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在辅仁大学参加一场研讨会，主题是：「宗教与科学之间─中华文化脉络观点」。所谓「中华文化脉络」，就是从传统的儒家、道家、佛学、民间信仰的背景，去省思其中的科学意涵。
这样的省思有什么结果呢？且以我所代表的角度作个说明。我从儒家观点提出一篇论文，主旨在说明孔子、孟子、荀子等人的「逻辑与认识方法」，其特色在于：兼顾人对「名实」与「名分」的双重要求，并且总是注意人生的整体问题。影响所及，中国古代科学侧重技术应用，难以独立为专业研究的领域。
这种特色早已是历史上的客观事实，是好是坏都已经过去了。不过，与会者有几位外籍学者的看法值得商榷。在他们看来，「科学」所指的仅是近代西方科学革命以来的那种辉煌成就。于是，像中华文化或其他古代文化中的科学表现，最多只有「伪科学」（貌似科学）的水平。就此而论，可以参考的是以下二点：一、近代科学「为什么」在西欧兴起？二、中华文化中的科学真的只是伪科学吗？
如果先规定「科学」一词是专属近代西方所有，其他时空中的人当然只剩下伪科学了。就像先规定西方交响乐才是正统音乐，然后其他时空中的音乐当然难登大雅之堂了。这样的想法合理吗？事实上，科学是人对自然界所采取的观点、态度与利用方式，其目的在于「厚生」：增益人类的生活与生命。如果同意这种观点，就不会盲目崇拜近代科学了。
关于中国传统科学的问题，英国生化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以五十几年的时间，写了几十册书，全名是《中国科技文明史》，台湾商务印书馆已经印行了其中一部分，我们只能以「望洋兴叹」来形容。李约瑟的研究心得很清楚，也就是他一直在强调的：中国的科技（兼指科学与技术）在公元1500年以前，领先全世界。这一点已经是学术界的共识与定论。推究其因，主要是中国很早就形成统一的帝国，并且后来只有改朝换代，而没有真正的亡国灭种，以致科技发展可以累积成果。
但是，为何从十六世纪起，中国就落后了呢？事实上，中国并未落后，而是西欧出现了石破天惊的科学革命，从此一跃而为科学先锋，带领人类进入现代世界。因此，与其探讨中国为何没有赶上这股潮流，不如思考：近代科学何以在西欧这个地方发生？就此而论，我主要依循英国哲学家怀德海（A.N.Whitehead）的看法。他在《科学与现代世界》（中译本，立绪版），特地指出：由于西方文化二千多年的酝酿与准备，最后才得以开花结果，形成近代科学革命。他所谓的准备期，主要有三个阶段的重点，就是：希腊的悲剧，罗马的法律，以及中世纪一千多年的基督信仰。乍听之下，我们很难把悲剧、法律、信仰，与科学连接在一起。怀德海的意思是：一、希腊悲剧的主角其实是命运，在命运的安排下，任何个人的意愿与情绪都必须退居幕后，由此造成的心态是减少主观的一厢情愿。二、罗马法律的特色是先作原则的规定，再依演绎法推出一切合理的细节，并且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因果关系的联系是超出任何个人的意志之上的。三、基督信仰提醒人们，上帝无所不知也无所不能，因此一切事件都不是没有理由或没有根据的。既然如此，我们对自然界本身的规律，不是会采取尊重的态度吗？与其设法改变它，不如努力理解它，找出它的原则与规则。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怀氏称之为「科学心态」。西方人是由悲剧、法律及信仰的长期培育，才塑造成这样的心态，然后在近代条件成熟时，开出科学的花果，自此傲视全球。
了解以上二点之后，不妨继续思索：现代科学所带给人类的好处固然很多，但是难道没有后遗症吗？光是一个「复制人」的议题，恐怕就会聚讼纷纭了。至于现在大家都离不开的电脑与网路，对人类而言不也是利弊互见吗？因此，我听到盲目推崇科学的言论，都会感到忧心。换言之，像儒家那种比较周全的看法 ，不是也有一定的道理吗？毕竟人的生命是个整体，并且总是在寻求「意义」，而科学对此可谓无计可施。
话题一转，有位外籍学者说：中国传统的宗教也有「伪宗教」的问题。这真让人不知从何说起。我只想简单说明孔子的宗教信仰。孔子不是宗教家，所以从不主动谈论生前死后的题材。他个人明白表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意思是：若是得罪了「天」，就没有祷告的对象了。天是至上神，至为明显。所以，孔子对一般鬼神的态度很明确，就是「敬而远之」。他在两度遇到生命危险时，都明白以「天」为诉求对象，表示他的一生是在奉行天命，所以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并且即使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孔子是哲学家，「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于信仰，他珍视为个人与天之间的亲切互动，既不必也不宜向一般人（包括他的弟子）多作说明。只要仔细阅读，不难发现《论语》中有许多关于孔子信仰的资料。可惜的事，许多学者成见已深，所说的孔子早已不是孔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