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休二日实施之后，关于放假的问题成为大家关心的焦点。譬如，台湾大学的行政会议决定取消今年的春假，并且连行事历都印发给老师了。不料在寒假前的一次校务会议中，有几位教授与学生代表陈情，认为取消春假的理由不够充分，要求校方重新考虑。陈情者认为：学生真要用功读书，是不会在乎那几天假期的；反之，学生若是不用功，一年到头都不放假也未必能办好教育。
这样的陈情如果生效，这样的逻辑如果站得住，我们好像也缺乏充分的理由办学校了。因为你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说明有人靠自学成功，同时另外许多人则是经过完整的学校教育而最后一事无成。
学生在课堂上问我对「该不该取消春假」的看法。我的回答是：这是制度问题，涉及合理性及适用性，本身并无所谓「该不该」的问题。所谓合理性，是指现在已经周休二日，全年上课的时间减少了，还有必要放春假吗？所谓的适用性，则是指大家是否习惯不放春假而言。以前放春假总是配合一个民俗节日，就是清明节。现在清明节依然是国定假日，而春假则不妨功成身退。如此看来，坚持要放春假的人似乎居于劣势。
不过，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今天的社会，任何事情不论合法或非法，也不论合理或不合理，只要有人挺身出来拉布条抗议，就会受到慎重的对待。沉默的多数遇到激情的少数，不但溃不成军，甚至毫无招架之力。影响所及，大家为了求生存、求发展，也开始向激情的少数看齐，遇到自己关心的事，就在言语与行为上变的愈来愈偏激了。在这种风气下，息事宁人成为执政者的上策，而社会所要付出的代价，则是大家因为是非混淆而感觉深度的苦恼。
如果是非不明，就表示许多事无所谓对错，只看你「敢不敢」做而已。以前年轻人的口头禅是：「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现在的新趋势变成了：「只要我敢做，有什么不可以？」谁先做，谁就赢，反正话由人说，有理无理都是理。如此一来，谁还愿意坚持大是大非？谁又有资格宣称自己所坚持的是正确的言行？
表面看来这是解脱与解放，事实上当一切都变的无所谓时，人们开始觉得茫然和苦恼。心理学家认为，完全的放任或热情，如果没有形式或限制的配合，是无法产生创造力的。罗洛‧梅（Rollo May）在《创造的勇气》（中译本，立绪版）一书中，特别以写诗为例，说明形式（亦即明确的限制）在创作上的重要性，他说：「当你写诗时，才会知道：既然一定要将你所把握的意义嵌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你就必须在自己的想象中，找寻新的意义。你排除一些陈述方式，你选择另一些方式，总要设法重新形成这首诗。在你形成它的过程中，你找到了新的意义，其深刻程度超过你所曾梦想过的。形式并不是在你的诗装不下某种意义时，就将意义截长补短的办法；它是发现新意义的一个帮手。它所提供的刺激，可以使你浓缩你要表达的意义，简化它，净化它，并且在一更普遍的层次上找到你愿意展示的精华。如果莎士比亚的悲剧不是以十四行诗的商籁体撰写，而是以无韵诗写成，它又能在其中表达多少意义呢？」（一五二页）
写诗有写诗的固定格式，作文有作文的体裁规定。如果执意要求解脱与解放，胡乱写下一段文字，「又能在其中表达多少意义呢？」一条河流的形成，需要流水与河岸的配合。流水再怎么丰沛，若是没有两岸的「限制」，就根本成不了一条河，也无法流到远处。太阳光一照，地面上再多的水也会被蒸发掉。如今社会上看起来蓬勃发展的生命活力，如果排除固定规范的「限制」，结果也会像没有两岸限制的流水，到处泛滥而最后难免于枯竭的命运。
那么，什么是我们应有的基本限制？首先，要排除一种错觉，不宜认为「只要能做的、敢做的，都是可以做的」。其次，在面对社会上既定的规范时，要设法理解这些规范是为了维持整体的秩序与和谐。谁若违犯这些规范，就须接受适当的处罚，不必喋喋强辩。
转向积极的一面，我们首先要画分公领域与私领域；在公领域的限制很楚，而在私领域则较有弹性，其原则是不对别人造成困扰。譬如，我喜欢半夜起来听音乐，但是却不能干扰别人的睡眠。这时不妨带上耳机，就可以两全其美了。周休二日之后，私领域所占有的时间大幅度增加，这时最急迫的需要是：认识自己的兴趣、嗜好，以及人生中更深刻的愿望。当更多的选择机会出现时，如果未能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所要的是什么，结果不但将会浪费大量时间，也将会陷于「对自由恐惧，对自己不满」的困境。
我在台大教书，总会在开学时规定学生「不准缺课」。学生在开始时偶有抱怨之声，但是到了学期结束时就会表示：由于老师的严格要求，他们认真上了这一门课，并且觉得颇有收获。学生如此，成年人也一样。完全放任的自由是一个幻想中的概念，不但难以捉摸，并且一旦付诸实现，必定对自己也对别人造成困扰。关于是非与分辨，也可能出现「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后果。可不懂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