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会士享有令人称羡的品牌名誉。然而，每个人都知道可口可乐何以著名，一谈到耶稣会，人们联想到的只是一团模糊不清、杂乱无章、互不相干的许多事实、轶事与形象：它令人想到谈判桌上狡猾的对手，因为人们惯常称这类对手为“耶稣会来的（Jesuitical）”；令人想到在越战反战示威活动中，一位神父被抓进警车带走的一幕；也或者让人忆起在萨尔瓦多遭军队屠杀的众多教士。耶稣会也让人联想到高品质的教育机构，包括柯林顿·特朗 、安东尼恩·加利 与卡斯特罗 等人，都是出身这些学府的校友；耶稣会还让人联想到美国大学篮球劲旅，特别是乔治城大学、公撒格大学 、波士顿学院、马奎特大学与底特律·西大学等等，在美国大学篮球联赛终年緾斗不休的那些球队。
耶稣会的十位创会伙伴，不像是一个能凝聚、结合的团体，与十六世纪大多数事业体与组织的领导团队相形之下，这个十人组的多样性浓厚得太多。它是一个由西班牙人、法国人与葡萄牙人组成的大杂烩，其中最年轻的成员比最年长的足足小了24岁。成员们的家族与社会经济背景也是大不相同。伯铎·伯尔是法国贫农之子；方济·勿略是来自纳瓦尔的巴斯克贵族，在他家族的城堡中长大，大可在日后承继丰厚的财产；雷奈斯和沙勿略一样是西班牙人，家境也很富裕。但与沙勿略以及其它成员不同的是，雷奈斯的曾祖父是犹太人，这使他在宗教裁判时代的西班牙，成为严厉的反闪族规范中的所谓“新基督徒”。根据当时的规范和气氛，新皈依的基督徒甚至不能加入规模大一点的修会。也因此，雷奈斯协助创建一个修会的事迹极具反讽意味，而反讽意味更加十足的是，罗耀拉死后，他被伙伴们推举为耶稣会第二位总会长。
这些核心成员是在巴黎大学攻读高等学位期间逐渐走近，巴黎大学是当年全球最富盛誉的大学系统。即使在这样一个精英荟萃人学术圈，他们当中多数能成为其中佼佼者；但尽管如此，他们彼此间在学识智能方面的差距，竟不下于彼此背景的互异。其中一位成员对雷奈斯有这样一段描述：他“拥有极其卓越、几乎超凡入圣的智能，于各门学科都有观察入微、近乎不可思议的丰富知识”。另一方面，雷奈斯本人则不由自主地注意到罗耀拉“在口才与学习能力上的长赋都有限”。
不过，口才与学习能力“才赋有限”的罗耀拉，仍然成为这个十人组的核心。表面上看来，这一小群欧洲最顶尖知识分子，选择以一位完全缺乏传统领导条件、不可能中选的人，做为他们的领导人。罗耀拉当年38岁，以十六世纪人均寿命而言，可说一只脚已经跳进坟墓里了。他的经历让人看不出一丝领导潜能：他的职业生涯曾两度挫，曾两度被捕，还曾与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以及其它当局有过多次争执，而且他没有钱。他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成就，没有明确的展望，没有追随者，也没有计划。
你会为这样一个人效力吗？
两度重生的领导人
哈佛商学院名誉教授亚伯拉汉·里兹尼克（Abraham Zaleznik）曾经指出，“领导人是‘两度重生’的人，他们经历的重大事件，使他们产生一种对周遭环境的隔阂、或疏离的意识。也因此，他们转而求诸于内，为的是以新创的、而非取自他人的认同意识重生”。
依纳爵·耀拉的发履历或许不起眼，但他绝对够得上两度重生的条件。他的首度人生于西班牙北部偏远地区的亚兹裴夏（Azpeitia）展开，这是个距法国边界不远的巴斯克人聚居的小村。罗耀拉家族是小贵族，虽然在穷乡僻壤的亚兹裴夏，贵族身份不能保证豪华的生活，但它确实能带来一些使罗耀拉得以走出这座荒僻小村的政治关系。少年时代的罗耀拉曾为王室司库大臣当随从，这是他日后军旅与宫廷生涯的学徒阶段；处于这个阶段的他，没有浪费时间学习读书与写字这模拟较不重要的技巧，他每天只是尽情学习剑术，沉浸在有如赛万提斯的《唐吉诃德》活灵活现的骑士规范之中。
罗耀拉的自传以及之后出版的一些传记，对他的早年岁月只有最轻描谈写的描述，或许这其间很有道理。为圣徒立传的作者，往往粉饰一位圣徒生平一些比较不那么光彩的细节，为罗耀拉立传的几位作者也不例外。罗耀拉有他的缺点。担任过罗耀拉执行助理的耶稣会士胡安·郎高 ，当然听说一些无意之间流出的故事。而鲍郎高对“皈依以前”的罗耀拉的描绘，已经足够让读者想见其余了：“虽然对信仰十分依恋，（罗耀拉）生活得与他的信仰并不一致，对于罪恶也不回避。特别是在关于赌博、女色与决斗的事情上，他尤其搞得一团糟”。他曾因行为不检而至少一次遭地方执法官员逮捕；这位官员虽基于对罗耀拉家族的尊重，没有详细说明罗耀拉的犯行“极其无礼”。另一们年轻时代的旧识，对当年男性荷尔蒙奇旺的罗耀拉有以下一段回忆：“（罗耀拉）拔出他的佩剑，追着他们满街乱跑。如果不是有人出面制止，要不是他杀了他们中的一人，就是他们将他杀了。”究竟为了什么深仇大恨，使罗耀拉盛怒至极、非杀人而后快？原来是两个路人因通路过窄而撞了他。
火爆浪子
他的第一个职业是军官，结果没能维持太久。它因一场战斗而展开，也因同一场战斗而告终。罗耀拉与他率领的卫戌部队在驻防帕隆纳 的西班牙城堡时，不幸碰上一支兵力强得太多的法军来袭。或许遭到误导，但罗耀拉英勇地集结他的巴斯克人乡亲进行必败无疑的抵抗。抵抗只能推迟必然到来的厄运，但他牺牲了他的军旅生涯、他的自我形象，而且险些牺牲了他的性命：法军的一发炮弹炸碎了他的右腿。
喜欢自称“火爆浪子”的罗耀拉只剩下一条腿以后，再如何火爆，也不复往日雄风。而为了大使馆一截恶形恶状、赫然突出于膝下的腿骨，罗耀拉不得不穿著得极其夸张，只是如此穿著也不能见容于讲究穿贴身长裤的中古宫廷。不过，顽固的罗耀拉不肯就此放弃他在军旅与宫廷生涯的地位，于是找上相当于今天外科整形医院的一家诊所。读者们不妨想象当时情景：在十六世纪的一家诊所，一位可能说是自学出身的“外科医生”，拿着一把在当地所能找得到的最像锯子、最锋利的东西，不屈不挠地截除一块突出的腿骨，而且我们也很可以相信当时没有麻醉师在场。我们很难判断以下两件事，究竟哪一件更令人叹为观止：是罗耀拉作战负伤、大难不死，还是他在那位医生锯子下虎口余生？总之，他历经这两场浩劫且活了过来。这次手术虽对他的外型有所改善，但也造成微跛，使他与军旅生涯绝缘。
罗耀拉的故事就以悲剧小说的必然情节一幕幕展开：少不更事的放浪形骸、个人生涯的危机、严厉的转变经验。但在那些惯见的、常带有浪漫色彩的文字粉饰之下，为再造自我意识与宗旨感，这篇人生故事必须有着更加复杂得多的内心挣扎。他的锯腿手术尽管可怕，或许只算得这段个人再造过程中比较简单的一部份。这次手术持续不过几小时，而沙里兹尼克所定义的两度重生，在罗耀拉身上则持续了几近十年。在愈后康复期间的一次深刻而恒久的宗教信仰大转变，给予他一种精神上的目的，但事实证明，欲将此一目标转换为现实世界的成熟而有意义的作为，还需历经一段苦不堪言的漫漫长路。
在一开始，他读了一些流行的圣徒故事，对书中圣徒们英雄式的苦行事迹向往不已，“他想赤脚徒步走到耶路撒冷，想到吃素，想到效法（圣徒）其它苦行”。对耶路撒冷之行的向往，使他想到此行一路上不能穿鞋，只能吃素，至于其它细节（例如果真到了耶路撒冷究竟要做什么）他显然不很关心。就像任何家人的反应一样，他的家人在听说他的这项奇想之后都惊吓不已，极力说服他打消这个念头，“他的兄弟带他到一个房间，之后又带他到另一房间，苦苦哀求，要他不要这样自暴自弃”。
朝圣者
一切劝说终归无效。他的第二段生涯也于焉展开。在那个时代，一辈子踏足过出生地十里以外的欧洲人寥寥无几，而罗耀拉这次长途跋涉了两千多里。他一路上乞食求宿，经常睡在空旷的郊野，或蜷缩于人家的门廊。一度自负容貌的罗耀拉，曾为整容而甘冒性命之险，但现在的他却又走在另一极端。如他在自传中所述（他在自传中一直以第三人称自称）：“他决定任由（他的头发）自然披散，不梳理、不修剪，也不在白天或夜晚遮盖任何东西。基于同样理由，他不修剪手、脚指甲，因为过去他在这方面也过于计较了。”
尽管罗耀拉绝非第一位前往圣地朝圣的欧洲人，但他的容貌必曾在圣地引起一场不小的骚动。夺命无数的黑死病，当年仍不席卷着欧洲各地城市，让都市居民不断处于警戒与极度焦虑的状态。有些城市完全不准罗耀拉这类流民入城，因为他们提不出证明身体健康的“通行证”。罗耀拉记得一次在威尼斯撞上一名男子，这男子看了他一眼之后“吓得拔腿就跑……猜想他一定是被他的如此苍白吓坏了”。
历经千辛万苦，罗耀拉在长途跋涉十八个月之后，终于在1523年秋抵达耶路撒冷，但仅仅待了三周就遭驱逐出境。对少数孤身觅路而来的旅者而言，当时的耶路撒冷是处险地，而负责监督朝圣从士的修会，也因必须付赎救出一切遭扣押的欧洲人质而越来越愤怒、越来越贫穷。就这样，即使情节发展不那么火爆，罗耀拉的第二段生涯原本是在耶路撒冷度其一生，效法先圣英雄行径，却如同他的第一段生涯一样，也迅速告终。
他垂头丧气地从耶路撒冷折返。一场船难不死之后，他来到威尼斯。又隔了六个月，走了六百里，他抵达巴塞隆纳。时年33岁的罗耀拉展现他的弹性，决定展开他的第三段生涯：与一班不到10岁的男孩一起研讨拉丁文法入门。在许多人心目中，罗耀拉这项人生方向的突然改变，或许是他这一生做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但罗耀拉在自传中只用一句话解释这项决定：“他内心不断思考着他该做什么；最后他打定主竟学习一段时间，使自己有能力协助他人。”
他缓步而前，在巴塞隆纳的方法课程结束后，来到西班牙的奥卡拉与沙拉曼卡，攻读大学课程，最后他抵达巴黎，邂逅后来成为耶稣会创会伙伴的那些人。这位耶稣会事业体的未来“执行长”，终于来到人们公认的、他毕生事业的起始点，只是他这时已经年近40，以十六世纪人均寿命而言，已经一脚踩进棺材里了。
一位两度重生者的个人魅力
怎么会有人愿意结交像他这样的人？至于欧洲最顶尖的一群才赋之士居然愿意与他为友，就更加令人啧啧称奇了。在抵达巴黎以前，罗耀拉行径之奇，单单“古怪”一词尚不足以形容。
毫无疑问，罗耀拉采取的，绝非营造履历最便捷的一种方式。他的人生进程也不能打动任何求才委员会的心：他没有从企业基层逐步而上的经历，没有辛勤耕耘而建立的权力经纪网络，没有一连串越来越高的管理职位，也不具因为拥有政治背景而替企业游说的纪录。
但在以上所述、罗耀拉从帕隆纳到巴黎的七年旅程中，我们漏了他在西班牙小城茫莱撒（Manresa）那段改变他一生机动的插曲。原打算在当地稍停几天的罗耀拉，结果在茫莱撒住了一年。他后来也曾几次回顾，只是一直没有说清楚究竟在茫莱撒遇到什么。但他明白表示那段谜样的经验确实为他带来无比冲击。一天下午，在倘佯于卡陶内（Cardoner）河畔之际，他“茅塞顿开般的澈悟，觉得他仿佛是换了脑子的另一个人”。他继续写道，即使将一生所学加在一起，“他觉得也比不上那一次的领悟”。
这次经验或许不可思议，但并无神奇之处。在这次精神飨宴中，他对自己与这个世界显然有了较前此一生所得、更加透彻的领悟，但这次奥妙的启示，并没有在“我擅长什么工作？”等等这类较为世人的问题上为他带来任何启发。不过，无论传统智能怎么说，人生其实是这样的：自我体认的有些层面所涉及的，不仅是生涯道路的选择而已。罗耀拉在离开茫莱撒时，对今后人生旅途的盘算并不比抵达时清楚，他只知自己已经重新上路，追寻那个模糊不清、不切实际、在耶路撒冷终老一生的梦想。
但事实证明，他在这次经验中获得的，远较神赐的生涯规划更重要、更持久；他也因这次际遇，对恒久领导有了极为重要的澈悟。离开茫莱撒时，他已能深刻了解自己，已能较过去更成熟、更精确地察觉自己的缺失，但同时又能自我珍视，认为在这个似乎远较他来到茫莱撒时更加积极的世界中，自己是个具有独特尊严与天赋的人。虽然他仍继续进行孤身朝圣之旅，自我惩罚行为停止了。例如，他开始认为，梳理头发不是什么大罪恶。当然，总是先有小成才能寄望大成的出现。如果他原本不知道该做什么，这时他更为宏观的目的感和方向感，发挥了类似个人指南针的作用。最后，他有了一种世界观。或者以不那么恢宏的方式而言，他了解到自己应如何切入这个世界，了解到这个世界并非充满敌意。
他之所以能够吸引他的伙伴、甚至能让欧洲最具才赋之士倾心，最主要靠的就是这种自觉。当然，他们一定也因为罗耀拉天赋的领导魅力而倾倒，而这种魅力是无论他的行径多么古怪，也不能完全隐诲的：在帕隆纳集结乡亲、抵抗来袭法军时展现的英雄气概；在无畏万难、完成赴耶路撒冷朝圣宏愿的过程中显示的奉献精神与强悍；以及从军人成为朝圣者、到和一班娃儿一起学习拉丁文、再做大学生的转型过程中，表露无遗的那种进退裕如的调适力。但罗耀拉最能吸引人的长处不是他本身的领导魅力，而是他察觉并启发他人领导潜能的能力。耶稣会创会的每一位成员都异口同声说出，他们如何在罗耀拉亲自引领下进行有系统的自我检讨，从而变得更具活力与专注力，更能明确体认人生目标与自己的短处。罗耀拉以谆谆善诱、诲人不倦的态度，亲身示范这种世人不甚了然、更未能充分利用的人生工具。他不仅掌握自己的长项与短处，还全无保留地慷慨、奉献，引导其它人进行他们本身的自我评估。
罗耀拉的“重生”持续经半，在这段期间，他以一个身无分文的乞者浪迹数千里。但他找到一种方法，使他人无需历经如此创伤、无需如此漂泊经年，也能享有他本人从这段重生过程中获取的自觉果实。他将来身的经验转换为一种包括默想与实践、可供取用的计划，并且称之为神操。他那个国籍与社会经济背景极其庞杂的十人组，在抵达巴黎之初，除了获取最高品质教育的雄心壮志以外，彼此间几无共同之处。但他们结合为一个团队，而这种结合，也正是参与过这种自我启发演练的人士的共同经验。
随着相互间友谊的滋长，他们结合成一个不很严密的组织，目标是“协助人灵”。协助人灵，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以什么为业？他们有什么产品？他们不可能如何精确地答复这类问题，他们早期的运作过程就是证明。他们首先重拾罗耀拉早年那股不切实际的雄图、打算前往圣地工作，于是他们辗转来到意大利，希望取得教宗许可，让他们去耶路撒冷朝圣。但就像许多理想远大、计划不周详的策略一样，他们既动弹不得，他们的计划也一筹莫展。没有船驶往耶路撒冷；不断升高的政治紧张情势，使得船只不敢进入地中海，遭鄂图曼土耳其帝国舰队袭击的风险已高得令人却步。
这个十人组就这样困在意大利，这当然令他们极度失望，但事实证明，对他们自己与对世人而言，这都是一件万幸的好事。他们闲来无事，就在意大利街头传教，在医院工作，做其它一切符合他们助人宏愿的事。在街头传教的工作上，他们十人的本领参差不一。伙伴们犹记得罗耀拉在意大利城市广场上传教的情景。他以几乎让人不解的西班牙语、拉丁语与意大利夹杂的洋泾滨，不屈不挠地传福音，惹得当地小童嘲笑不已，还以苹果丢掷这位秃顶、跛脚的巴斯克人。
事业体的组成
就表面而言，无论他们是否深刻自觉，这十位耶稣会士的作为失败了。但事实上，他们唯一真正没能做到的事，就是不引起瞩目。他们具有冲动、创造力与弹性，即便是早期这段在意大利的即兴作为，也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品质就是本最佳的广告，世事往往如斯；十人组在意大利的整体表现有口皆碑，而罗耀拉笨拙的街头传教算是唯一的例外。教宗与其它教会官员开始找他们担任一些零星的传教或讲学工作。没多久，他们中有两人奉命前往意大利中北部帕尔马（Parma），两人往席安纳（Siena），一人到那不勒斯。常言道“人才终究会脱颖而出”，而这时天主教会对人才需求之殷尤胜于往昔。马丁·德与其它改革派人士在不过一个多世代的时间已经在欧洲大有所获。千余年来，教会在欧洲精神与道德事务上一直享有几乎绝对的领导权，但在历经改革派二十年的大举挞伐之后，梵蒂冈所能依靠的，只剩下地中海沿岸少数几国的效忠。早已僵化的天主教会，很容易授人以攻击的口实：腐败的官僚充斥于它的各个阶层，它的底层组织也放眼尽是教育程度不佳、士气荡然的神职人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罗耀拉等十人来到巴黎，而他们带来的活力、正直、与知识力，迅速结合成为梵蒂冈得来不易、迫切需求的振奋济。
但就像今天许多初放光芒的新秀一样，这十位友人很快沦为他们本身的成功与名誉的牺牲品。经过在意大利的几年停留，罗耀拉这组人马已面临解体边缘。尽管他们已经为来自各方的需求疲于奔命，但小组积下的待办事项仍多得必须有“四倍人力”才能完成。但另一方面，他们之间的向心力却越见强大。不到数年间，同样这十人不仅散居意大利，不分处于欧洲各地、甚至更远的异域：葡萄牙、爱尔兰、德国、奥地利、瑞士、与印度都成为他们的驻地。
展望前程，散居于世界各地已成定局，这使他们首次就他们长远的共同前程前进严肃的辨论。他们是否应该成立一个修会，并推选一位总会长？或者他们应该继续维持这种松散的组织，而接受终有一日组织将因派驻地域过广而解体的现实？迫于工作，他们只能在一整个夏天断断续续讨论了这个问题。最后他们决定组建一个事业体。为什么？
英雄豪气与相互的仰慕。这绝非今天大多数公司（那些庞大、笨重、官僚、没有想象力、一味争强好胜、没有个性的现代公司）的结合要素。使今天大多数公司结合的是什么？是群聚效应、规模、资金、全球性触角与粉碎对手的广大能力？是的。是有限的权责？当然。是上市以谋致富？自然没错。但英雄豪气与相互的仰慕？这却是从何说起。
这组人同意因着工作机会而让他们形分；事实上，对于能有机会在他乡异域一展所学与发挥想象力，他们也颇感欣喜。他们不可能只为了保持密切接触就放弃海阔天空的各式机会。他们似乎仍然深信，即使因任务所需，不得不形分，他们仍然有办法保住将他们连系在一起的那股精神。他们扪心自问的一个问题，说明他们对事业体的期望，与我们大多数人对我们公司的期望不尽相同。这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有一种相互了解，使我们之中派出去的人，仍为我们挚诚关怀，就像这些派出去的人也念着我们一样？”毕竟，若非如此，成立或加入一个机构又有什么意义？若非如此，何不干脆独来独往？
组织是僵化的开始？未必！
只是，他们没有骤下合组事业的决定。有一些负面因素必须考虑。十六世纪那时候，修会名声并不顶好，一位耶稣会创始伙伴就曾指出，正式组建修会只会损害到他们这一小群人得来不易的诚正美誉：“‘修会服从’这个名词似乎已经不为人所喜，已经为信仰基督的人们唾弃。”更何况他们心目中的修会应该拥有敞开的弹性，以追求随时出现的机会，他们担心教宗会搬出一套既有教规加在他们身上，锁住他们，“不提供充分机会”，使他们无力遂行四方之志。他们要保护他们机动、调适与革新的能力。
一个认论点让小组成员对组织修会一事疑虑尽去：“服从衍生于一种英雄行径持续不断的人生，衍生于一种英雄气质。因为真正生活在服从中的人，应随时做好准备，以便毫不犹疑、立即执行派给他的任务，无论任务有多艰巨。”
一种英雄行径不断的人生与英雄气质。这又是绝大多数公司不会让我们联想到的事。但罗耀拉与他的团队考虑到这个问题。组成团体是伸张英雄气概之路，是维系相互“挚诚关怀”的最佳途径。他们决心将他们的小团体正式化，并争取教宗批准，成立一个名为“耶稣会”的新修会。
走自己的路
不幸的是，梵蒂冈的官僚系统确曾设法，想将罗耀拉的小组纳入一个根基稳固的既有修会、即提亚提那修会 之中。这本是一件完全合理的事。提亚提那修会拥有罗耀拉的小组所欠缺的一切。他们有很好的人脉，创始人是内定将成为教宗的一位势力庞大的枢机主教。他们搬石砸脚财务资源，而且成员人数有增无减，而耶稣会的小小团队则是个资金欠缺的新组织。但耶稣会决心在修道生活上遵循他们自己的革命性作法，经过一些非正式管道的外交折冲，在得非一位未来的教宗之后，耶稣会终于获得批准，成立属于他们自己、拥有本身规章的修会。但梵蒂冈官方对耶稣会长期的存活力存疑。教宗由于不放心，在一开始还限制他们的会员人数不得超过六十人。
今天，有两万多位耶稣会士在全球一百余国工作着。提亚提那修会的人数约为两百人。
依纳爵·耀拉的领导
不知如何，圣徒罗耀拉的故事，比创业领导人罗耀拉的故事更能引人入胜。他的形象在纳入领导丛书以前，必先经过一番打磨、整饰。当然，他曾是战场上的英雄，但有关他蓬首垢面的那些情节必须删除。而且人们乐见的，是一支更强调抱负、更有公司味的早期耶稣会团队。再怎么说，他们建立了全世界最伟大的教育网络。何不就从他们下定决心这么做开始，省去那段“彼此情怀”的累赘？
今天的人该怎么做才能成为成功的领导人？如果罗耀拉所示的途径包括一条断腿，一次经年的朝圣之旅，一年的彻底默想，以及两次的被捕入狱，绝大多数神智清醒的人都会敬谢不敏，而宁可选择一条传统的晋身之道：读一个企管硕士学位，并找一位强有力的人士拜师。
尽管耶稣会在罗耀拉最后十五年人生旅途中写下如此成就，即使那些对罗耀拉的事迹深感同情的人，或许也禁不住会想，如果罗耀拉能在29岁时已经浪子回头、而不是49岁，耶稣会的成就不知还要大多少。
果真如此，耶稣会的成就可能反而有所不及。
将罗耀拉的故事重铸为一种一般容易接受的模式，虽不失为一种方法，但从他的真实生活与他的团队的发展过程中深讨领导真谛，则更值得吾人一试。人们往往使用检视履历表的同样方法，检视罗耀拉在成立耶稣会以前的人生过程：找寻有形的具体成就，对其余内容不予理会。罗耀拉几近三分之二的人生旅程中，并无可以示人的具体成就。但他与他的团队的成就，或许不亚于最擅长营造履历之士，甚至较他们犹有过之。耶稣会士了解自己；他们透过创会前的历程，对他们属意的团队工作有了明确构想：要以英雄豪气为驱策，要以开放的胸怀面对机会，要经由互助互持紧密结合。一旦终于成立修会，他们以一种爆炸性的冲劲拓展业，而这种冲劲无论在当时或任何其它时代都属罕见。这些事实，应该不只代表着一些偶然而已吧？换言之，耶稣会士所以能在创会之初立即大获全胜，而且还能持久不衰，应该与他们在创会以前体现的自我认识与团队价值有关。到最后，这些无形成就对个人与组织成功与否的重要性，或许犹胜于那些有形的具体成就。而我们在检视他人履历表、或在筹划我们本身的前程时，往往只重视具体成就。
以另一角度加发说明。若不是在帕隆纳遭遇那场军事祸事，罗耀拉很可能一步步在军事与宫廷生涯攀升，而永远无缘一深他的长处、弱点、价值与人生目标之秘。一旦不具备这种自觉，罗耀拉在军旅与宫廷生涯的成就，很有可能，甚至几乎可以确定地说，将不及他身为耶稣会创始人与领导人而有的成就，即使他历经十年曲折、走了许多蜿蜒曲折的道路之后，才于迟暮之年创立修会，这也将是必然的结果。罗耀拉若继续从军，或许能在十六世纪西班牙的晋身之阶稳步攀升。但若不是在真实生活中遭遇那许多挫败、危机与挑战，他或许永远也不会绞尽脑汁思考自己是谁、要什么，有什么个人资源、以及自己何以一路走来颠沛如是等等问题。只有在扪心自问并解答这类问题以后，一个人才能养成个人领导能力。
众多修会中的一个？
本章主架构的问题是：“耶稣会是什么？”迄今仍只回答了一半。耶稣会士成立修会以后，究竟想做些什么？很显然，他们没有什么特定的事要做。或者，比较公允的说法是，他们在做的切合一项任务提示的任何事与一切事，只是这项任务提示却极难界定：助人，而且英勇地助人。但他们尽管将自己带进一个广阔的策略竞技场，这个竞技场并非全然敞开。他们毕竟成立的是一个修会，无论所谓修会究竟是什么。
在反对耶稣会士自组事业体的梵蒂冈人士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对罗耀拉与他的理念有所非难。许多教会官僚有一个较基本的反对理由：欧洲各地的修会已经为数过多。与今天的情形一样，当年绝大多数神职人员也不属修会，而是地方主教治下教区的成员。但早自教会有史以来，就有成群教士与非教士传道人，在这类地方性主教辖区网络以外结合，组成所谓修会。每一个修会都有略有不同的规章，不同的传统，与不同的一群人，往往造成混淆与困惑。由于修会跨越主教辖区，主教监督不易，若干官僚于是担心修会将使困扰着教会的贪腐问题更形加剧。
其中有些修会，因一位圣洁的创始人的领导魅力而茁壮。以圣方济 为例，他虽然表明无意领导一个大规模的修会，但凭借他四射的魅力，终其一生仍吸引了三千多追随者。还有些修会成立的目的无他，只为满足一位教会高层人士刻意营造传承的狂热而已。另有一些修会则借此为自己辟出一番独特的职业天地：圣殿武士团 的武士们，誓言保护前往圣地朝圣的基督徒，并且在热门的朝圣路线沿途建立一连串要塞。
只是根据传统，修会养成的主要是崇尚默想沉思的会士，而不是舞刀弄剑的武士，圣殿武士团不过是极端特例罢了。大多数修会都守着一种或另一种修道清规。旧约圣经圣咏（基督教圣经译为诗篇）作者写道：“我因你公义的典章，一天七次赞美你；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圣本笃（St.Benedict）的修会笃信躬行这番话，并根据它在第六世纪订定一套著名的修道清规，直到今天，许多修会仍然奉行有加。圣本笃的会士每天七次定时祈祷，其中一次在午夜；白昼大部分时间，都在静修、室内劳动与默想之中度过。有些会士更进一步追求着默想的人生。圣勃伦诺（St.Bruno）曾率六位同伴深入阿尔卑斯山远离都市尘嚣的高处，在嘉尔笃（Chartreuse）建立修道院。勃伦诺成立的修会，以及他的会士们为御寒而酿的甜酒，都以这座修道院院址为名，而称为嘉尔笃。讲究苦行的嘉尔笃修会教士们，过着一种隐士般的生活，至今犹然。他们都在一个较大的团体院落中的一个私人小间自己煮食，只有在共同祷告与极少有的休闲时间才与伙伴们共处。
数以百计的修会成立，数以百计的修会至今犹存。有些修会名声响亮，在全球各地拥有超过万人的成员：如耶稣会、道明会与方济会等等。还有些修会规模与名气都小得多，它们往往有一些谜样的、几乎称得上神秘的名称：如史卡布尔 、尤迪斯 、索马斯康 、祈祷会 、罗斯明尼 、前圣体匣会 、第一位隐士保禄修会 、圣痕教士与兄弟会 、黎巴嫩马隆奈修会 、柯隆纳山嘉玛道理会 、与上帝圣若望慈善团 等等。
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认同
在如此五光十色、令人目为之眩的众多修会中，一个修会如何脱颖而出？这许多修会有何异同？耶稣会又如何切入？
首先，每个修会虽或各自强调某些传统或作法，但都是天主教会的一份子，也都信守天主教的核心信念。即使耶稣会也不能例外，尽管天主教会内部一些耶稣会的敌人（甚至或许还包括一、两位对耶稣会恼炎不已的教宗）对耶稣会心存疑虑。耶稣会的会规不像圣殿武士团一样，要教士们投身于一种特定行业，耶稣会士们也没有专门行业。虽说早自创会初期起，高等教育即一直吸收着耶稣会大部份人力，但耶稣会创始人培训成员的着眼，在于使他们能从事任何“助人”的工作。最后，耶稣会不以独特的团队颜色自我突显。举例说，热爱卡布奇诺咖啡的人，免不了联想起嘉布遣会（Capuchin）修士褐色会袍；路过伦敦白修士街的人，也不免忆起着白袍的嘉尔默罗圣衣会在当地建立的修道院。耶稣会又如何？他们在会袍上毫无独特之处。他们一直穿著简单而传统的“黑袍”，直到几位早期耶稣会士为适应亚洲文化（在亚洲，修士阶级的袍服五颜六色，独缺黑色）而改变衣着为止。
像所有其它修会成员一样，耶稣会士也宣誓信守贫穷、贞洁与服从的戒律。而且这些誓言是全无变通的铁律：会士不得拥有（实质）个人财物，不得婚娶，不得有性，而且当长上要你前往任何遥远偏僻的地方时，你都必须去。在一些罕见的案例中，有些修会似乎认为为贫穷、贞洁与服从戒律的挑战性还嫌不足，从而又加上一些额外的戒律。已有数百年历史的麦西修会（Order of Merced），有一个浪漫的别名，称为赎人修士或俘虏修会，因为它的成员必须宣誓愿意以自己为人质，换回被俘虏的人。耶稣会是这类罕见案例的又一例；在多数成员发誓遵守第四条特别戒律，必须立即出动、完成教宗交付的任何使命。当然，与救赎兄弟的特别戒律相形之下，这条戒律显得较为平淡无奇，但它无论如何是耶稣会的一种标志。
修会成员可以包括男性或女性，神职人员或非神职人员。有时一个修会又分为两、三个较小的修会。举例言之，道明会分为男道明会、女道明会、与非神职人员组成的所谓第三修会，它们各管各的事，但都遵循圣道明的传统与见解。与道明会不同的是，耶稣会为清一色的男性组成。
或许，应该说几乎完全是男性比较妥当一些。如果至提欧·齐兹有知，一定会对“清一色男性”的说法表示不满。至提欧其实是奥地利的乔安娜，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尔斯五世的女儿，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妹妹，葡萄牙王储的未亡人，她的关系显然非常好，显然是道道地地的女性，可是，她也是耶稣会士。早期耶稣会士辛苦经营，为耶稣会争得许多有权势、有声望的支持者，玛提欧是其中一人。罗耀拉建立的人脉，最后终将欧洲权力舞台的关键性角色网罗殆尽，其中包括教宗、公爵、与亲王。创会不过数年，耶稣会成员扩增十五倍，他们的工作量也等幅增长；而如此迅速的成长主要依靠赞助者布施的机会与财务支持。据说，葡萄牙王若望三世曾对一位显然因耶稣会声势过大而忧心忡忡的随员说道：“即使会因此失去部份疆土，仍然愿意让整个耶稣会全体进驻他的王国”。
尽管罗耀拉对关系良好或“较不起眼”的人士一视同仁，要他们奉行守贫穷的戒律，但这些欧洲权贵除提供耶稣会士工作机会与财务支持以外，还往往要求入会。没隔多久，耶稣会士名册上已经凭添许多鼎鼎大名、曾经倘佯于意大利博物馆与旧王宫的观光客，对这些名字想必耳熟能详：博日亚、公撒格、艾卡维华、贝拉敏。这些人都为加入耶稣会而舍弃财产，但可没有丢掉家族姓氏或关系。今天一些成功的公司，因拥有人脉四通八达的员工而能如同名片自动检索机一般、要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当年耶稣也因同样理由而获益匪浅。
但每隔一段时期，耶稣会耕耘欧洲精英份子的努力就会惹来麻烦。能使奥地利的乔安娜这类重量级人士支持耶稣会，自然令罗耀拉欣喜；但当满腔热情的乔安娜宣布要加入耶稣会是时，他的欣喜化为惊慌。对乔安娜而言，身为女性、而且丝毫无意放弃皇家生活方式的事实，似乎都不是克服不了的障碍，她也显然认为罗耀拉不会只因这些小小的顾虑就不让她入会。罗耀拉于是处于一种两头皆输的窘境。若是拒绝她入会，等于让这位惯为人们奉承的公主吃上闭门羹，而可能惹来她的愤怒。但接纳她入会，又可能导致极度难堪，一旦她的皇兄、她的皇父或欧洲人发现，耶稣会只因一位女性与依纳爵·耀拉个人交好，就格外施惠让她入会，甚至可能引发丑闻。
乔安娜如愿以偿，加入她无比仰慕的耶稣会，不过她必须信守一个入条件，就是放会事宜必须严格保密。乔安娜于是快乐地继续进行着她的皇家事务，一方面秘密享受着她身为耶稣会唯一女性成员的特权身份。对于这位神秘的玛提欧·齐兹，似乎从不在教堂或在休闲室露面用餐一事，位阶较低的耶稣会士也从未过问，这使罗耀拉与他的核心领导层大大松了一口气。
因此，精确地说，耶稣会现在是一个清一色的男性修会，而它一直以来也是一个纯男性的组织，只有一个例外，或许应该说，只有一个直到现在才曝光的例外。
“贫穷、贞洁与服从”丧失吸引力
几乎所有的修会还有一些共同之处：它们面对困境往往无法支撑。那些可怜的教士，必须向MTV世代推销“贫穷、贞洁与服从”，确实也太难为他们了。修会的成员总数直线下滑。在1965年，全球各地的修会神职人员总数几近23万；今天，尽管作为他们服务对象的天主教教友不断增加，他们的人数已不满15万。而且，根据人口统计资料，修会的前景也不乐观：美国境内神职人员的平均年龄约为60岁。耶稣会也未能幸免于这种趋势。在1960年代，全球各地耶稣会士总数达36000，今天则为21000左右。但耶稣会的处境仍比大多数其它修会强得多。在与道明会、方济会同一个时期相比，耶稣的规模在相当长的时期总是相形见拙；而今天，耶稣会已是全球最大的单一修会。
但耶稣会的韧性，曾历经远较21世纪初期这种不友善的通俗文化更加严厉的考验，而且耶稣会士本身的战术也助长了威胁他们的这些熊熊火焰。罗耀拉似乎在一开始，已经很清楚会士们的雄心大志，以及时而失之莽撞的运作风格有危险。一位拜访托斯卡尼大公夫人府邸的耶稣会士，直斥那些浑身上下珠光宝气的有钱妇女过于浪费，坐视连基本生活必需品都没有的穷人于不顾。罗耀拉无疑也支持这位会士的义愤，但他还是指责这位会士既在人府上做客，就不该如此莽撞地抨击主人的生活方式：“有些人（已经）认定我们有意统治世界，这些人根本懒得探讨事实真相，特别是在罗马这个地方，情况尤其如此。”
习于做众矢之的
罗耀拉果然有先见之明。耶稣会士一直没学会保持一种低姿态。他们总是身陷争议，而且这些争议还经常是他们一手挑起的，他们也理所当然地，以能借此一挫对手为乐。几千年下来，遭他们整得灰头土脸的敌手终于组成离谱之极的伙伴关系，展开反扑。在中国，曾发生来自其它修会的传教士，因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以异端邪说为名，谴责利玛窦与他的后继人等所采的激进作法。伏尔泰 与卢梭 等启蒙运动的自由派思想家，虽有多人受过耶稣教育，却视耶稣会为唯一能在学识上驳斥他们、替天主教会辩口的团体。欧洲各地的政界人士，为击退梵蒂冈的势力，也视耶稣会为政治标靶。保守派与自由派，政治人物与教士，虔诚的信徒与无神论者，彼此之间当然找不到什么可以同心合力之处，只除了一件事：赶走耶稣会。
1770年代中期，在耶稣会成员达到25000之际，它的敌人大举发动了攻势。一国接着一国开始将耶稣会士驱逐出境，到1773年，教宗下令解散耶稣会。耶稣会的总会长成为阶下囚，耶稣会办的学校被关闭，财产也遭没收。许多突然失去组织依靠的耶稣会士，遭武装卫士押解出境，成为流亡欧洲各地的难民。耶稣会就这样冰封了几近40年。
幸存者
老实说，所谓教宗完全禁绝耶稣会的说法略嫌夸张。虽说整个耶稣会事业体有99%以上遭到关闭，但由于一位意想不到的保护人提供的保护伞，两百位耶稣会士在一处意想不到的庇护所存活了下来。俄国的凯萨琳大帝由于极重视俄国的四所耶稣会学校，一直不许教宗的禁制令在俄境颁行。这幸存的一小群耶稣会士牢牢把握住这个漏洞，自行推选一位总会长，继续进行会务。随着时间逐渐逝去，小股“遭禁绝的”耶稣会士开始潜入俄境，加入这个俄罗斯的耶稣会修会，想方设法苟延残喘地存活下来。
美国乔治城大学出过总统校友柯林顿，以美国境内28所耶稣会创办的大专院校的第一所而自豪。但乔治城大学创校于1789年，适当耶稣会被禁期间，因此，实际上是由“前”耶稣会士创办的学校。这些前耶稣会士于1805年加入俄罗斯耶稣会修会。随着教宗在1814年为耶稣会平反，乔治城的这组前会士与其它人也重新加入全球耶稣会修会，这段奇特的加盟关系也因此仅持续数年而终止。喜欢对历史事实做一些荒诞假设的人，不妨沉思片刻：假设俄国大革命在耶稣会复会以前终止，这个乔治城大学会是什么样子。
永不妥协
运气、精明的外交手段、以及地缘政治景观的改变，都发挥一部份作用，使耶稣会终于度过这场大难。但耶稣会之不死，更重大得多的关键，在于流亡各地会士显现的不服输的强韧，他们不肯放弃耶稣会，也不肯放弃它的理念。今天，当运动团队凭借自信，而能重新振作、在最后一刻反败为胜时；当哈雷机车的员工自我投入、拯救公司于崩溃边缘时；当为人父母者自我牺牲、撑持家人度过似乎难以度过的财务困境时，类似当年耶稣会的故事在较小的舞台上反复重演：成功来自许多人永无止境、不屈不挠的努力，而不是一个人的孤立作为。
所谓事业体的意义
本书反复称耶稣会为一种“事业体（company）”，对一些耶稣会士与一些非耶稣会士而言，这是一个同样恼人的名称。有些耶稣会士憎恶这个称呼，因为它将耶稣会与一味牟利的企业相提并论，玷污了他们崇高、伟大的组织。反之，一些死硬派的自由市场论者也会驳斥这种比拟，因为耶稣会是修会，不是一个营利企业，称它为一个事业体有失公正。
但所以称耶稣会为事业体有一个很直截的理由：因为耶稣会士本身也如此自称。当最早期几位耶稣会士结合时，他们根本没有名称。时人称他们为依纳爵派（Iñiguistas或Ignatiani），意即跟随依纳爵·耀拉的一帮人。这类型名称不乏先例可循。毕竟，道明会指的是追随圣道明的人，方济会指的是追随圣方济的人。但或许为了杜绝个人教派之患于未然，罗耀拉力促伙伴们另取一个称呼。最后他们决定自称为“耶稣会（Compaña de Jesus,英文译名为Company of Jesus）”。在正式的拉丁文文献中，耶稣会的名称为“耶稣会（Societas Iesu,即Society of Jesus）”，因此耶稣会士时而也称他们的团体为“修会（the Society）”。
无论最早期耶稣会士如何自称，这称呼和“耶稣会士（Jesuits）”绝对差地远。耶稣会的称号源于1500年代中期。对有些人而言，它只是一种方便的称呼，但在众多人士心目中，它带有更加邪恶得多的意涵。当时有一位英国人厉斥“这个耶稣会教义（Iesuiticall doctrene）带来的、极为危险的感染力，以及…无可救药的毒害”。就像历史上其它一些背负恶名的团体一样，耶稣会于是干脆以这项恶名自称，而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只是他们一直未能完全挥别耶稣会的（Jesuitical）一词的“狡猾、伪善”意涵，这个意涵也在一版又一版的字典上不断出现着。
就这样他们成立了一个事业体。但他们认为他们成立的是哪一种事业体？他们所谓的事业体究竟属何意？今天，一谈到事业体或公司，几乎定然意指一种商务企业。但在十六世纪，所谓compaña的意义通常大不相同：如宗教组织、军事团体、或只是一群友人罢了。今天在美国那些庞然大物的公司中奋力挣扎的人，很难想象公司与伙伴这两个词有什么关连，但无论怎么说，company与companion两字源出于同一字根。而耶稣会创始人对于他们的compaña的理解也正是如此：耶稣会开宗明义、也是最重要的定义，就是由精神意义上的“耶稣的伙伴（companions of Jesus）”组成的一个宗教组织。但同样，创始会士们彼此也相互是伙伴与朋友，而且也决心让这种精神注入他们的compaña。前文曾述，他们创会的一项主要动机，是他们希望以一种团队方式运作，在这种团队中“我们之中派出去的人，仍为我们挚诚关怀，就像这些派出的人也念着我们一样”。
称耶稣会为一种事业体，也凸显他们的compaña与现代公司之间的类同之处。比较耐人寻味的问题，不是称耶稣会为事业体是否恰当，而是事业体的意涵何以与它早期的意涵偏差得如此离谱。在丰沛的“友情伴侣”之流滋润下，加以追求“英雄行径不断的人生与英雄气质”的才赋之士争相投效，耶稣会事业体欣欣向荣。列名《财富》杂志五百大排行的那些公司中，又有多少能抱持类似的创始宗旨？加入现代公司的人，有多少为的是以行动强化他们的英雄气质？为什么现代公司如此彻底地不能成其为“友人群体”，如此再也寻不回同志之爱？
以下几章将详述耶稣会士如何营造这样一个事业体，他们的四大支柱作法，又如何直到今天仍能在各行各业塑造拥有英雄气质的领导人。但在这篇耶稣会领导故事的一开始，时间背景首先要跳到创会70年以后，谈谈一位在遥远的中国一角、孤独以终的耶稣会士。