人喜出望外，甚至深受启发。此书据说出于真人真事。台湾的出版社还打听出这位女孩现在十八岁，正在牛津大学研究哲学。在我们看来，好像有些不可思议，试问十一岁的小孩最多可以背诵《论语》等经典，但是能够以自己的言语去进行讨论吗？
这其中还常牵涉到中西哲学的差异问题。西洋哲学的特色是爱智，所以一向鼓励开放型的思考，因为没有人可以宣称拥有智慧。但是，中国哲学的特色是「求道」，这个道又与生命安顿有关，因此比较忽略开放型的求知或研究态度。一讲起「道」，当然要「以先知觉后知」，学生跟着老师亦步亦趋，认真打好基础了。若是在过程中，添加太多自己的体验与观念，就可能出现偏差。西方哲学百家争鸣的现象到今天依然存在，而中国哲学好像再努力也出不了儒家与道家这双轨所形成的路线。两者很难说是谁对谁错，也许应该互相参考、彼此琢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