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耶稣会生活七年，誓言奉行贫穷、贞洁、与服从耶稣会总会长谕令，之后，我改头换面，成为一个企业人。离开耶稣会的那个星期五下午，我的角色典范是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耀拉 ，他的著述提醒我们这些神学院学生“要爱贫，因为贫穷是修道生活的坚固保护墙”。
三天后，星期一，我在投资银行界展开全新的职业生涯，也有了新的角色典范。一位投资银行的常务理事对着亟欲揽的英才，为这一行许下一幅令人垂涎的美景；他说，进入这一行能使人“富有得连猪也疯狂”。我始终无法想象“猪也抓狂”究竟是什么景象，但我确实明白他的意思。
一开始，我保持低调。一切事物对我而言都那么新奇，令我应接不暇。即便随意几句闲聊，也让我警觉自己的背景与摩根的那些新同事们确实有些不同，而这还是最客气的说法。当同样都是新进员工的大伙们欢聚一堂，相互吹嘘着那年夏天情场追逐的丰功伟绩时，我能谈些什么？是做了我最后一次整周守静默的避静（灵修），还是我买了第一套不是黑色的服装？
能够在离开一个“行业”顶尖的组织发后，随即进入另一行数一数二的组织，实在是我莫大的福份与荣幸。在我服务摩根投资银行 的十七年间，除两年例外，这家公司每年高踞《财富》（Fortune，或译为财星）杂志最受推崇金融公司排行榜的榜首。我得赶紧声明，我加入摩根、与摩根的辉煌成就这两件事，纯属巧合，而不是因果关系。
领导的挑战
“摩根金融帝国”尽管势力庞大，我们仍必须在一长列的各种挑战中苦苦挣扎，而这些挑战，无论对摩根或对投资银行业而言，没有一项是独特的。一个核心议题再三反复地困扰着我们：如何从我们的团队中培养领导人才，使摩根能在这个竞争剧烈的行业中取胜。我曾以常务理事的身份在东京、新加坡、伦敦与纽约为摩根公司服务，发现我们面对的领导挑战并不因地理位置而有所不同。我同时也有幸，得以接连在公司的亚太、欧洲与投资金融等几个管理委员会 服务。在这些工作岗位上，无论出身修道院的我，以及我那些出身世界一流商学院的管理委员会同事们，都必须应付招募与塑造胜利团队的同样挑战。
我们聘用的都是聪明绝顶、抱负远大、意志力双坚强的一时之选，汤姆·尔夫 在《走夜路的男人》创造的名词“天之骄子” ，正是这批菁英的写照。而且，如同渥尔夫书中那位主人翁，我们的天之骄子也经常惨遭败绩。仅凭才赋与雄心壮志，未必能成就长远的功业。许多新起之秀仿佛流星陨石般划过摩根的星空：一开始，在以新进可造之材的身份，接受公司交付的数字处理任务时，他们光华灿烂。但一旦跨入公司领导境界、面对“成人”任务的挑战时，他们却骤然光芒尽逝、陨落长空。要他们做重大决策，一些人吓破胆，另一些人呢，若是没和他们商量便做决定，他们绝不善罢甘休。有些人在只需管理数字的情况下做得有声有色；可惜他们的管理长才在会思考、有感情的人身上施展不开，毕竟与计算机报表相形之下，人是比较难以操控的。讽刺的是，尽管他们最初所以投身这一行，看上的正是投资金融业迅速变化的步调，后来令他们受不了的正是变化与承担个人风险（当然，富有得连猪也疯狂的美景也让他们心向往之）。投资金融业不仅具有高度周期性，也因袭卷整个业界的结构性变动而动荡：当我离开摩根时，美国十大银行都已历经转型性的整并，无一得以幸免。
在我们这行，改变和整并如同家常便饭，最后仅有少数几家银行会成为赢家。而且这些胜出银行的员工应该是能够冒险与革新，能够顺利推动团队合作与相互激励，能够不仅应付改变、还能刺激改变。一言以蔽之，领导决胜负。
在摩根，我们总是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行动，以营造我们需要的思维与行为。就在一次这样的行动过程中，一束小小的灵光在我心中闪过。当时摩根正在建立所谓“360度回馈 ”，这在当年是一种划时代的先驱作法。根据这项新制度，员工的年度绩效考核不仅纳入直属长官的意见，部属与同侪的看法也将纳入其中。我们得意非凡地拍着胸脯，夸称摩根是首开先河、大规模实施这项“最佳实务”的少数几家公司之一。
但实情果真如此？
我难道不曾在其它地方见过这种作法？在遥远的年代、另一个世界之中，我整天穿著黑袍、视贫穷为“修道生活的坚固保护墙”而甘之如饴的那段岁月，依稀出现在我的记忆之中。耶稣会事业体也有一种类似的360度回馈系统。事实上，早在《财富》杂志多年来推崇有加的摩根投资银行以及其它美国大公司开始建立它以前大约435年，耶稣会已经推出它的360度回馈作业。
一个近五百年的事业体
不仅如此，耶稣会还相当成功地克服了其它一些重大挑战。而时至今天，这些挑战仍然在摩根面前张牙舞爪，仍然迫使许多大公司面对考验。它们包括：如何建立合作无间的跨国团队，如何鼓舞员工创造佳绩，如何使员工常保“应变机动”，并且在策略上保持弹性。
此外，仅管时隔四个世纪，耶稣会当年迈入的大环境，与我们今天的环境也有惊人雷同之处。接二连三的发现之旅建立子欧洲通往美洲与亚洲的永久管道，新世界的市场也随而开放。媒体科技在不断进步：古腾堡 的印刷机，使书籍从奢侈品转变为较为大众化的媒体。随着新教徒宗教改革者对罗马天主教教会发动第一波广泛而持久的“竞争”，传统作法与信仰系统或遭质疑、或遭舍弃。耶稣会事业体就是在这样一种益趋复杂、不断转变的世局中成立；由于当年的世局与今天喧嚣变化的环境颇多类似，耶稣会组织设计人当年奉为要件的思维与行为，同样为现代公司珍视也就不足为奇，这些要件包括：革新的能力，保持弹性与不断调适的能力，订定雄图大志、放眼全球、迅速行动与甘冒风险的能力。
一家投资银行的使命不同于一个修会，这是明显的事实，但当我超越此一事实纵目远眺，上述这些同样明显的类同之处引起我的注视。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思考依纳爵·耀拉与他那几位早期耶稣会伙伴的事迹。我于是越来越相信，他们为塑造敢于革新、冒险、有大志、有弹性、又能放眼全球的领导人，而采行的作法确实有效。而且容我放肆地说，就若干方面而言，他们的作法，比许多现代公司为达到同样目标而采行的作法更为有效。
这束灵光使我有了写这本书的动机。执笔之初，呈现于两个迥异的历史时代之间的这种类同令我着迷。在有关领导、有关如何因应复杂多变环境的事务上，十六世纪的教士能给二十一世纪的饱学之士什么指教？这个极富挑战性的问题深深吸引了我。在完成这本书时，早期耶稣会士能为今人提供的价值与时宜性，已令我完全深信不疑。
革命性的领导
当年耶稣会所采作法的若干要素，在近年来的研究中获得越来越多佐
证，比如自觉与领导间的关系就是一例。我确信，如果罗耀拉有知，对于今人的研究终于能跟上他的直觉一定很开心。问题是我们并没有完全跟上他的脚步，此外，若干耶稣会式的领导风格就像一些引人争议的新构想一样令人不安，甚至遭致人们怪诞、疯狂之讥。举例言之，罗耀拉与他的伙伴们深信，如果能在充满支持、鼓励与肯定气氛的环境中工作，我们会有最佳表现（直到这里，应该都没有问题），于是他劝勉属下的管理者要创建（想到过去在摩根的那些严厉的同事们，写到这里我禁不住诚惶诚恐）“爱心胜于恐惧”的环境。但在接受这种爱的工作环境的构想一段时间之后，我觉得这个构想不仅一点儿也不疯狂，而且非常明智。我希望读者们也能在接受罗耀拉的一些原则一段时间之后，咀嚼到同样的智能。
对我个人而言，这些原则最具革命性意义、最令人耳目一新之处在于，它们针对的不仅是人的职场生涯，而且是整个人生。耶稣会的原则所以能使耶稣会进步，正因为它们能使各个成员都进步。这些原则所本的基本概念是，我们都是领导人，我们的整个人生都充满领导机会。领导不是在大公司身居要职的少数权贵的专属品，领导机会也并非只出现在职场的“台面上”。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一切作为中成为领导人，无论在我们的工作与日常生活中，在教导他人或向他人学习的过程中皆然。而且无论任何一天，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做着各式这类事情。
我有幸能与一些伟大的领导人共事，我坚信依纳爵·耀拉与他的团队也都是伟大的领导人。我之所以注意他们有关领导的理念，这是唯一的理由。罗耀拉虽获天主教会封为圣人，但他与他的耶稣会伙伴都是天主教徒，都是神父，清一色的男性。我尽力避免根据上述的这几个事情判断，为的是仅以一种标准衡量他们，这标准就是：他们领导自己与其它人有多成功。同样，我也要求读者，无论对罗耀拉特定的宗教信仰、或对这个纯男性的组织抱有任何正面或负面的情感，在读这本书时勿请将之抛开。我尽可能去除引证中宗教色彩过于浓厚的直喻与用语；耶稣会士所以成为成功的领导人，不仅因为他们严守特定宗教信仰，也归功于他们生活与工作的方式。而他们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个人效法，无论其宗教信仰是什么。
或许耶稣会士读了本书之后，可能会恼火本书提及宗教的内容如此之少，不过，其它的读者应该不会对书中的宗教内容感到不快。然则，耶稣会之所以成功，正因为它能以现实世界的领导策略把握现实世界的机会。这项成功秘诀为罗耀拉本人所奠立，而遵奉他的教士们也铸下耶稣会的以下格言：“以成功与否全靠自己努力的胸怀工作，但要以一切听凭上帝做主的精神信赖天主。 ”罗耀拉的继任者雷奈斯则以更加明确的说法阐扬罗耀拉的观点：“上帝是可以借驴子的嘴说话，如果驴子真说话了，当然会被视为奇迹发生。我们一旦期待奇迹，就等于在试探上帝。一个欠缺常识、却希望只靠祈祷而成功的人，正是如此。”
我相信读者们终将给予罗耀拉与他的团队公道待遇。再怎么说，事实证明所谓“领导课程”的类型五花八门、包罗万象，连匈奴王阿提拉 、小熊维尼、黑手党经理 、美国开国元勋、以及默片时代巨星斐尔兹（W.C.Fields）等等令人匪夷所思的人物都能提供经营管理的智能，这个领域自必也有十六世纪一位教士与他的伙伴们一席之地。
耶稣会有什么值得效法之处？
耶稣会由十个人在既无资金也没有业务计划的情况下，成立于1540年。但在成立后在短短一个世代的时间内，便扩展成为与同类型组织相较之下性格独特、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事业体。耶稣会士不仅做欧洲君王心腹，与中国明朝的皇帝、日本幕府的大将军、以及统治印度的蒙兀儿王朝的帝王也过从甚密，他们自夸是在商业、宗教或政府实体的影响力无出其右者。但他们的豪情壮志使他们不能满足于出入宫廷，耶稣会士似乎更钟情于冒险犯难、探索帝国的边界。虽然受限于当于欧洲人的世界观，这些探险之旅只能将他们带到世界的尽头，但他们总是在各处边陲不断探索，以了解究竟尽头之处还有些什么。在第一批跨越喜马拉雅山脉进入西藏、第一批逆流直上青尼罗河源流与深入上密西西比河探源的欧洲人中，不乏耶稣会的探险家。
他们在欧洲的伙伴，也在同样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意志力驱策下，以同样无穷无尽的精力，营造了后来成为全球最大的高等教育网络。在全无办学经验的情况下，他们在十年之间竟创办三十余所高等院校，而且运作无碍。到十八世纪末叶，耶稣会共创建约七百所中等与专上学府，遍及五大洲。据估计，在所有接受正统高等教育的欧洲人中，几近20%的人受教于耶稣会。
在欧洲的耶稣会士与他们远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伙伴，以一种荣枯与共色彩浓厚的合作关系，将彼此努力的成果发挥得淋漓尽致。罗马的耶稣会天文学家与数学家，为身在中国的耶稣会士提供技术知识，使他们在中国赢得史无前例的特权与影响力：他们因而成为中国天文局（即钦天监）的负责人、历法改革家与皇帝的私人顾问。在偏远边陲地区工作的耶稣会士，也因为使他们在欧洲的伙伴成为触角遍及全球的学者与开拓者，使这些伙伴的整体形象更加大放异彩，而连本带利地回馈了这些在欧洲的伙伴。法国的耶稣会士自豪地向法王路易十五献上铜版印刷的中国地图全图，这地图是由在中国的耶稣会士遵照中国皇帝之命而绘制的，是全世界第一幅中国全图。透过由全球各地耶稣会士执笔的近一千件有关自然史学与地理学的作品，欧洲的知识分子迫不及待地学习关于亚洲、非洲以及美洲的新知。
他们的成就绝不仅止于学术范畴而已。尽管宗教斗争在反宗教改革的欧洲使新教徒与天主教隆起诚为死敌，疟疾患者却无分宗教信仰，都心情感激地用着草药炼制而成的奎宁，在十六世纪初，安地斯山脉及亚马逊抽原土著即使用金鸡钠树皮治疗高烧，到世纪中期，由耶稣会会士带回欧洲，并广为流传，因此许多人称这种草药叫“耶稣会的树皮”；因皮肤过敏而受苦的人，也因使用耶稣会发明的以安息香为基底的滴剂而受益。这两种草药，都是耶稣会士向新世界的原住民学来的。
这样一个崇尚革新、领域无限宽广的耶稣会事业体依然存在。一度面对其它规模较大修会而显得微不足道的耶稣会，成为世界最大修会迄今已经极为久远。它拥有的两万一千位专业教士，在全球百余国管理两千个机构。耶稣会成立迄今已历450余年；在达尔文式优胜劣败的企业环境中，仅凭如此长寿一项，已足以做为它成功的铁证。耶稣会正稳步迈向第一个五百年；相形之下，在1900年名列全美百大排行的公司，迄今有幸继续存活而欢度百年之庆的，仅得十六家。
这些耶稣会士为什么成功？是什么激发了他们的创造力、活力与革新能力？在这许多公司与组织早已沦入历史迹的情况下，耶稣会何以能够如此飞黄腾达、历久弥新？
成功的四大支柱
令人眼中的领导，往往只是肤浅的技术而不是本质。耶稣会不理会华而不实的领导风格，只重视创造领导本质的四种独特的价值：
·觉（self-awareness）
·智（lngenuity）
·（love）
·雄豪气（heroism）
换言之，耶稣会所以成功，就因为能将成员塑造为具备以下特质的领导人：
·了解他们的长项、短处、价值、与世界观
·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充满自信地创新与调知适
·以一种肯定而关怀的态度与他人交往
·以豪情奔放的雄图激励自己与他人
此外，耶稣会训练每一位新人领导，因为耶稣会相信一切领导都以自我领导为开端。
这种四大支柱的模式，直到今天仍塑造着耶稣会的领导人。而且这种模式还能塑造生活与工作中各种领域的领导人。
本书探讨的，不仅是十六世纪耶稣会所以成功的要件，也包括什么是领导人，以及历代以及我们这一代领导人的塑造过程。耶稣会创始人在创会之初，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世界，在那个动荡多事的年代，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或许不亚于千年的变化。这现象岂不令人眼熟？他们足供我们师法之处甚多，而且在为我们提供这些教益之际，他们的身份不是那些在早已过时的十六世纪环境中处事的专家，而是无论世事变化如何恼人，无论处身任何世纪，都能造就成功领导人、都能创造佳绩的专家。
本书密切观察早期耶稣会成功的要件，并设法将这些要件应用于今天，以供有意学习与采行全人性、有效领导的个人或组织之用。
以下各章将钜细靡遗地探讨耶稣会强调的四大原则，并以取材自耶稣会史上的逸事对每一项原则加以说明。其中有些故事与人们心目中教士这职业的印象相去不远；其它故事则大异其趣。这些故事也不尽然叙述耶稣会士光彩的一面；他们也曾有人违背自己修会所定领导原则的事例，同样也在故事中突显。即使是伟大的事业体也有跌倒的一刻，而耶稣会跌跤之惨尤其谓叹观止。他们高姿态的战术运用与胜利奏凯，固然为他们赢得无数仰慕的信众，树敌之多也几乎同样难以尽数。约翰·当斯 曾在忿恨之余，向汤玛斯·佛逊 大吐苦水：“如果有任何一个男修会罪有应得、应当在人世间与地狱里永远沉沦，则非罗耀拉的那帮人莫属。只是我们的系统标榜宗教自由，却不得不提供他们一个庇护之所。”事实证明，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像美国这个“自由之土”一样宽容大度。到1773年，不断膨胀的反耶稣会势力终于占上风，获得教宗许可，发动在全球各地对耶稣会的全面镇压。数以百讲的耶稣会士或遭下狱。或遭处决；或者在遭驱逐出境后沦为难民，流亡于欧洲各地。（本书第十章对这场大镇压有详尽描述。）
大多数读者已经知道这场惨烈的镇压未能将耶稣就此埋葬。事实上，如果说这世上曾出现过什么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领导事迹，则因这场镇压而转入地下四十年的耶稣会事业体凤凰一般的浴火重生，应该当之无愧。本书有关耶稣会领导的故事，就以耶稣会自成立至遭镇压这段历时两百年的过程中发生的事为取材对象，我自行将这段时期称为耶稣会早期史。
这些早期耶稣会士压根没有想过自己会是领导大啧。他们即便曾提起过“领导”这个名诩，所指的意涵应该和今天的管理顾问运用（领导）一词大异其趣。他们不谈领导，他们只是活在领导之中。本书下一章将详细列举他们独特的领导价值，与今天宗派林立的管理学界流传的各种理论相形之下，他们的价值观尤显特异。此外，下一章也将探讨我们整个社会对卓越个人领导的迫切需求，并且将现代三个流行的领导原则，与耶稣会关于有效领导极为特殊的见解作一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