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忧郁的星期一」之说，大概是因为这一天人们又须回到工作岗位，好像神话中的西齐弗斯不得不继续他那推石上山的任务：石头推到山顶后，又会自动滚回山脚，西齐弗斯周而复始的惩罚，永远没有穷尽之日。
不过，我在十一月五日的星期一，所体会到的是另一种感受。我一早到学校研究室时，已经有两通电话留言。一是刚刚去世的朱仲祥的太太留的话，说是希望我去送仲祥最后一程，要寄给我讣闻。二是一位中年读友留的话，希望我能回个电话。
我回电仲祥的「热爱生命工作室」，是助理接的。我请她将讣闻寄到台大哲学系来，在问明了丧礼将于十一月十六日举行时，我查看记事本，那一天我在高雄有两场演讲。不过，我答应会先去致意。仲祥是我十多年前认识的年轻朋友。他身体残障，但是不仅求生意志坚强，而且活得很充实。他三十岁以后，能靠公开演讲「自力更生」，还成家立业，创办工作室，以言与行鼓励及振奋了许多人。我在演讲中，常常以他为例证，表示肯定及推崇之意。
我与仲祥算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在精神上属于盟友，互相知道对方在关心自己，但是平日并无什么往来。现在他走了，我却觉得相当不舍。医生说他的状况能活到二十岁就不错了，而他享年三十有六。毕竟，这还是太年轻、太年轻了。他一定还有许多梦想未曾实现，以我与他的交往，还不足以认识这些梦想层次的内容。即使认知，我又能做多少来安慰他的灵魂呢？我不知道。这是我的「忧郁的星期一」的第一个原因。
接着，我回电那位中年男士。他的声音透露了沮丧的心情。他说：儿子因为犯案被判管束，最近吸毒又不承认，使他万念俱灰，不知活下去有何意义。他看我在书上写的东西很有道理，所以打电话来请教。
我明白表示关心之意，但是也清楚告诉他：我不是专业的辅导人员，我写的或说的或许有些道理，但是遇到个案上的问题，未必有足够经验来提供有效的帮助。其实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觉得一本书写得不错，那么不妨多看几遍，而不必急着找作者一谈，因为作者所知道的往往已经写在书中了。如果要实际进行个案的协谈与辅导，那么作者能否胜任，就全然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介绍一个基金会的负责人给他，请他考虑要不要打电话去试试。然后，我匆匆赶着上十点到十二点的课。
到了傍晚，想起这事，心有未安。我询问基金会的朋友，是否收到类似的求援电话，答复是没有。我心中有些懊恼。我曾宣称对两种信件要立即回应。一是询问有关「矫正口吃」的，二是暗示「想要自杀」的。
以口吃来说，我曾是严重患者，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二，在公开场合没有说过一句完整的话，「是不能也，非不为也」。心中的自卑与痛苦，没有人会理解的。幸好我以用功念书来缓和自闭症的压力。后来我对口吃者特别愿意帮忙，原因在此。但是，多年下来，因口吃而向我求助的不下十余位朋友，而我所能提供的，不论资讯或技巧，都仅仅限于自己贫乏的经验。长期下来，我在这方面并无成就感可言。最后剩下的只有「我能，你也能」之类单纯的打气。我于是更加相信：任何想要助人之心，都需要「专业」的训练，否则成效有限。
再以自杀来说，这向来是心理辅导或咨商治疗的首要挑战。如果读者是写信给我，提出特定难题；我一定立即针对这个难题，设法劝他从不同角度去思考。写信时，时间与空间都有一些区隔，并且我认为：读者既然写了信，那么在他收到回信之前，一定不会轻举妄动。他一旦收到信，光是收到信这件事就足以向他证明：不是没有人关心他，他更应该珍惜自己。就此而论，我喜欢写信。
但是，打电话就不同了。耳中听到沮丧声音，我很难保持超然的心情，并且以冷静而理性的口吻来与他交谈。他的心情立即影响到我，我忽然变得口拙，什么大道理都说不出来了。如果他在我眼前，我也许可以拍拍他的肩，陪他坐着，听他诉苦；他若是沈默，我也不妨安静片刻，只愿他知道像我这样一个与他素不相识的人，也真心关心他的感受。我不了解他的苦，但是却愿意分担一点他的愁。如果有办法，我会让他知道以下几点：一，人间原本不是天堂，苦多乐少是正常的；二，自古以来，像他这么苦的遭遇其实不在少数，在承受痛苦时，也是成长的契机。三，在任何状况下，都不要放弃希望，也许明天，也许明年，一切都不一样了。
如果他有宗教信仰，情况必然比较乐观。「没有任何苦是白白受的。」「一天的苦够一天受了。」我特别喜欢耶稣的一句话：「你们劳苦和负重担的，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得到安息！」在信心与盼望中，我们将会发现自己其实还有爱的能力。中世纪哲学家奥古斯丁说：「有多少力量，就有多少爱。」我佩服这种观点，有时还加以引用，说：「有多少爱，就有多少力量。」若想化解忧郁，大概除了发挥爱心，很难找到立即而有效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